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向刘厂长请了半天假，让郑师傅送他去专家局，直接要求见局长。他想的很简单，不管怎么样，他至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专家局知道要另派一个翻译来，肯定知道点内情。
伊万去的时候局长在开会，接待处的小姑娘客气地说：“专家同志，要不然您把您的事情先和我说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哪位同志能处理。”伊万摆摆手，说：“不用，我就找局长。他开会我就在这里等，等到他有空见我为止。”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孙局长迎出来握着伊万的手连连道歉，说让专家同志久等了。孙局长以前在苏联留过学，和专家说话从来不用翻译，便让陈翻译在外面等一会儿，带着伊万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伊万耐不住性子寒暄，直接问他：“我来就是想问清楚，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更换翻译？我要求您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
孙局长感到意外，问他：“布拉金斯基同志，您对新派的陈翻译有什么不满吗？”
“不，我们今天早上刚认识，谈不上有什么不满。”伊万绷着脸说，“但我和王耀同志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话，我希望王耀同志能继续给我当翻译。”伊万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不然我要继续向上级机关反映这个问题。”
孙局长听到伊万最后的那句话脸色变了变，干笑两声，说：“不就是换个翻译嘛，这种小事‘上级机关’也不具体负责。您要是对翻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
“我的要求就是让耀给我当翻译！”伊万不满孙局长打哈哈的态度，声音一下高了起来。想到自己到底算是来求人的，又放软了语气说，“我听说他被警察局抓了，您知道具体情况吗？”
孙局长神色僵硬了一下，差点脱口而出“没这回事”，到嘴边突然打住了。他思考了有一两秒，才又笑吟吟地说：“确实是这样。但公安那边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我们只收到通知说被抓了，具体为什么也不清楚。这也才刚几天嘛，可能还在调查情况。您先回去工作吧，耐心等一等不要着急。我帮您去问问，要是了解到情况一定通知您。”
孙局长本意是把人先打发走再说，后面再拖一拖，布拉金斯基同志大概没多久就忘了这事了。但没想到这位同志跑专家局还跑上瘾了，三天两头就来问情况，后来更是每天都来。孙局长要是托辞不见，他就在门口的椅子上坐着等，一坐几个小时也非要见他不可。
其实伊万算是问对人了，孙局长是少数几个知道王耀为什么被抓的人——不就是牵到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案里了嘛？反革命罪嘛！
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特别组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公安机关从一个秘密电台信号入手，顺藤摸瓜赶在国庆前一举端掉了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的情报网，报纸上都登了好几次，整版整版地介绍破案过程、后续处理。
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案件把上海专家局也扯进去了。专家局内部潜入了国民党特务，还策反许多翻译提供苏联专家相关的情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何裕平时谈起共产主义理论说得头头是道，谁能想到他竟然是长期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保密局特务？！孙局长作为上海专家局的负责人没能及时发现，这段时间都数不清被批评过多少次了，现在处理这些善后事宜也算是戴罪立功。
可这事能公开、能让苏联知道吗？国家对苏联专家一向关怀备至，要是让专家知道他们的翻译在监视他们，即使是被国民党策反的，也肯定会伤害专家们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其实中苏之间现在已经是在走钢丝了，有传言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和中共高层吵得很厉害，这时候更不能平白授人以柄。因此这批人只能秘密处理掉。
只是这布拉金斯基同志也真有意思，被自己的翻译监视了一点没察觉，还傻乎乎跑来说什么非要王耀同志给他当翻译。
但布拉金斯基同志的执着也实在让人为难，尤其是他还说什么要向上级机关反映——这件事闹大了就更麻烦了。孙局长被伊万堵得没办法，向上面报告了这件事情，特别是关于布拉金斯基同志如何咬着这件事不放。
在伊万第十次来专家局、王耀给抓进去快二十天的时候，伊万的坚持终于等来了转机。那天王耀被从监狱里又提出来审了一次，另换了两个人问话。之前的两位问得很随意，大概只是走个形式；这次则问得很详细。
王耀从小没受过什么大苦，这半个月简直是给折磨得都没了人形。监狱里条件差自不必说，更重要是心理压力太大，又是悔又是怕，东西也吃不下。
王耀昧着良心监视伊万，自以为给组织做了多大贡献，没想到竟然被国民党反动派给利用了。第一次审的时候那两个警察大概看他活不久了，把话说得很明白——不会公开审了，找个方便的时候拖出去一颗枪子儿就够了。临走的时候那个胖子还叹口气，说：“也是倒霉，年纪轻轻碰上这种事。”
