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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秒钟里，江余感觉到沈渡的手心是热的，不是那种握了很久热咖啡的热，是那种天生的、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怎么都捂不凉也怎么都晾不冷的热。 他们沿着石阶往上走。不是去公墓，是去那棵树。那棵张明三十四年前种下的、陆沉舟跪了一夜的、温凝埋在下面的树。 树还在，枝丫光秃秃的，和临川栖心疗养中心后山那棵老槐树一样，在这初夏的季节里没有长出一片叶子。但树下多了一样东西——一座碑。不是原来那座没有名字的碑，是一座新的碑，灰色的石面，被阳光照得发亮。 碑上刻着字。不是用机器刻的，是手工刻的，一笔一划，深深浅浅，像一个人的手在石头上一下一下地凿。 “温凝。一九六八年——一九九〇年。陆沉舟之妻。陆砚之母。张明刻。” 江余蹲下来，伸出手，指尖触到那个“明”字。笔画很深，刻字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在石头上刻字的时候，把自己这辈子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 刻完这个字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力气做任何事了。他回到那条老巷子，走进那间没有光的屋子，穿上那件白衬衫，握着那把手术刀，坐在衣柜里，等。 江余把带来的那枝鸢尾花放在碑前，紧挨着碑座。花只有一枝，没有花束，没有花篮，没有那些繁复的、好看的包装。一枝花，一个人，一个名字。够了。 “张明什么时候刻的？”江余问。 沈渡站在他身后，阳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碑上，投在“温凝”两个字上面，像一个黑色的、安静的拥抱。 “三年前。”沈渡说，“他刻完这块碑，把它埋在了翠屏山。不是埋在山顶，是埋在采石场。林婉清藏身的那个山洞旁边。他每天去给林婉清换药的时候，都会在这块碑前站一会儿。站完，进山洞，换药，擦身子，喂饭。然后出来，在碑前再站一会儿。站到天黑，下山。他做了三年。” 江余把手从碑上收回来，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他转过身，看着沈渡。沈渡站在阳光里，风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落在额前，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 他的手里还拿着那枝鸢尾花——不是一枝，是两枝。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变出了一枝，和江余送他的那枝并排握在一起，紫色的花瓣碰着紫色的花瓣，像两个人在牵手。 “另一枝哪来的？”江余问。 “山坡上摘的。”沈渡说，“你蹲在碑前的时候。” 江余看着他手里的两枝花。一枝是他送的，一枝是沈渡自己摘的。两枝花，一枝来自花店，一枝来自山坡。同一座山，同一天，同一个人。江余笑了一下，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笑，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是把所有的重量都放下了的笑。 他从沈渡手里拿过那枝自己送的鸢尾花，放在了温凝碑前。然后他转过身，沿着山坡往下走。沈渡跟在后面，手里还握着另一枝。那枝没有放，他带走了。不是要带回办公室插在矿泉水瓶里，不是要夹在案卷里压成干花，不是要放在任何地方。 他握着，握着走下山，握着走过街道，握着走过花店，握着走过早餐摊，握着走过报刊亭，握着走过分局的大门，握着走上四楼的楼梯，握着走进办公室，握着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握着翻开新的案卷。 花会谢的。但那是以后的事。 江余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赵小刀正站在白板前面，用红笔在写一个新的案件编号。听到脚步声，她转过身，手里还拿着马克笔，笔帽咬在嘴里。 她看到江余，看到沈渡，看到沈渡手里的鸢尾花，又看到江余空空的手。她的目光在花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什么都没有问。不是不好奇，是学会了不问。 “江队，新案子。”赵小刀用马克笔点了点白板上那个新写的编号，“凌晨五点，城东，永安里小区，一个女人从六楼摔下来了。不是自杀，不是意外，是他杀。” 江余走到白板前，看着那个编号。案件编号，日期，地点，死者的名字——林秋。姓林。又是姓林。林婉清，林深，林婉儿，林秋。 江余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弹了一下。姓林，和温鸢案里的林家是同宗同源。翠屏山的雨刚停，新案子的雨又来了。不是雨，是风。风从翠屏山来，从临川来，从1990年来，从更远的地方来，吹过所有的人，吹过所有的案子，吹过所有的雨夜。 风还在吹，不会停。 沈渡把那枝鸢尾花插进桌上的矿泉水瓶里，拧上瓶盖，放在台灯旁边。