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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川的车在凌晨三点翻了。沈渡昨晚说去翠屏山，然后手机关机，家里没人。两条线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交汇了。这不是巧合。江余从认识沈渡的那天起，就学会了不相信巧合。 “调孟庆川的通话记录，查他昨晚联系了谁。调翠屏山周边所有的监控，任何一辆车、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放过。还有——”江余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查沈渡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位置。” 赵小刀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跑了。 江余一个人站在雨里，没有打伞。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沿着脸颊流进领口，凉意从胸口蔓延到四肢。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沈渡的那把折叠刀。刀柄是冰凉的，但他攥得很紧，像是想用自己的体温把它捂热。 盘山公路的尽头，翠屏山公墓。 东城最大的公墓建在翠屏山的半山腰，占地面积很大，墓碑一排一排地排列在山坡上，像一级一级通向天空的台阶。 孟庆川的妻子葬在这里。三年前，他的妻子死于一场车祸——不，不是车祸，是自杀。她开着车冲下了翠屏山的盘山公路，和孟庆川今天凌晨的方式一模一样。 赵小刀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孟庆川昨晚去翠屏山，是去给他妻子扫墓。他妻子的忌日是今天。他每年忌日前一天晚上都会上山，在墓地坐到第二天凌晨。这是他三年来的习惯。” 今年的忌日前一天晚上，他去了，没有回来。 江余站在山脚下，仰头看着那条被雨雾吞没的盘山公路。公路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条灰色的、正在慢慢消失的蛇。沈渡在这条路上消失了。孟庆川在这条路上死了。两件事之间隔着一道护栏、一辆翻倒的车、和一扇被砸碎的车窗。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雨水的气息、泥土的腥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金属的、冰冷的气息。 他把折叠刀从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里，然后迈出了第一步。雨还在下。没有人知道，这条路通向的不是山顶，是另一个雨夜。三年前的雨夜，一个女人从这条路冲下去，没有回来。三年后的雨夜，她的丈夫从同一条路冲下去，也没有回来。而沈渡，走进雨里，也没有回来。 翠屏山公墓在半山腰，从山脚走上去大约需要四十分钟。江余走了二十分钟——不是走，是跑。雨水在他脚下溅起一朵朵水花，鞋子湿透了，每踩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像一个在哭的、湿漉漉的、不会停的乐器。 公墓的铁门是关着的。门上的锁已经被剪断了，铁链垂在地上，和临川栖心疗养中心大门上的铁链一模一样——同样的剪断方式，同样的垂落角度。有人在昨晚来过这里，用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手法，剪断了同一型号的锁。 江余蹲下来，手指触到铁链的断口。切口平整，不是普通的断线钳，是更专业的工具。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赵小刀：“查这个断口，比对工具痕迹。”然后他站起身，推开铁门，走了进去。 墓碑一排一排地排列在山坡上，雨水冲刷着碑面，把上面的字洗得很干净。孟庆川妻子的墓在公墓的最深处，靠近山崖的位置——一个可以从这里看到整座城市夜景的地方。 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林婉清。生卒年月：一九九零年三月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二岁，和林婉儿同岁同姓。巧合，又是巧合。 江余蹲在墓碑前，雨水顺着他低垂的头发往下滴，落在碑前的石阶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碑前放着一束花，不是新鲜的，是昨晚放的，花瓣已经被雨水打蔫了，边缘开始发黑。花的旁边放着一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已经被雨水浸透，软塌塌地贴在石阶上。 他拿起信封，小心地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也被雨水浸透了，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是孟庆川的笔迹——他在东城商会的文件上见过孟庆川的签名，工整，有力，起笔重，收笔轻。信是写给林婉清的： “婉清，三年了。你走的那天晚上也下着雨。我站在这里，看着你的车冲下去，没有喊你。因为我知道你想走。你想了很久了，从你认识我的第一天就在想。你不爱我。 你嫁给我是因为你妈妈欠了我爸爸的钱。你还了三年，还不动了。所以你还了你的命。你的命值多少钱？你妈妈欠我们的钱，三百二十万。你活了三年，一天大约两千九百块钱。你觉得自己值这个价。但你不值。你值更多。多到我这辈子都还不起。” 江余的手指停在了纸面上。三百二十万。林婉清的母亲欠孟庆川的父亲三百二十万。林婉清嫁给孟庆川，用三年的婚姻还债，三年后她开车冲下了翠屏山。 信纸的背面还有一行字，字迹比前面潦草了很多，像是写信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 “婉清，我来陪你了。” 孟庆川不是意外。他是来赴约的。三年前的雨夜，他站在这里，看着妻子的车冲下山崖。他没有报警，没有喊人，没有下山。他站在那里，等到天亮，然后走下山，去派出所报案，说妻子失踪了。 他等了三天才报案。三天里，他一个人住在那栋空荡荡的别墅里，把林婉清所有的照片从相册里取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看完再放回去。