被提审的时候王耀以为是要把自己拖出去毙了，吓得走不动道，两个狱警一边一个把他架到审讯室。王耀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挺怕死的，怕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
人真不能做坏事。自己做了件对不起伊万的事，你瞧，立马就遭报应了。
王耀在自以为的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想到了父亲母亲还有妹妹。快到门口的时候，他想到了伊万。不知道伊万现在怎么样了，他知不知道自己给抓到这里来了？他想要是能再见伊万一面，一定要向他坦白一切，告诉他自己被欺骗利用而犯下的错误——可惜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两个审讯员细细地问了所有的情形：怎么和何裕联系上的？怎么监视布拉金斯基同志？给何裕提供过什么材料？问来问去最重要就是两点，一是王耀事前到底知不知道何裕反动派的身份，二是布拉金斯基同志有没有可能发现自己被监视了。
王耀全照实说。他当然不知道何裕的身份，他可以对天发誓，但凡有任何怀疑他都不能替何裕做这种事；而他坚信伊万对此同样一无所觉，否则怎么可能继续信任他、把他当作朋友，直到他被抓的前一天还约他一起去动物园？
他原以为这只是行刑前核对口供，没想到问完又给他扔回监狱里去了。经历此番大起大落，王耀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他现在除了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死也没别的事可想，这滋味可太难受了，倒宁愿他们立刻就毙了自己。
日长似岁，王耀便也开始胡思乱想。他和伊万究竟算是朋友吗？他把伊万的信任当成欺骗的工具，要是真被伊万知道，他和伊万这一年多半真半假的情谊还能剩多少？他反悔了，他绝不要伊万知道自己做过这些事。即使他是受骗，但所有错事都是他自己犯下的，要是伊万知道了，该对他多么失望、多么讨厌他？
其实死也不能说都是坏事。他以前时刻担心要是伊万发现了怎么办。现在好了，没人会在意一个消失的人，伊万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也不用去面对有朝一日被发现的可能性了。
自己白白送了性命是可悲可笑，但伊万也是真的傻，竟会把冬妮娅给他的钢笔转送自己。他明白冬妮娅在伊万心中的地位，伊万怎么会想到要把这支钢笔给他呢？礼轻情意重，他真的不值得这么重的礼。伊万是笨蛋、是傻瓜，而他是这世界上最可恶的骗子。
等到王耀又瘦了一圈的时候，他又一次被叫出了牢房。王耀想开了，他觉着横竖是个死，上次那么被拖出去实在太丢脸了。于是他昂首阔步走在两个狱警前面，带着一种和他枯槁的形容极不相称的慷慨意气。但没想到这回他给带到了探监的地方，来的还是个他不认识的人。
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上海专家局的孙局长。他告诉王耀他死不了，只是有两个条件：一是出去之后对何裕的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外国专家局出了国民党特务；二是他不能再给伊万当翻译了，要他自己去向伊万辞职。
TBC
* 注：中苏两国领导在10月2日的会谈上吵得厉害，这里为了烘托气氛，时间做了一点更改。
【露中】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4)
补个档，部分文段为图片。
文/以沫
题/长冬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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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59年冬】
十一月中的时候王耀被正式释放了。刚好是个周末，王修平难得动用一次自己的特权，派了辆厂里的车去把王耀接出来。王耀出了大门没走两步就直直往地上栽，把家人都吓坏了，赶紧就近送到医院去。倒是无甚大碍，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免疫差染了肺炎，晕倒大概是精神压力过大。
杨怀琴看到王耀瘦得脸都凹下去了，十一月天还穿着单衣，别提多心疼了，拉着王耀的手哭了一天，晚上硬是不肯回家要在医院里陪着。过两天王耀醒了，考虑到平时照顾不方便，便转回厂里的卫生所打吊瓶。
开始几天基本上吃不下东西，就靠打的葡萄糖水维持，后来渐渐能吃点流食。但现在全国到处闹饥荒，别说肉蛋之类的东西了，糖都稀罕。营养跟不上，身上还是一把骨头，肺炎也拖着好不了。
王耀是作为附近一起恶性治安案件的嫌疑人抓起来的，调查后无罪释放，还双倍补偿了这一个多月的误工费。
杨怀琴气得很，一边给王耀喂梨汤一边说：“人都成什么样了，补点钱就完了？！我们家也不缺这点钱。”王修平倒还冷静，说：“人没事就好了，你少说两句。”杨怀琴眉毛一横，“这叫没事啊？”
王耀精神大不如前，白天也时常犯困，看来得休养一段时间。杨怀琴现在是个管文件收发的闲职，平时工作不忙，同事知道王耀的情况也体谅她，这几天事情做完就提前下班跑卫生所来了。
母亲絮絮叨叨和王耀说了不少事情，包括了伊万如何为了王耀天天往专家局跑。“其实专家局也不管这个。不过不管有用没用，人家有这份心就挺难得的了。伊万不是喜欢喝酒嘛，我专门给他拿了两瓶洋酒送过去。你出院了也得去感谢一下伊万。”母亲这么说。
王耀这才把事情有点联系起来了。孙局长说伊万一直在问他的情况，为了稳定事态避免让苏联知道，也考虑到王耀主观上没有犯错的意图，才特别放他出来。王耀没想到，所谓的“布拉金斯基同志一直追问你的事”，是伊万这样一次次跑专家局跑出来的。母亲想岔了，伊万不止有用，甚至可以说他这条命就是伊万救出来的。
他亏欠伊万的真的太多了，却不知道能为伊万做些什么。伊万在这边什么都不缺，想送点东西吧伊万也看不上。而且以后他不是伊万的翻译了，一年可能也见不上几次面，真正是大恩难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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