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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经济下行，惠子收到的钱越来越少。在我三岁那年，每个月的抚养金就只剩五万了。 即便我们仍住在父亲购置的房产中，仅仅依靠五万块，远不足以支撑起两个人的吃穿住行。我们的家变成了一个堆满名牌衣物和奢侈品背包的贫困家庭。 在生活的重压下，惠子不得不将她心爱的奢侈品一件一件卖给中古商店。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那段日子惠子经常情绪崩溃。她不再勤快地打扫房间，也不愿意做饭。她咬着手指甲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是长时间坐在阳台上发呆哭泣。 那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走近她，向她提各种要求。我问她要吃的，拉着她陪我玩，要她抱抱我。 惠子忍无可忍地将我推倒在地。我看到了一张被委屈和仇恨泡得扭曲的脸。她尖利地喊：“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害的。如果不是你，他就不会出轨！” 我因为恐惧而大声哭起来。她将我从地上拖起来，关进衣橱里。在黑暗的衣橱中，我拼命拍门，边哭边喊：“妈妈！对不起。妈妈！” 惠子在门的另一边怒吼：“吵死了！不要再哭了。” 我蹲在黑暗里哭泣，直到筋疲力尽。当我不再发出声音，惠子才允许我出来。 贫穷成了一件件具体的事物:缴不起的燃气费单，空空如也的冰箱，被变卖的名牌包。 惠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被丈夫彻底抛弃的事实。而在同一时间，我也意识到自己正被母亲厌恶的事实。 我不得不学会不再撒娇，努力忍耐着哭泣的冲动。 在懵懵懂懂的恐慌中，我长到了四岁。那一年惠子带我回了九州熊本乡下的娘家。 外祖母见到我们，总是毫不掩饰失望，常常长吁短叹。她似乎不太喜欢我，说：“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活泼，不说话也不亲人。真不可爱啊。” 外祖父却非常看重我，“男人无需讲太多。”他喜欢我，也许仅仅是因为我是个男孩。 我们在外祖父家里住了半年，村里开始有了些流言蜚语，话语裹着微小的恶意与幸灾乐祸。 外祖父积极地劝惠子趁着年轻赶紧再结婚，然后老老实实地在村子里过日子。 惠子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那年夏天的末尾，偷偷摸摸地带着我从家里逃跑了。 外祖父家的门牌上写着村上两个字。可是惠子已经不再是村上惠子了。她叫桐生惠子。而我叫桐生冬真。 在这桩古旧的木房子里，我们注定是外人，注定无法久留。 我们注定无家可归。 重新回到京都的惠子终于“振作”了起来。外祖父的话提醒了她。她还不算老，依旧有着诸多寻觅爱情的可能。 惠子走出家门，找了一份兼职工作，积极开展一段又一段的恋爱，努力寻找愿意向她支付婚姻的男人。她发誓要嫁给一个比前夫更好的男人。 惠子每次都会戴着父亲送给她的白金项链，钻入不同男人的怀抱。她一次次奋勇地投身于一场臆想的战争。那是属于女人的战争。她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尚有姿色，依旧被人所“爱”。她想要证明抛弃她是父亲的损失，是他有眼无珠。 “冬真，妈妈的项链美吗？”她总是这么问我。 我总会回答：“很漂亮。” 那串白金项链很像是一具很漂亮的枷锁。 我逐渐学会察言观色，变得乖巧，努力不给惠子添麻烦。当惠子带男人回家幽会，我便会自己拉开衣橱的门躲进去。 你见过和室的衣橱吗？ 那里不隔音也不透风，夏天会很热冬天又很冷。我总是抱住膝盖坐在最里面，用手指抚摸从缝隙里挤入的光。我能听到男人粗重的喘息声，能听到惠子偶尔会发出尖叫。 衣橱里的一分一秒都很长，我总是小声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这里是哆啦A梦住的地方。 每次结束，惠子心情总是很好。她拥抱我，冲我微笑，对我柔声细语地说话。她像一位普通的母亲一样爱我。 所以忍耐都是值得的。 只不过，男人不介意跟离过婚的女人谈恋爱，却并不见得愿意同这样的女人结婚。即便惠子倾尽全力，她依旧会失败。每次失恋，惠子都会崩溃大哭，抱怨一切全是我的错。但到了第二天，她会擦干眼泪，早起为我准备便当，然后出门对着另一个男人笑靥如花。 电视上频频报道陷入贫困的单身母亲遗弃或杀死孩子的新闻。每次看到类似的报道，惠子就会紧紧地抱住我。 她对我说：“妈妈最喜欢冬真了。” 我用手攥紧她腰侧的衣服：“冬真也最喜欢妈妈。” 我并没有说谎。我爱着惠子。哪怕是现在，我也依旧深爱着她。 那时候我一心希望她能找到个人结婚。我希望她能开心。我并不知道，也不懂得思考那些男人们给她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惠子白天要去工作，我被送入了保育园。 在那里我遇见了桐生悠人——一个在亲缘关系里应该被定义为“弟弟”的孩子。 我们面容出奇相似，性格却正相反。 第一次见面，悠人便很主动地接近我。他热情地拿小火车给我玩，我抬手就将他手上的玩具拍掉了。 我们都处于对世事将懂未懂的年纪，喜欢或厌恶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惠子对我说，那个叫悠人的小男孩，是毁掉我们家坏女人的孩子。于是，我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去讨厌他。 偏偏我跟悠人是园里延长保育时间最长的两个孩子。其他的孩子被接走后，我们仍要留在教室里等待各自的母亲。 我依稀能记得，教室里那沐浴着余晖木地板上，总是有我和他的影子趴在上面。 我对悠人不理不睬，悠人却并没有放弃靠近我。