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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余套上手套，跨进墓坑，拿起那个信封。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封口处用火漆封着，火漆上印着一个图案——圆圈套三角形，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数字，是一个空白的圆圈。他用指甲挑开火漆，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一张照片。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表面有细小的裂纹。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穿着白裙子，站在一棵树下，手里拿着一朵花。花是鸢尾花，紫色的。她在笑。和温鸢画里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一样，在笑。但这张脸不是于某。是另一个人。 江余的手指停在了照片的边缘。他认识这张脸。在临川的旧卷宗里，在温鸢的素描本里，在沈渡给他的那张两个男孩站在树下的照片里。不是于某，是—— “这是我母亲。”他的声音低到只有自己能听见。 沈渡站在墓坑边，看着他，没有下来。阳光从沈渡身后涌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墓坑里，投在江余身上，像一件黑色的、宽大的、不会冷的外套。 江余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不是钢笔，不是铅笔，是血。暗红色的，已经干透了，在泛黄的纸面上像一道细长的、已经凝固的河流。 “陆沉舟杀了我。温凝看到了。温凝是下一个。” 江余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冽的、让他头皮发麻的愤怒。他攥着那张照片，指节泛白，纸张在他手里发出细微的、快要碎裂的声响。 “林婉清不是自杀。”沈渡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平稳得像一条不会起波澜的河，“她是被杀的。杀她的人把她的尸体从棺材里取走了，留下了这张照片。照片是1990年拍的，拍的是你母亲。不是林婉清的母亲。是你母亲。温凝。” “林婉清知道这件事。她用自己的死，把这个真相从地下翻出来了。” 江余抬起头，看着墓坑上方那一小片灰白色的天空。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照在他脸上，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睛，看着那片光，那片没有温度的光。 “沈渡。” “嗯。” “林婉清的尸体在哪？” 沈渡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墓坑底部那个空棺材上，棺材板上的木头纹路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像一条一条细小的、蜿蜒的河流。 “在孟庆川的车里。”沈渡说，“孟庆川翻车的时候，车里还有一个人。消防队只找到了孟庆川的尸体，没有找到另一个人。因为他们找错了方向。车翻下去的时候，另一个人从车里爬了出来，带着林婉清的尸体，走了。” “谁？” 沈渡的目光从棺材上移开，落在江余的眼睛上。 “张明。” 雨又下起来了。不是那种温柔的雨，是那种蛮横的、不讲道理的暴雨，像是有人在天上打翻了整条河。雨水砸在墓坑里，砸在棺材上，砸在江余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密密麻麻的声响。 江余站在墓坑里，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流进领口，沿着脊背往下流。他没有动。他手里攥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在笑。她的笑被雨水泡软了，模糊了，像一幅快要消失的画。 他闭上眼睛。 1990年8月14日，两个女人在同一天被杀了。一个在临川，一个在东城。一个被丈夫勒死，一个被丈夫勒死。一个没有留下名字，一个留下了名字。一个的笑被温鸢画了三十四年，一个的笑被自己的儿子忘了二十二年。现在她们都回来了。一个在照片上，一个在棺材里。一个在等他来找，一个在等他来问。 他睁开眼睛。 雨还在下。 没有人知道，这条路通向的不是山顶，不是山下，是一个人的手心里。手心里写着一个字。“回”。回来了。都回来了。她回来了，她也回来了。他回来了，他也回来了。所有人都在这里，在这座山上，在这场雨里，在这座没有名字的碑前。 江余从墓坑里爬出来，雨水从他的裤腿往下流，在鞋面上汇成了两小滩。他把那张照片放进制服内袋，贴着心脏的位置。然后他转过身，面对沈渡。 “走。”他说。 沈渡看着他，没有问他去哪里。 “去找张明。”
第38章 药物 张明住在离翠屏山不远的一条老巷子里。巷子很窄，两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墙面斑驳，窗户上的铁栏杆锈成了褐色，楼下堆着些杂物。 江余的鞋踩在积水里，水花溅起来，落在一辆废弃的自行车轮上，车轱辘还在慢慢转动，像是被风推了一下，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刚从上面跳下来。 张明的房间在一楼，门是木头的，漆皮起泡，门缝里塞着好几天的报纸和外卖传单。江余敲了三下，没人应，沈渡掏出铁丝，在锁眼里拨了两下。锁芯咔嗒一声，门开了，一股混合着药味、汗味和时间味的空气扑出来，像一只看不见的、湿漉漉的手，推了一下他们的胸口。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是那种很厚的深蓝色遮光布，把午后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江余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没有亮，灯泡早就不亮了。沈渡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白色的光柱切开黑暗，照亮了这个不足二十平方的房间。 