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借着去卫生间出去避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坐到了最后一排，没想到刚坐下就发现旁边正是赵书记的儿子赵立人。王主任还没说完，两个人对视一眼彼此都有些尴尬，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再后面是自由发言，其余的党员同志主动发言，听来听去都是批评赵书记的，从头到脚一点细节都不放过。王耀偷偷看了一眼赵立人，他苍白着脸，时不时飞快地看一眼站在台上的赵书记，就又低下头去，看起来极为不安。王耀本以为他会起来帮赵书记说点什么，但直到结束了也没有。
父亲显然心情也不好，散会的时候没和别的厂领导一起走，而是和王耀一起慢慢走在人群的后头。王耀略带责怪地对父亲说：“我原本以为你会替赵书记说两句。”
父亲看了他一眼，唏嘘道：“已经不是‘赵书记’了，以后就是‘赵宝丘同志’了。”王耀默然，父亲又接着说，“我要替他说什么，就该陪他被批判了。形势比人强，反右倾是中央定下来的，不是几个人说几句话有用的。今天没人替他说话才叫好。”
王耀不解，问：“为什么这样反而好了？”
父亲解释道：“批评得越凶，越说明他没团伙，也就是说厂里没有反党集团。现在的处理算是轻的了，要是真被定性成反党集团，就不是开几次批判会这么简单了——到时候遭殃的也不止老赵一个人。现在事情尚有余地，老赵反思检讨，争取到此为止。大不了从头干起，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王耀知道父亲说得在理，但是心里还是迈不过这个坎，嘟哝着说：“之前厂里很多人不都是赞成赵伯伯的想法吗？如今所有事都推到他一人头上，太不公平了。”这话虽然是问句，其实不过是在牢骚抱怨罢了。
父亲无奈地摇头叹气：“哪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这是他走的一步险棋，不管赢了输了都得他自己担。”
02
第二天王耀顶着一对黑眼圈去了厂里。
昨晚回家之后他一直想着赵书记的事，还有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一切都让他感到很困惑。他觉得赵书记没错，为什么做对的事情要被这么严厉地批判？还是说同情赵书记的自己也是个右倾分子，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
这段时间以来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第一次让他对自己、对党产生了怀疑。但他的怀疑既不够彻底又不够决绝，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想得太深，这种不彻底让他更彷徨了。
想到赵书记在台上哭的样子，还有赵立人惊惶失措的样子。这一切像扎在他心上的尖刺，他睡不着了。
伊万见他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问他怎么回事。王耀告诉伊万昨天赵书记被撤职的事情，还有批判会上一些情况。因为不好说自己对这些事的看法，只推说昨天会开到太迟所以睡得晚了。
伊万听了便皱眉，气呼呼地站起来，说：“耀，你跟我去找刘厂长请个假。反正待在这里也没事干，你干脆回家去睡觉。”
王耀赶紧拉住伊万，说：“请什么假呀？哪能因为这么点小事旷工！”
“那他们为了一点小事开会到那么迟！”伊万带着怒气甩开王耀的手，“厂里现在就是在瞎干。前段时间赵书记好不容易改好了一点，没多久又改回去了，现在还要撤他的职。我们来是为了搞建设，既然发挥不了作用，还不如回苏联！”
王耀脱口而出，问他：“别的专家也会这么想吗？”等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问了什么，顿时懊悔不已。
伊万没有多心，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也是也不是吧。其实最近各个单位里不重视我们的情形很普遍，不少同志有些抱怨的话，觉得工作环境远不如前几年了。”他又笑了一下，“不过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想在中国做出更多贡献，我刚才的话也是。耀，你真的不用回去休息一下吗？…好吧，你说不要那就算了。”伊万坐回来，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怀念地说，“如果还像早几年一样就好了。耀，你那时候还在学校里吧？”
王耀听伊万这么诚恳地说了一大段，越发觉得内心有愧，点了点头没接话，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王耀暗叹何局长对人心的看法老道。苏共内部有规定不能对当地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伊万不是多嘴的人，这种话是绝不会和别人说的。但正因为他信任王耀，谈到相关的话题时，伊万从不刻意避讳。自己方才的问话打探意味如此明显，伊万也没有怀疑，全部坦诚相告。反观自己，他刚才还因为不愿意对赵书记被罢职一事发表看法而撒了个小谎，两相对比更是羞愧。
但最让王耀感到害怕的是自己竟脱口问了出来。什么时候开始，他对这种不光彩的事情都养成习惯了？一开始打探这种事时王耀总是很忐忑，生怕伊万听出其中的探究而生气，或是礼貌地表示他不能谈这些。但几次伊万都没有质疑，他也就渐渐大胆起来，现在竟然习惯成自然。
王耀对这样的变化既鄙夷又害怕。这算是什么呢？伊万愿意和他谈是因为信任他、将他当做朋友。他利用伊万的信任，诱使他违反纪律，这怎么能说得通！他是这样没良心的人吗，要是伊万将来知道了又该怎么办？
他又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伊万，也对不起所有苏联来的专家同志。几个月来，从与伊万的交谈中，他只是越发感受到苏联专家们对中国的热情。他们为了帮助中国而来到这里，却平白受到怀疑和监视，更是说不通。
即使非得这么做不可，王耀也感到他自己并没有资格。他在心里同情赵书记，那不就也是右倾分子吗？当他问伊万看法的时候，难道他希望苏联专家们赞成反右倾运动吗？那难道希望他们反对吗？
