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军与黄巾军在黄河下游拼死搏杀之际，黄河上游正默默地酝酿着更加强烈的政治风暴。如果我们在当时逆黄河而上，又会看到怎样的一幅景致呢？
蓝天、雪山、青海、森林、草原，童话般的幻境，天堂般的土地；微薄的氧气含量，刺骨的寒风，无与伦比的海拔，难以攀援的山峦，兀鹫与雪豹的巢穴，地狱般的世界。
这里就是世界屋脊、长江与黄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纪的青藏高原，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当时，山峰的高度比现在要低几米，森林覆盖率更高，野生动物更多。但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青藏高原既没有喇嘛，也没有庙宇。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里呢。
严酷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坚韧、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经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动于青海湖一带的齐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儿为“羌”，羊女为“姜”，所以大多数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殷墟甲骨文显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羌族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多数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员都有羌族血统。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迷恋褒姒，竟与他的羌族王后离婚。为了惩罚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国王，羌族领袖申侯联合犬戎推翻西周，拥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就是东周的开国之君周平王。
东周建立之后，齐国兴起，逐渐取代了申国的羌族领袖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尔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汉族。但是，他们远在黄河上游的同胞仍然过着几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对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时期，匈奴虽然衰败，羌族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直到汉桓帝重用“凉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扩张势头。然而，羌族还远未灭亡，他们与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义从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样，或是在汉军中服役，或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长，已经不逊于当地的汉族数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狱中自杀，他的许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东汉政府。5年之后，黄巾暴动的消息传来，这些将士便与他们本应负责防御的游牧民族结成同盟，计划与黄巾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汉朝。与张角手下那群毫无军事经验的乌合之众不同，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对汉军的战术了如指掌，并拥有不亚于任何一支汉军的优良装备。未来，他们将攻陷长安和洛阳，在东汉帝国的首都里尽情发泄自己积累多年的仇恨。不过，张角军的迅速崩溃使得这些人只得单独行动，史称“中平羌乱”。
“中平羌乱”的主要领导人——金城人边章、韩遂（字文约，又称韩约）是凉州的两位名士，向来非常仇视宦官。听说何进即将出任大将军，韩遂便到洛阳来，劝他借手握兵权的时机消灭宦官。何进没有同意，韩遂悻悻离去，决定利用自己在凉州的势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凉州军阀集团一反他们的老领导亲近宦官的政策，转而积极要求铲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们在后方享受荣华富贵，克扣军饷，盘剥将帅，凉州军人对此怀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的名声实在太差，与宦官走得太近，给凉州军阀集团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他们与各地行政单位合作；第三，灵帝中期天下大乱，凉州军阀集团倚仗自身无与伦比的强大兵力，企图夺取帝国中央政权，而掌权的宦官自然就成为他们必须除去的对象了。
然而，凉州军阀集团企图联合反阉党的士大夫消灭宦官，进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凉州军阀集团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汉族血统，有些甚至不是黄种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习惯，难以被广大汉族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华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凉州武士这样的“羌胡杂种”，虽然可以一时联合他们打击共同的敌人宦官，但等宦官一灭，他们必定会设计推翻凉州军阀集团，独掌朝政。这就是此后几年内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袁绍与董卓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敌对现象的根源。