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褥很旧了，床单洗得发白，边缘起了毛。枕头旁边放着一排药瓶，江余拿起来看——降压药，心脏病药，还有一瓶安定，已经空了大半，瓶盖拧得很紧，像是怕被人打开。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玻璃面上落了一层灰。江余用手掌擦了一下，露出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男人，三十岁左右，短发，圆脸，穿着白大褂，胸口的工牌上写着“临川市公安局法医室 张明”。 不是现在的张明，是二十多年前的张明。那时候他还年轻，眼睛里有光，嘴角有笑，不像一个在黑暗中待了太久、快要忘记光是什么样子的人。 书桌的抽屉是锁着的。沈渡用同样的手法打开了。抽屉里只有一样东西——一本日记，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江余打开第一页，字迹很工整，是那种多年从事记录工作的人特有的、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的字。 “1990年8月15日。翠屏山。我跟着陆沉舟上了山。他扛着一把铁锹，我扛着一把。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们从天黑挖到天亮，挖了一个坑，很深，很深。 他把一个用白布裹着的东西放进了坑里，然后填土，然后种了一棵树。他跪在那棵树前，跪了很久。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他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说——张明，这件事你忘了。我说——好。” 江余翻到第二页。 “1990年8月16日。陆沉舟给了我一张照片。他说，这是我妻子的照片。他说，她叫温凝。他说，她死了。他说，你不要问怎么死的。我说——好。” 第三页。 “1990年8月17日。我把温凝的照片烧了。不是陆沉舟让我烧的，是我自己烧的。我怕。我怕有一天有人问我，温凝是谁，我说不出来。但我记得她的脸。我记得她在照片里笑。她的笑和于某不一样。于某的笑是死的，温凝的笑是活的。一个活人的笑，被我烧了。” 日记到这里停了一段时间。再翻几页，日期跳到了三年后。 “1993年12月。陆沉舟开始忘记事情了。不是正常的忘，是那种吃了药之后的忘。他让我给他开药，我说我是法医，不是医生。他说你什么都是，你是我的刀，我的枪，我的眼睛，我的手。你给我开药。” 江余的手指在“药”字上停了一下。 “1994年3月。陆沉舟开始给陆砚吃药。一样的药。一样的剂量。他说，他不想让他儿子记得他妈妈。他说，记得就会疼。不记得就不疼。他说他是在保护他。” 翻页。 “1994年6月。陆砚的眼睛开始变了。以前是浅褐色的，和温凝一样。现在变成了深黑色，和他爸爸一样。药起作用了。他把温凝忘了。他把翠屏山忘了。他把那天晚上忘了。他把自己是谁忘了。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江余的手指开始发抖，纸页在他手里发出细微的、沙沙的声响，像有什么东西在纸面上爬行。他知道“药”是什么——一种可以定向清除记忆的药物，陆沉舟从某个渠道搞到的，也许是黑市，也许是某个不为人知的实验室，也许是陆沉舟自己研制的。 他用这种药删掉了自己妻子所有的痕迹——照片，日记，证物，还有自己儿子脑子里的记忆。不是删掉，是覆盖。把浅褐色的眼睛变成深黑色，把“妈妈”两个字从词典里划掉，把一个七岁男孩变成了一个空壳。 翻页。 “2005年1月。陆沉舟快要死了。肝癌，晚期。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张纸。他拉着我的手说——张明，我梦到她了。她说她等我很久了。我说，你去找她吧。他笑了。和温凝一样的笑。原来他也会这种笑，只是从来不笑。” 日记到这里又停了。再翻几页，日期跳到了三年前。 “2021年7月。林婉清死了。不是自杀，是被杀。她的车被人动了手脚，刹车失灵，从翠屏山盘山公路冲了下去。杀她的人是孟庆川。不是孟庆川动的手，是他雇的人。他不想让她活。因为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和温凝一样。浅褐色的，透明的，像秋天的落叶。他看着她的眼睛看了三年，受不了了。” 江余的呼吸停了一拍。 “2021年8月。林深来找我。他说他知道姐姐是被孟庆川杀的。他说他有证据。他说他要报警。我说你报警吧。他说他怕。我说你怕什么。 他说他怕我。因为我是张明，我是陆沉舟的刀、枪、眼睛、手。他知道我给陆砚下过药。他知道我给陆沉舟开过假病历。他知道我做过什么。他怕我会对他做同样的事。我说我不会。他不信。” “2021年9月。林深死了。溺亡。不是自杀，不是意外，是被杀。杀他的人是孟庆川。孟庆川雇的人。和杀林婉清是同一批人。 他们先把林深按在水里，等他快死了再松手，让他以为自己能活，然后又按下去。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他再也浮不上来。这是孟庆川的主意。他说要让林深尝尝他姐姐死前的感受——刹车失灵，车在往下冲，想停停不下来，想活活不了。” “2021年10月。孟庆川来找我。他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十万现金。他说，张明，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帮我把林深的尸检报告改成意外。 我说，你为什么不找别人。他说，因为你是最好的。最好的法医，最好的造伪者，最好的沉默者。你帮陆沉舟做了那么多事，不差我这一件。我收了钱，改了报告。” “2021年11月。我开始睡不着。每天晚上闭上眼，就看到林深的眼睛。他在水里睁着眼睛看我。不是恨我，是问我——你不是说你不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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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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