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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放跟在后面，走出公安局大门时，忍不住问道：“樊总，他真的没有您的把柄了？那些旧账……” 樊霄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审讯室那扇厚重的铁门，眼神深邃：“有没有，都不重要了。只要他进去了，那些东西就算流出去，也没人会信一个罪犯的话。更何况……” 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而且，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了。从他动第一笔钱开始，我就在等他露出马脚。” 走出大门，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带着初夏的燥热。 樊霄眯了眯眼，拿出手机，给游书朗发了条信息：【搞定了，回家。】 发完信息，他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胸口那块压了许久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赵明远进去了，樊国栋也进去了。 这场持续了半个多月的内斗，终于画上了句号。虽然过程有些惨烈，手段有些血腥，但结果是好的。 樊氏集团现在除了樊余还有见风使舵的老家伙，把这几个人清除掉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他了。 他坐上车，对陈放说道：“回公司。” “是，樊总。” 黑色的迈巴赫启动，平稳地朝着樊氏集团的方向驶去。樊霄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游书朗的脸。 那个总是温温柔柔、会给他煮面、会在他疲惫时给他拥抱的人。 在这场尔虞我诈的商战里，游书朗是他唯一的净土。他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铠甲。 想到这儿，樊霄紧绷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等处理完公司的事情，他一定要好好陪陪游书朗。带他去旅游，去吃好吃的，去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毕竟，他欠他的，实在是太多了。 回到公司，樊霄直接召开了高层会议。 这次会议的气氛，和之前截然不同。长条会议桌旁，所有人都正襟危坐，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服从。经过赵明远和樊国栋的事情，所有人都看清了樊霄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樊霄的权威，再也没有人敢动那些不该动的心思。 樊霄坐在主位上，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沉稳有力：“各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那些蛀虫已经被清理了。从今天开始，樊氏集团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希望各位能同心协力，把公司做得更好。当然，如果谁不想好好干，赵明远就是下场。” “是！樊总！”众人齐声应道，声音洪亮，不敢有丝毫懈怠。 “另外，”樊霄顿了顿，“关于法务部总监的位置，我会重新任命。散会后，陈放会把新的任命书发给大家。我希望新的法务部，能真正成为公司的盾牌，而不是刺向公司的利刃。” “明白！” 会议结束后，樊霄回到了办公室。他坐在宽大的真皮椅子上，看着窗外繁华的城市景色，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 夕阳的余晖洒在落地窗上，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游书朗发来的信息：【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看着屏幕上那行温暖的字，樊霄笑了，眼底的寒冰彻底融化。他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敲击，回复道：【想吃你。】 发完信息，他把手机扔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第119章 铁证如山 审讯室的白炽灯从早亮到晚，没日没夜地照着那张金属审讯桌。 赵明远瘫软在特制的审讯椅上，曾经那副精英律师的体面荡然无存。西装皱巴巴的，领带歪到一边，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锁骨下面青色的血管。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像一棵被暴晒了太久的树，叶子掉光了，枝干也枯了。 几米外的另一间审讯室里，樊国栋坐在同样的椅子上，同样的灯光，同样的手铐。但他的脊背挺得很直，审讯椅的金属靠背硌着他的脊柱，疼，但他没弯。 他是樊家人，樊家人不低头。 这是从小老爷子教他的——樊家的男人，骨头是铁打的，弯了就是断了。 但他的西装已经不像样了。那件深灰色的定制西装皱得像一团被揉过的报纸，领口有一块暗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什么。他的头发也乱了，平时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头此刻像一堆枯草。但他的眼神没散。 他是樊国栋，樊氏集团的二当家，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他见过父亲突然离世时公司的动荡，见过董事会里的刀光剑影，见过竞争对手明里暗里的手段。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扛过去。 但他没想到，最后把他送进来的，是他的亲侄子。 警察翻开面前的卷宗，一页一页地翻，每翻一页，纸页的沙沙声就在安静的审讯室里回荡，像秋天的落叶被人一脚一脚地踩碎。 “樊国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樊国栋没说话。他看着警察身后的那面墙，墙上挂着一面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滴答滴答的，像有人在敲门。不知道在敲谁的门，但他知道，有人在敲他的门了——不是来救他的，是来带他走的。 警察又翻了一页，念出了几行字。“去年三月，你通过赵明远，从公司账上转走一笔钱，金额三千万。