就比如说伊万今天的话该不该告诉何局长呢？如果原话报给他，不知道上面会怎么理解，但王耀觉得伊万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生产混乱，厂里职工的抱怨他听得也不少，为什么苏联专家们就不能有意见？如果以此为凭据，说苏联专家反对中国的政策，也太荒谬了。
眼见到了八月底，周末何局长又该打电话来了。专家局对翻译的工作情况很少直接过问，只要年末交一份述职报告即可，加上造船厂离市中心远，两人见面比较麻烦。一开始何局长到厂里来过几次，名义上是跟进伊万学习拼音这件事，但也不少长久之计，后来就改成电话联系了。
何局长和王耀约定每两周打一次电话。伊万周六下午要去市里开党组会，一般晚饭后才回来，何局长就在这段时间里打电话到伊万的办公室。
王耀心里矛盾，连着几天坐立难安。其实他早就不想继续向何局长汇报了。
何局长也未必有多高明。他只想到让王耀关心伊万、好让伊万信任他，却忽视了人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两人的关系越亲近、伊万对王耀越是信任，王耀也越不忍心欺骗伊万。之前他为的是自己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有意义，即使歉疚也还得做；但是一旦开始动摇、开始质疑，他就再难说服自己做下去了。
周六的时候何局长照常来了电话，王耀开门见山地告诉何局长，请他以后不要再为这件事联系自己。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他认为这么做违反国家对苏联专家的一贯政策，对专家很不尊重；二是监视伊万没有意义。伊万年纪轻、没有党内职务，一向又只和家人通信，他的观点代表不了整个专家群体。
何局长对王耀突然这么说感到很吃惊，倒也不着急，耐心地问王耀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顾虑。王耀又把之前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不肯承认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何局长便开始给王耀做思想工作，说了许多为什么专家局需要了解专家们的想法，这个工作如何重要。又说王耀进展顺利，要是他不配合的话对专家局而言是很大的损失。
何局长娓娓道来，说得极为恳切。王耀敷衍着何局长，心里又因为对方的话，为自己不负责的做法感到歉疚。他原本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可他从来都是心软禁不住说，尤其受不住这种正义凛然的说辞。
但他又想到伊万，想到自己如何对不起他。他拽着电话线犹豫，做出最后的让步：“我可以报告伊万的日常活动，只要不涉及政治方面。”
何局长有些苦闷地从鼻子里重重呼出一口气，介于叹和哼之间，泄露了他试图掩饰的恼怒。但他很快收敛了这点不悦，仍旧不疾不徐地说：“小王同志，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也不能逼你，只能向上面转述你的立场，但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是组织托付给你的任务，你不仅考虑你自己、考虑国家，也该考虑你的家庭和朋友。你还年轻很不懂事，但大事上可不能犯错误啊，否则将来一辈子都追悔莫及。”
王耀听出其中的警告和威胁，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等沉默延续了漫长的几秒之后，何局长才又笑吟吟地说：“这个事情我们下次再谈，你这段时间好好想想。现在先说说这两周布拉金斯基同志的情况吧。”
一次通话让王耀本来就乱糟糟的心更乱了。捱了两周等到月中的时候，王耀想了想还是跑去办公室了，但是等了一下午，直到傍晚都没电话来。
王耀有点莫名其妙，一开始想是不是主动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后来又觉得不要自己去招惹是非，不打电话来不是正合了自己的意吗？但王耀还是不放心，之后连续两周都去等电话，直到九月末也再没消息。
这真是奇了怪了，何局长怎么一声不响就消失了？王耀一方面担心，生怕何局长上次的警告会成真；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猜想事情是不是真就这样结束了呢？上次他话并没说死，总不至于何局长立刻就要把他的不配合给报上去吧？他思来想去，觉得何局长不像这样的人。
王耀放不下心来，打算之后找机会去专家局打听一下。但且让他暂时把这件事放一放吧！眼下离国庆只有几天了。
【上海·1959年秋】
01
国庆节总是很热闹，今年更非同小可。1959年正赶上建国十周年，上海城内早都挂出彩旗、海报——这还是伊万周末去市里开完党组会回来告诉他的。
因为是逢十的大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来中国出席国庆阅兵，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数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是最近流行的话题，大家都暂时忘记了关于中苏矛盾的流言蜚语，说着“中苏友谊到达新的高峰”之类的话。
国庆这天照例要大游行，所有单位都去。群众按单位分成方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路往城里走，在市中心的主会场前接受领导检阅。检阅都集中在上午，一些单位的方队下午还会继续在城内游行，城内各处也有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和表演。
伊万不会参加厂里的游行，他在主席台上。市政府每年总会邀请专家们去观礼，但是上海有百来位专家，不能全都去，所以是这么规定的：专家来的第一年一定邀请，之后原则上隔年邀请，再根据人数和专家的意愿调整，每年大概三四十人。
耽美小说 www[.]fushutxt[.]cc 福书 网
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34 首页 上一页 11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