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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多，王凤娟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刘建芳叫了一声“王婶”，声音不大，但在静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林芝冲进卧室，晏城跟在后面。孙大勇也醒了，站在卧室门口，拖鞋穿反了一只，他也没在意。 王凤娟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时候，声音很小，听不清。刘建芳把耳朵凑过去。 “枣……枣树……” “王婶，枣树在的。在阳台上。” 王凤娟的手动了一下，像是要指什么。她的眼睛看着窗外，那棵枣树的影子在月光下轻轻晃动，枝丫上那根红布条在风里飘。她的呼吸慢慢平稳了，又轻了，最后停了。像一盏灯，慢慢地灭了，没有声音。 刘建芳趴在她身上，没有哭出声。孙大勇蹲在门口，肩膀一耸一耸的，他用手背擦眼睛，擦不干净。林芝站在床边，握着王凤娟的另一只手，那只手还有一点温度，慢慢变凉了。晏城站在他身后，把手放在他肩上，那只手很重，也很暖。 天快亮了。窗外开始发白，深圳湾的海面上泛起一线金光。先是金色，然后变成橘红，然后整个海面都亮了。鸟开始叫了，先是远远的一声，然后近处的应和，渐渐多起来，整个花园都在叫。 王凤娟走了。她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笑。那朵玉兰花木雕还放在枕边，花瓣上沾着她的体温。林芝把那朵木雕拿起来，放在她手心里，把她的手指合拢。 刘建芳去厨房煮了一锅粥。小米粥，加了红枣，王凤娟生前最爱喝的。粥煮好了，她盛了一碗，放在桌上。没人喝。粥凉了，她又热了一次，还是没人喝。她又热了一次，这次她把粥倒进保温杯里，放在王凤娟床头柜上，盖子拧紧，说等王婶醒了喝。说完自己愣了一下。 孙大勇在阳台上站了一上午，抽了很多烟。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头扔了一地。他蹲在那棵枣树旁边，看着树根部的土，被烟灰盖了一层。他用手把烟灰拢了拢，又用土盖住，怕烧着根。李树生的君子兰还开着花，橘红色的，在晨光里亮得晃眼。孙大勇把那盆花搬到王凤娟的床头柜上，说：“王婶，花给您放这儿了。”花盆底下压着一张纸，是李树生生前写的一行字，字迹有些淡了——“凤娟姐，花开了。” 丧事是林芝和孙大勇操办的。很简单，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悼词。王凤娟生前说过，不要那些东西，浪费钱。灵堂设在客厅里，王凤娟的遗像摆在桌上，是她七十岁那年拍的，穿着刘建芳做的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着。旗袍是墨绿色的，绣着几枝兰花，那是刘建芳做的最好的一件。 遗像旁边摆着李树生的木雕，玉兰花、鸽子、松树、枣树，还有那朵没刻完的莲花。那朵莲花缺了几片花瓣，李树生没来得及刻完，但王凤娟一直留着。桌上还摆着那棵枣树的枝丫，是从松岭带回来的那一截，插在一个玻璃瓶里，瓶里装着清水。枝丫已经干枯了，但形状还在，弯弯曲曲的，像在风中摇摆。 来的人很多。松岭公司的老同事，小区的邻居，菜市场的菜贩，松岭小学的老师。黄哥的老伴从福建赶来了，拄着拐杖，站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她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她说黄哥走的时候交代过，凤娟姐走了，一定要来送送。理发店老板娘从广州来了，哭得比谁都厉害，眼睛肿得像核桃。她拉着刘建芳的手说，建芳，你王婶走了，你怎么办。刘建芳没说话，拍了拍她的手背。刘姐从罗湖来了，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但还穿着自己做的旗袍，素白的，袖口别着一朵小白花。 孙小勇带着女儿来的。女儿还小，不懂什么是死，指着遗像问：“爸爸，这是谁？”孙小勇说这是王奶奶。“王奶奶去哪了？”孙小勇说去了天堂。女儿又问天堂在哪，孙小勇没回答，把她抱起来，让她给王奶奶鞠了个躬。女儿弯下腰，学得很认真。 出殡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着深圳湾，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撒了碎金。灵车从松岭大厦出发，经过深南大道，经过松岭小学，经过福田的松岭花园。路两边，凤凰木还没开花，但叶子绿得发亮，在阳光下泛着光。林芝坐在灵车上，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街道，那些他们盖的楼，那些他们种下的树。他把每一栋楼、每一棵树都记在心里。 王凤娟的骨灰分成两份。一份留在深圳，葬在南山墓园，和李树生并排。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王凤娟”，旁边刻着一棵枣树，树干上系着红布条。刻碑的师傅是林芝找的，五十多岁，手艺好，看一眼照片就能刻出七八分像。 另一份带回松岭，撒在那棵老枣树下。王凤娟生前说过，她想回去看看，回不去了，就让骨灰回去。林芝和晏城带着那份骨灰回了松岭。刘建芳也去了。孙大勇也要去，林芝没让，说公司还有事。孙大勇说王婶走了，我送送都不行？林芝没说话，晏城说我陪你，你留下，他看着孙大勇的眼睛。孙大勇没再坚持，站在南山墓园的门口，看着灵车开远。 开车走高速，一天就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更粗了，枝叶更密了，树荫能遮住半条路。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眯着眼看着他们。刘婶还认得，拉着林芝的手说：“你是小林？凤娟呢？”林芝说她走了。刘婶愣了一下，眼泪流下来了，顺着脸淌到脖子里。