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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念恩负责设计的那栋楼也在这一批交房的名单里。他专门请了半天假，来看自己设计的房子。他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又到楼里看了看，每一户都进去瞄了一眼。墙面平不平，窗户严不严，地漏通不通，插座位置对不对。他看得很细，拿着一个A4大的文件夹，时不时掏出手机拍照存档。周建军知道儿子来了，从工地上赶过来。两个人站在楼下，一个穿着工装，一个穿着白衬衫，样子不像父子，倒像两代人。 “爸。” “嗯。” “这楼，我设计的。” 周建军抬起头，看着那栋楼。十八层，灰墙白窗，阳台方正，墙面上新装的空调外机一台接一台，有几户已经挂上了窗帘。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还行。” 周念恩咳了一声，低下头。“爸，我继续努力。” 周建军没应，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你吃饭了没有？” “还没。” “走，吃碗面。”周念恩笑了。 父子俩去了小区门口的面馆，叫两碗牛肉面，加蛋。周建军还是吃得快，呼噜呼噜的，像工地上的工友。周念恩吃得慢，时不时抬头看他爸一眼。周建军把面吃完了，汤也喝完了，放下碗，看着儿子。 “念恩。” “嗯。” “你以后，会超过我。” 周念恩愣了一下。周建军没解释。他低下头，把碗推到一边，等着儿子吃完。 松岭公司的管理层又换了一茬。当初跟着林芝创业的老兄弟，有的退休了，有的调到顾问岗位，有的去了子公司。陈小明现在是公司副总裁，孙大勇是工程管理中心总经理，周建军是质量安全部总监，刘建军是物资采购部经理。他们不再天天跑工地，但工地上有什么事，第一个打电话的还是他们。 孙大勇坐在办公室里不习惯，隔几天就要去工地转转。工人们跟他打招呼，“孙总好”叫得他浑身不自在。他说“叫大勇哥就行”，但新来的工人不敢叫，还是叫“孙总”。他不勉强了，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 周建军管着公司的质量安全，对各工地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定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还高。哪个工地出了质量问题，他不骂人，自己去工地上看，蹲在那儿把出问题的部位看了又看，然后让人返工。有一回宝安一个工地外墙砖有色差，他看了三遍，叫来孙大勇。 “大勇，这面墙，重贴。” “建军，这点色差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也得重贴。房子是给人住的，住几十年，天天看，看得出来的。” 孙大勇没再说什么，让人把那面墙扒了重贴。 刘建芳的裁缝店开到北京去了，王府井大街，寸土寸金。她亲自去北京盯着装修，一待就是三个月。店里的旗袍挂样有一半是她自己做的，另一半是她徒弟们做的。开业那天，来了不少客人，有演艺圈的，有文化界的，有政商界的。刘建芳站在店门口，穿着一件素白的旗袍，绣着墨色的兰花，头发盘起来，素净又大方。有人认出了这是设计师刘建芳，走过来说：“刘老师，您这手艺，真是绝了。”刘建芳说不算什么，说着让徒弟量了尺寸，订了两件。忙到很晚才回公寓，打开手机看到王凤娟发来的微信语音——“建芳，你一个人在外面，注意身体。深圳这边你放心，菜地我给你看着。”刘建芳听完把手机搁在床头柜上，翻过身望着窗外长安街流光溢彩的夜景望了很久。 李树生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下床了，刻刀也拿不稳了。王凤娟每天给他擦身、喂饭、喂药。他瘦得皮包骨头。 “老李，你想吃点啥？” “酸菜。” 王凤娟给他做了酸菜汤，炖了好久。他喝了几口，不喝了。王凤娟问他不好喝吗。他说好喝，喝不下了。王凤娟把碗收了，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老树皮一样的手，手指弯着，伸不直了。 “凤娟姐。” “嗯。” “我走了以后，你把我刻的那些东西，分给大伙。” 王凤娟没让他再说下去，替他掖了掖被子角。老李你别说这种话。我还没走呢。他闭上眼睛，王凤娟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些新栽的树木。 两千零二年秋天，李树生走了。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在睡梦中离开的。王凤娟早上起来，发现他呼吸已经停了，手里还攥着一块木头。木头上刻着半朵花，没有刻完，花瓣还缺着。王凤娟把那块木头从他手里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叠好他枕边的毛巾，给他换了身干净衣服——那件灰毛衣，她织的。然后去阳台站了一会儿。 林芝和晏城赶来了。林芝站在床边，看着李树生安详的面容，想起了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松岭，李树生站在村口，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手里拎着个木箱。那时候他还年轻，背也不驼，刻刀的尾穗垂在腰侧一晃一晃的。后来李树生教他认字，一笔一划，很认真。再后来李树生跟着他们来了深圳，在菜地边上刻木头，一坐就是一下午，耳朵里听着王凤娟唠家常。 林芝离开老屋之后，用很久才把眼泪止住。 孙大勇来了，周建军来了，陈小明来了，刘建军来了。他们都站在床边，谁也没说话。王凤娟从阳台上回来，招呼他们坐下，她去切水果。大家说婶子您别忙了。她没答应，还是去切了，她端着那盘苹果回来放到茶水柜上，苹果切得大大小小，皮也没削干净，谁都没吃。 