去年七月，又是一笔，五千五百万。去年十一月，三千八百万。今年二月，七千两百万。这些钱，经过七个壳公司，最后进了你在开曼群岛的私人账户。每一笔都有记录，每一个账户都有你的签名。”他合上卷宗，声音不大，但审讯室里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樊国栋的喉结动了一下。他的嘴角扯了一下，不算笑，那是一种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像一个人被逼到了墙角，知道出不去了，但还想试试。 “没什么要说的。” 警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那目光里有审视，有厌恶，有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可能是叹息，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进来的时候一个个都觉得自己不会输，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觉得全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但最后，他们都坐在这把椅子上，手上戴着同一副手铐。 樊国栋被带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他没有看警察，他看的是桌上那堆卷宗——他的罪证，一页一页地摞在那里，像一座小山。每一页都是一把刀，每一把都插在他身上。 走廊很长，灯光惨白，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古老的丧钟。 隔壁的审讯室里，赵明远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的律师来了——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头，他跟警察交涉，说“我的当事人精神状况不好”“需要就医”“需要休息”。警察看了他一眼，把一份文件推过去。“你看看这个，再跟我谈休息。” 老律师拿起那份文件翻了几页。那不是什么证据，是一份名单——上面列着赵明远在曼谷的几个秘密账户的账号、金额、开户时间，每一个都清清楚楚，像有人把账本摊在你面前，告诉你“别装了”。老律师的脸色变了。 他把文件放下，站起来，提起公文包，走到赵明远面前，低声说了一句赵明远没听懂的话，然后转身走了。 “张律师！张律师！” 没有人应。 赵明远看着那扇关上的门，他的最后一张牌，还没打出去就被人收走了。 “赵明远。”警察叫他的名字。 赵明远转过头看着他。 “你的律师走了。你现在需要自己决定——是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还是继续扛着，把牢底坐穿。” 赵明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铐在灯光下泛着冷光，金属的，冰凉。 他忘了——账本会说话，钱会留下痕迹，人会开口。 “我配合。”赵明远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跟自己说话，“我都说。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同一时间，樊霄在曼谷的办公室里，对面是从国内飞来的经侦人员。桌上的录音笔亮着红灯，正在录。 樊霄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发现账目异常，到派陈放去查，到查到海外账户，到找到那个账房，到拿到账本。每一个环节都说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一项不落。他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夸大其词，说的都是事实。事实不需要修饰。 “樊国栋的网织得很密。从公司账目到海外账户，从壳公司到医药批文，从国内到曼谷，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人。他不是临时起意，是蓄谋已久。每一步都想好了，每一个退路都留好了。但他忘了一件事——网再密，也有线头。线头一拉，网就散了。” 经侦人员点了点头。“这些证据，够判他了。” “够。但我要的不是判他。”樊霄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是让他再也不能出来。不止他一个，还有谁，帮他转钱的是谁，帮他洗钱的是谁，帮他买通药监局的是谁。一个都不能少。” 经侦人员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点东西，不是同情，不是佩服，是那种见多了人间百态之后的一种叹息——一个人要经历过什么，才会对自己的亲叔叔下这样的狠手？“你放心，法律会给你一个交代。” 樊霄站起来，走到窗边。 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亮得刺眼。 他想起曼谷郊区那个仓库里的那堆纸箱——本是能把樊余拉下来的东西，结果引出了一个赵律师还连带一个樊国栋，但如果他们不被带走，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可能就是他了。 不是可能，是一定。 他们不会放过他，不会给他留任何退路，不会给他任何翻盘的机会。 他输了，可能就是死。 “樊总？”经侦人员喊了一声。 樊霄回过神来。“嗯。” “你可以走了。后面的事，我们会处理。” 第二天下午，樊霄去看守所见了樊国栋。 隔着玻璃，两个人对视。 玻璃是透明的，但那一层薄薄的玻璃像一堵墙，隔开了两个世界。 樊国栋穿着橘黄色的拘留所马甲，头发剃短了，看起来老了不止十岁。 樊霄拿起电话听筒。樊国栋也拿起来。 “你瘦了。”樊霄说。 “拘留所的饭不好吃。” “您以前从来不挑食。”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偶尔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不知道是谁在走，但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上。 “二叔，你恨我吗？”樊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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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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