她把林芝带到那棵老枣树下，树枝上系着的那根红布条还在，已经褪成了白色，边角起了毛。树干上那两个字还在，“凤娟”，李树生刻的，笔画有些歪，但一笔一划都清楚。 林芝蹲下来，用手挖了一个坑。土很硬，他的手指磨破了，他也不停。晏城蹲下来，帮他挖。两个人的手都破了，血和土混在一起。刘建芳在旁边站着，眼泪止不住。王凤娟的那份骨灰掺进土里，撒在树根周围。林芝把土填回去，压实，用手掌拍平。 “王婶，您到家了。” 枣树还没发芽，枝丫光秃秃的，但树干上的刻痕还在。凤娟两个字旁边，多了一行新刻的小字——“李树生、王凤娟”。笔迹很新，是李树生生前刻的，刻得不深，笔画也有些歪，但能看清。“李”字的那一横微微上扬，像在笑。林芝伸手摸了摸，凹槽里积着灰尘，他用袖子擦干净。 刘建芳站在旁边，把那朵玉兰花木雕放在树下。那是李树生刻的最后一朵花。花瓣薄得透光，花蕊处刻着一个小小的“凤”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把木雕用一块石头压住，怕被风吹走。石头是李树生从前磨刻刀用的，磨得光光滑滑，边角圆润。风吹过来，松树哗哗响，像是在说话。 回深圳的路上，林芝一直在看窗外。晏城开车，没说话。刘建芳坐在后座，也没说话。车过山海关时，林芝忽然说：“晏城哥，咱们也老了。” 晏城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老了，也还在。” 回到深圳，已是深夜。深圳湾的灯火通明，深南大道上车流如河。林芝站在松岭大厦顶层的窗前，看着这座他们建设了几十年的城市。那些楼，那些路，那些树，都是他们亲手种下的。那些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着，灭了，又亮了。那些路上的人，一个
第113章 启程 王凤娟走后的那个秋天，林芝在阳台上坐了很久。阳台上的两棵枣树并排站着，一棵是王凤娟种的，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枝头挂着几颗青枣；另一棵是从松岭老枣树下带回的土培育的，矮一些，也冒了新芽。晏城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姜汤，放在林芝手边。 “喝。” 林芝端起来喝了一口，辣，从喉咙一直热到胃里。他放下碗，看着晏城。 “晏城哥，咱们出去走走吧。” 晏城没问去哪里，只说了一个字：“好。” 第一站是贵州。孙大勇打电话来说的，他在电话那头声音很大：“林总，贵州那山沟沟里，好多孩子上学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冬天光着脚，脚指头冻得像红萝卜。”孙大勇说到最后嗓子都劈了。孙小勇在边上喊了一句你小点声，孙大勇还是那么大嗓门。 林芝挂了电话，问晏城去不去。晏城已经在查地图了。他戴着老花镜，把地图册翻得哗哗响，说坐火车到贵阳，再坐汽车，要转好几趟。林芝说那就开车吧，晏城看了他一眼，林芝说你不信我，晏城把地图合上了。 开了两天才到那个县。最后那段路连导航都没有，沿着山沟沟往里钻，路面坑坑洼洼，林芝开得很慢，晏城在副驾驶上时不时说一句“慢点”。他们住在一个镇上的小旅馆里，床板硬邦邦的，被子有股霉味。晏城躺下去，半天没动。林芝问他在想什么，晏城说想从前在松岭的时候，炕比这硬，被子比这薄，倒也睡得着。 第二天一早，孙大勇从西安飞过来了。三个人站在那所学校门口，看着那两排破旧的教室。房顶的瓦片缺了不少，用塑料布补着；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钉着木板。孙大勇从前在工地骂人不眨眼，现在蹲下来摸着一个孩子的头，眼眶红了。 “林总，咱们给孩子们盖所学校吧。” 林芝说好。晏城已经蹲在地上用手指挖土看土质了，扒开碎石和草根，捏了一撮土。他站起来，把那块土在手心里碾开，说地基能打，土硬实。 回深圳后林芝开了个会。他把贵州的情况说了一遍，陈小明第一个表态，说公司出钱。刘建芳知道了，从大理打电话来，说她也要出一份。她在电话那头说，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用在有用的地方。林芝问她店还开不开，她说开着，徒弟们管着，她偶尔回去看看。 孙大勇主动请缨去盯施工。他人在西安，坐高铁过来比林芝还快。林芝问他身体行不行，孙大勇说行，六十多岁，不算老。小李在电话那头补了一句，他血糖高，你帮我看着他。孙大勇争辩说我血糖控制得挺好，小李没理他。 贵州的松岭小学建了大半年。孙大勇在现场住了好几个月，黑了一圈，瘦了一圈。小李隔段时间飞过来看他，给他带药，给他带换洗衣服，给他带孙大勇最爱吃的四川泡菜。孙大勇嫌她麻烦，说你不用老来。小李说你以为我愿意来，我是怕你把身体搞垮了，孙大勇不吭声了。 晏城去验收的。他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崭新的教学楼，白墙灰顶，和福田的松岭花园一个样式。他绕到楼后面，蹲下来检查地基，用手摸了摸墙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还行。林芝就站在他后头，问他怎么跑后头来了，晏城说看看地基牢不牢。林芝说又不是你盖的，晏城说看一眼踏实。 基金会是那年冬天成立的。名字叫“松岭小学基金会”，陈小明挂名理事长，实际管事的是一帮年轻人。林芝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捐了大半出去。晏城问他是不是捐太多了，林芝说够用了。晏城没再问，把自己的存折也放在桌上。林芝打开看了一眼，比他预想的多。他没算错——只是没想到晏城这些年攒了这么多，更没想到他连问都没问就全摆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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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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