除了韩遂劝说何进的A计划之外，凉州军阀集团还有B计划，劝说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车骑将军皇甫嵩。当时，皇甫嵩已灭黄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凉州汉阳郡名士闫忠造访皇甫嵩，以韩信的例子劝他及早清君侧，皇甫嵩也不肯答应。闫忠只好返回凉州，半路上巧遇曾经自称是段颎外孙的武威人贾诩。两人交谈甚欢，闫忠还称赞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这位贾诩后来成为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谋士。“闫”是凉州的大姓，韩遂的女婿——几乎杀死马超的猛将闫行就是金城郡人，与闫忠家乡汉阳郡接壤，两人可能沾亲带故。韩遂与闫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将朱儁攻陷太平道黄巾军的最后据点——宛城，第一次黄巾暴动宣告结束。同月，边章、韩遂、闫忠和小月氏酋长北宫伯玉、李文侯等段颎旧部以“讨宦官、清君侧”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大举东进，在当年年底渡过了黄河。有趣的是，边章、韩遂、闫忠三人都说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恐怕连小孩子也骗不了。除此之外，陇西人宋建也自称“河首平汉王”，在黄河上游建国，公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公元185年初，东汉帝国又遭遇了一连串自然灾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乱麻；二月，东汉皇宫的主要建筑南宫发生火灾，云台、嘉德、和欢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灭，可见其规模之巨。
南宫被焚毁之后，灵帝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业余爱好：建筑学。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君主亲手规划了一些新式宫殿，可是苦于经费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十常侍于是建议灵帝提高农业税，每亩增加10钱，用以修建新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2年，西汉帝国拥有“可垦不可垦”（半可垦）地3229万顷，定垦田827万顷，总垦田面积估计接近2千万顷，合20亿亩。东汉时期，江南、辽东和陇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地人口剧增。以此估计，灵帝时全国的耕地至少不会低于20亿亩。每亩增加10钱农业税，政府收入就至少多了200亿钱，相当于桓帝时期3年的帝国税收。
和粮食总产量相比，再考虑到灵帝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几十倍的因素，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当时正逢大乱之后，天下饥荒，瘟疫横行，灵帝不减免税收，反而加税，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况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贫瘠，《尚书·禹贡》里就已经把全国的耕地分为9等。一刀切地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平等，但这已经是灵帝无暇顾及的了。
显然，灵帝设计的新南宫建造费用远远超过200亿钱，因为他又恢复了以前为兴建“鸿都门学”集资而制订的“卖官鬻爵”制度。而这一次，灵帝再次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金融才华。为了能够将官爵多卖些钱，他居然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这样的天才方案。每一个被赐予高级职务的官员都必须先到西园问价，在“助军钱”或“修宫钱”这2种欠条中挑一种签字，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因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价暴涨：1千万原来足够买到三公，现在却顶多只能买到一个太守，而能够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则继续享受原先的价格。与以前临时性的荣誉摊派不同，这次卖官公开逼官员们替政府长期盘剥百姓，等于变相增加税收。
当时，侍中刘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园1千万修宫钱。他拒绝还款，装病不上班。由于刘陶名气大，所以灵帝特批免除他的债务，改任谏议大夫；河内郡有个叫司马直的人，大概是司马懿的亲戚，被朝廷委任为巨鹿太守。灵帝虽然特批给他优惠300万，但司马直仍然请求辞职，朝廷不许，于是悲愤自杀，死前上奏一本，痛批卖官制度。灵帝读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暂停征收修宫钱，但很快又恢复了。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乐意出，也出得起“助军钱”和“修宫钱”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烈和曹嵩。公元185年三月，袁隗因长期生病，辞去担任了整整2年的司徒一职。读者应当记得袁逢、袁隗、段颎、杨赐为之联合办丧事的那位冀州名士崔萛，崔烈就是他的堂兄，早已官至九卿，一直苦苦等着当三公。听说袁隗将要下台的消息，他就找到灵帝的乳母程夫人，希望以优惠的价格补缺。结果，崔烈只一次性付了500万，便当上了司徒，就连灵帝本人都对这样低廉的价格惊叹，社会上人人议论。崔烈之子崔钧时任虎贲中郎将，大概是袁绍的前任，对父亲反映了外界的嘲讽，结果反而遭到气急败坏的殴打。崔烈也知道便宜没好货，担心自己的司徒当不长，于是追加投资，结果在当了2年司徒后改任太尉，又当了半年三公。崔烈下台后，曹操的父亲曹嵩花了1亿钱，才为自己搞到这个太尉之职。
看到手头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南宫尚未完工，灵帝又开始修造小金库“万金堂”，把本来由大司农掌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款和防震减灾资金全都转移了进去。同时，这位天子还计划莅临冀州，巡视河间地区，但并不是为了安抚灾民，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宅。河间是灵帝的家乡，位于黄河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因为临近黄巾暴动的主战场，受其影响，一年来地价大幅下降。长期关注不动产投资业界新闻动向的灵帝非常看好河间板块，认为现在购地是无风险套利。于是，他不仅亲自出马，还带上十常侍一起去团购，以便能更好地压价。
从商业角度说，灵帝的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但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东汉末年的一大丑闻，而且差点让灵帝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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