李树生的葬礼很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松岭公司的人和王凤娟请来的几个老邻居。墓地在南山，面朝着大海。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刻着他的名字，还有生卒年份。碑上没有照片，墓碑左侧刻着一棵松树，右侧刻着一只鸽子。那是他自己的设计，生前刻在一块木头上，林芝让人照着放大，做成墓碑的浮雕。下葬那天阳光很好，海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王凤娟站在墓碑前，把那个没刻完的木雕放在碑座上，用一块石头压好。 “老李，你好好歇着。这边的事，不用惦记了。” 孙大勇在旁边哭了一场。他哭得很大声，也不怕丢人。周建军没哭，眼眶一直红着，给李树生鞠了三个躬。刘建军也没哭，他蹲在碑前，把墓碑底座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 林芝站在最前面，没回头，风吹得他的衬衫猎猎作响。晏城站在他旁边，也没回头，手垂在身侧，指节攥得发白。终于他伸出手，握住了林芝的手。林芝没挣扎，由他握着。两个人握了很久，谁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风一直吹。 李树生走后，王凤娟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家里。林芝让她搬到松岭大厦来，她不肯。“那房子，有老李的味道。离了他，味道就散了。我不能让它散了。”她每天还是去菜地，浇水，拔草，摘菜。刘建军的妈陪着她，两个人说话。刘建军的妈说老姐姐你一个人，不行就搬过来跟我住。王凤娟说不搬。我就在那儿。哪儿也不去。她种的菜还是那么水灵。 松岭小学的新教学楼又落成了一栋。四层，二十间教室，一个图书馆，一个多功能厅。晏阳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新楼，想着李树生。李树生从来没上过学，但他认识的字比谁都多。林芝教过他，他自己也练过，一笔一划，很认真。那些字，去了那个世界还会用上。晏阳想，到时候给他多烧几本书，带插图的那种，看着不闷。他在操场上站了好一阵，教务主任来喊，晏校长该开会了，他这才转身慢慢走回办公室。 周念恩在设计院带了两个徒弟。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一个从同济来，一个从华南理工来。两个人叫他“周哥”，他教他们画图，教他们看规范，教他们怎么对施工方提意见。两个年轻人起初不太服，后来出了一个变更咨询——周念恩只翻了几页就指出计算模型中的一处参数错误。从那以后，两个徒弟彻底闭了嘴，也跟着他学了不少。有一天加完班，两个人请他吃夜宵，在路边的烧烤摊上喝啤酒。 “周哥，你怎么想到干建筑的？” 周念恩想了想。“我爸在工地上干活，搬砖、砌墙、绑钢筋。我家窗外的脚手架换了不知多少茬，我小时候每天听着打桩机的声音写作业，不知不觉就会了。” 同济那个问，周哥你爸现在还在工地吗。周念恩说在。华南理工那个说，那你爸是建筑世家。周念恩摇摇头，没再说话，把面前那杯酒喝了，付了账起身回家。 孙小勇的体育生涯遇到了瓶颈。他的成绩一直卡在二十秒六左右，进步很难。教练说他技术差不多定型了，想要突破很难。孙小勇不甘心，每天加练，别人跑十个二百米，他跑十五个。孙大勇打电话问他训练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孙大勇没再问了，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过了一阵又叫小李过来坐下。 “你说，小勇还能跑吗？” “能。他肯定能。”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还能突破不？” 小李没说话。孙大勇自顾自地说了一句“行吧”，关了电视，没什么精神地进卧室睡了。 孙小勇后来在一次内部测试中跑到二十秒五，突破了一点点，离奥运A标还差零点三左右，但孙大勇已经很高兴了。他逢人就说：“我儿子，二十秒五！”孙小勇他妈在旁边翻他白眼。 黄哥去世了。那年冬天，他在家里走的。老伴发现的，他在沙发上睡着了，再没醒来。林芝派人去福建处理后事。孙大勇代表公司去了一趟，回来瘦了一圈。他说黄哥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笑，手边还放着一顶旧安全帽，公司的老安全帽，上面的“松岭”两个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林芝听着，没说话。 两千零二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裹着旧人和新楼，一页一页翻过。 除夕夜，王凤娟又做了一大桌子菜。孙大勇一家，周建军一家，陈小明一家，刘建军一家，刘建芳也从北京回来了，都来了。他们把大圆桌搬到客厅里，挤一挤能坐下。李树生的座位空着，王凤娟在他常坐的地方摆了一副碗筷，没有人觉得奇怪。 刘建军站到那副空碗筷旁边，伸手把歪了的筷子给轻轻摆正，收回手的时候顿了顿，又看了那空碗一眼。 “吃吧。”王凤娟端起酒杯，“老李也在。” 大家举杯，没有碰杯，没有喊“过年好”，各自喝了一口。 刘建芳夹了一筷子菜，放到那副空碗碟里，什么也没说。 夜深了，烟花在深南大道上炸开，一朵一朵，比往年更密、更亮。这座城在一刻不停地长大，那些从远方来的人在这座城里老去，他们种下的树已经长成林子，他们盖的楼层层叠叠地亮起灯光。
第103章 新苗 两千零三年春天，深圳的楼市彻底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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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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