他给我送面包超人的小贴纸，并擅自主张地贴在我的书包上。我将它们全部撕掉扔在地上。 你知道吗？没有小男孩能拒绝面包超人的贴纸。我也想要。我非常想要。 可是尽管很不舍，我仍愿意为了惠子放弃它们。 然后悠人跟我打了一架，我们都哭得很厉害。可是第二天他见到我，又笑嘻嘻地跑过来找我说话。我厌烦地问他：“你干嘛总要找我说话？” 悠人抓抓后脑勺，噘起嘴：“别人家都有兄弟姐妹，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说你是我哥哥。我一直很想见你。” 我怔愣着，无言以对。 我很轻易地就决定讨厌悠人。悠人却因为一个“哥哥”的身份，就轻易地决定喜欢我。 这座城镇很小，我与悠人不得不升入同样的小学，又不得不进入同样的中学。在这些“不得不”的情境里，我们被迫每天都呆在一起。 讨厌一个人看起来似乎是件简单的事，持之以恒却十分困难，需要花费许多力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对他那么强硬抗拒。悠人对我很亲切，却也会霸道地不让其他同学跟我做朋友。而我变得圆滑又懒散，不冷不淡地与他维持着和睦相处的模式。 我刻意不去思考我和悠人尴尬的关系，也不去整理自己的内心。得过且过。 小学时，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哪怕是如今，我对那场地震依旧记忆犹新。 突如其来的剧烈晃动把我从座位甩到了地上。教室里尖叫声四起。悠人从教室的另一头手脚并用地爬过来，将我推进课桌底下并紧紧地抱住我的脑袋。 新闻上说，那场地震的晃动持续了整整三十秒。在那漫长的三十秒里，我们生死相依过。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兄弟。我们血脉相连。 而我讨厌他。 我也喜欢他。 我的生活里除了惠子和悠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而即使是现在，我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我与她的关系。 这个人是真理奈。 我第一次见到真理奈是在保育园的门口，她来接悠人放学。她站在门口看到我时，很轻地笑了一声。 “你就是冬真？”真理奈倚靠着门框，懒洋洋地打量着我，“不愧是兄弟。长得真像。” 我用眼睛死死瞪她，试图发射早熟的愤怒，然而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因为真理奈毫不在乎。 当悠人拿着东西和书包走出来后，真理奈扭头就自顾自地走了。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真理奈跟惠子是完全不一样。她们是截然不同的母亲。 真理奈不会为悠人拿东西，不会牵他的手。她甚至不愿意为悠人放慢脚步，任由悠人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磕磕绊绊地在后面追。 我终于知道了悠人为什么执着于靠近我的原因。 悠人抢走了我的父亲，抢走了我的家庭，抢走了优渥的生活。但他的母亲不爱他。 母亲成了我唯一能拿出手战胜悠人的东西。在日后的岁月里，我带着微小恶意，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展示，我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母爱。 到了后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甚至夺走了悠人的真理奈。 上了小学后，我正式从家里的衣橱毕业了。 惠子需要我离开时，我便会到公寓楼对面的小公园里坐着。公园的旁边是一整片稻田，稻田的对面是铁路。到了夜晚，发光的电车便会从稻穗上飞驰而过。我知道它们的目的地，往左的会到奈良，往右的会到京都。 我总是蜷缩在公园晦暗的角落里，迷茫地看着亮闪闪的电车哐当哐当地驶过去。我的内心不知道从哪里产生了一些急切的愿望。我渴望乘坐上其中一辆电车。尽管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应该在哪里。 然后在某一天，我在这个公园里遇到了真理奈。 真理奈是碰巧路过的。她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用夸张的语调说:“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我们家悠人。” 我转过脸冷淡地瞥她一眼，低下头一言不发。 惠子在我的大脑里灌输了很多偏见。她说:“那种女人大概连把麦茶放进冰箱都不会干。” 于是真理奈成了我童年里的大反派。她是坏女人，是巫婆，是狐狸精，是那种连麦茶都不会准备的懒女人。我无数次祈祷真理奈的人生结局是穿上灼热的红色高跟鞋，尖叫着跳舞，然后从悬崖上坠下去摔死。 真理奈走了过来，大咧咧地坐在长椅上。她翘着腿，脚趾上挂着高跟鞋，一晃一晃。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我对她视若无睹，暗自下决心绝不要跟这种女人说话。 一辆电车从稻田尽头驶了过来，车窗像是一颗一颗飞驰的发光方块。我抬起头，从右到左地转动脑袋，直勾勾地盯着电车直到它消失在古旧矮小的建筑群里。 真理奈轻轻笑了声，说：“你也想离开这里吧？” 我低着头，使劲捏着自己的手指。我觉得被说中心事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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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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