他看了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只是在看。看她的笑，看她的皱眉，看她的沉默。 看她在每一张照片里都看着镜头——不是看他，是看镜头。镜头后面的人，是他。她看他的眼神，和看任何一个人的眼神都一样。没有温度，没有情绪，没有期待。她在用眼神告诉他——我不在这里。我从来就没有在这里过。 江余把信折好，放回信封，装进随身带的证物袋里。他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嗒声，雨水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流，在鞋面上汇成了两小滩。 墓碑旁边的泥土有一片被翻过的痕迹。不是新的，是旧的，但被雨水冲刷之后露出了底下的颜色——黑色，不是泥土的黑，是另一种黑。 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埋在这里，又被人挖走了。坑不深，大约一个巴掌的深度，边缘整齐，像是用工具挖的。坑底有一样东西——一个小小的、银色的金属片，圆形，大约一枚硬币的大小，表面磨损得很厉害，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图案。 江余用指甲把金属片从泥土里抠出来，在雨水里冲洗了一下。金属片的一面刻着一个图案——圆圈套三角形，三角形里面有一个数字：2。 他的手指僵住了。这个符号，他在临川的卷宗里见过无数次。圆圈套三角形，数字从3到10，每一个数字对应一个受害者。但数字2一直没有出现。现在它出现了。不是在临川，不是在温鸢的案子里，是在东城，在翠屏山公墓，在林婉清的墓碑旁边。 他把金属片攥在手心里，金属很凉，凉得他手心的温度像被吸走了一样。 沈渡昨晚来了翠屏山。他来找什么？来找这个符号？来找孟庆川？还是来找林婉清？沈渡在临川的案子里见过这些符号，他知道数字2没有出现。他知道数字2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被发现。他找到了。然后他消失了。 江余把金属片放进证物袋，口袋里的手机震了。赵小刀的消息：“江队，孟庆川的通话记录查到了。昨晚他接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晚上七点四十三分，打给了一个叫林深的号码。第二个，晚上九点零二分，接了一个电话，号码是沈渡的手机号。第三个，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打给了110，但通话时长只有四秒，没有接通就挂了。” 林深。和温鸢案里的林深同名。同一个人？还是另一个林深？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应该已经死了。三年前，外省，溺水身亡。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在昨晚七点四十三分接电话？ 江余盯着那行字，雨水顺着手机屏幕往下流，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指腹在“林深”两个字上停了一下。他把手机收回口袋，转身走出公墓，雨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意思。 他下山的步子比上山时快了很多，几乎是连跑带跳。雨水在他脚下溅起一朵朵水花，裤腿湿到了膝盖，鞋子里全是水，每踩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但他没有停下来。 山脚下，赵小刀的车停在路边，双闪灯在雨雾中一明一暗，像一颗虚弱的心脏在跳动。江余拉开车门坐进去，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证物袋，把金属片放在仪表盘上。 赵小刀低头看着那个符号，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2。临川的案子缺了1和2。1在温鸢手里，2在这里。” “1不在温鸢手里。”江余的声音有些哑，像砂纸磨玻璃，“1在裴萧手里。温鸢把1画在了那幅画里——1990年的那个夜晚。那不是数字1，那是一个‘一’。一笔画。 一扇门。一个七岁的女孩。一扇敞开的门。一个站在门口、没有走进去的男孩。一个躺在血泊中、却对着镜头笑的女人。” 赵小刀看着他，没有说话。 “2在这里。”江余的手指点在那个金属片上，指甲盖因为用力而泛白，“2在林婉清的墓碑旁边。林婉清是孟庆川的妻子，三年前从这里冲了下去。她的死不是意外，是自杀。孟庆川昨晚来这里，是来赴约的。他约的不是林婉清，是那个在电话里用林深的身份打给他的人。” 沈渡。沈渡用林深的身份打了电话给孟庆川，约他在翠屏山见面。然后沈渡失踪了，孟庆川死了。 不——不对。沈渡不会用死人的身份去打电话。他不会冒充林深。 那是谁？ 江余闭上眼睛。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争吵。一个说沈渡不会做这种事，另一个说沈渡有太多你不知道的秘密。 他认识裴萧，认识白鸢，认识温鸢，认识顾城。他在临川的旧案卷宗里翻到了林婉清的名字——三年前自杀的女人，姓林，和林婉儿同姓，和温鸢案里的林深同姓。他发现了某种联系，某种江余没有发现、甚至没有注意到的联系。他独自去了翠屏山，然后消失了。 “赵小刀。” “在。” “查林婉清和林婉儿的关系。查林婉清和林深的关系。查林婉清和温鸢的关系。任何联系都可以——同乡、同学、同姓、同一个医院、同一个医生、同一个心理咨询师。任何。” 赵小刀已经在查了。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回车键被她按得啪啪响。十秒钟后，她的手指停了。 “林婉清和林婉儿是堂姐妹。林婉清的爸爸和林婉儿的爸爸是亲兄弟。”她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那种发现了宝藏的兴奋，“林深是林婉清的弟弟。亲弟弟。” 江余的呼吸停了一拍。 林深。林婉清。林婉儿。三个姓林的人，两个死了，一个失踪。林深三年前溺亡，林婉清三年前坠崖，林婉儿三个月前被杀。三个人，三年的时间，三种不同的死法。但他们的死指向同一个方向——孟庆川。林婉清的丈夫。林婉儿的堂姐夫。林深的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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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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