台灯的光照在紫色的花瓣上，花瓣变成了金紫色，和他第一次来东城分局那天、站在门口、被走廊尽头的夕阳照得眯起眼睛时的颜色一样。 他转过身，看着白板上那个新的案件编号。 “林秋。”他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荡开一圈一圈细小的、逐渐扩大的涟漪。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沈渡还给他的、他又还给沈渡、沈渡又放在他桌上的那把。他把刀揣回口袋，拍了拍，刀柄硌着他的大腿，凉凉的，硬硬的，像一个人的手指，在他手心里写了一个字。 不是“回”，不是“归”。 是“走”。 走吧。案子在等你。人在等你。真相在等你。 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拂过白板上那个新写的名字。林秋，林秋，林秋。纸页沙沙作响，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叫一个还没有人应答的名字。 江余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沈渡拿起他的风衣。 赵小刀已经站在门口了，手里拿着笔记本，笔别在耳朵上。 三个人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楼梯间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在身后熄灭。 楼下，那辆深灰色的SUV停在老位置，车身上的泥点子还没有洗。 新案子，新车，旧人。
第46章 风眼 赵小刀在车上已经把初步的情况说了一遍。永安里小区，城东，老居民楼，六层，没有电梯。凌晨四点五十三分，有人从六楼摔下来了。不是跳，是摔。区别在于，跳的人是主动的，摔的人是被动的。跳的人会张开双臂，像鸟，像落叶，像一颗不再想挂在枝头的果实。 摔的人不会，摔的人是蜷缩着的，像一只被从巢里扔出来的幼鸟，翅膀还没有长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掉下来，不知道地面为什么那么硬，不知道疼，因为疼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林秋摔下去的时候，是蜷缩着的。她的邻居听到声音，从窗户往下看，看到一个人形的、蜷缩的轮廓躺在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邻居报了警，打了120。120到的时候，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死因是颅脑损伤，从六楼坠落，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赵小刀翻开了笔记本。“林秋，女，二十六岁，独居，职业是插画师。她租住在永安里小区3号楼601室，去年三月搬来的。邻居说她不爱出门，不爱说话，不爱和人来往。每天就是画画，画到很晚，灯亮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没有人知道她画什么，也没有人问过。” 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现场封锁了吗？” “封锁了。技术队已经到了。” “死者家里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没有。门锁完好，窗户完好，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屋里很整齐，很干净，像没有人住过一样。但有一处不正常——她的画。 她画了很多画，但不是挂在墙上，是堆在地上的。满满一屋子，堆到膝盖那么高，人都走不进去。她是从门口踩着画走进去的，像踩着一片一片的、彩色的、不会碎的冰。” 沈渡坐在后座，手里还握着那枝鸢尾花。花在密闭的车厢里微微颤动，紫色的花瓣蹭着他风衣的袖口。他低着头，看着花，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看不清的地方。 “她画的是什么？”沈渡问。 赵小刀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了一下。“人。全是人。不同的人，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表情。但有一个共同点——所有人都在看同一个方向。不是看镜头，不是看画家，是看画布的左边。 左边有什么？不知道。她没有画左边的东西。每一幅画的左边都是空白的，像一扇被打开的门，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永安里小区在城东一条窄巷子的尽头。三栋六层的老楼，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但年代久了，变成了灰黄色，像一块被雨水泡了很久的、发了霉的蛋糕。 3号楼在最里面，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蓝白色的带子在晨风中一飘一飘的。技术队的人正蹲在楼下那片被冲洗过的水泥地上拍照，闪光灯一下一下地闪，把地面上那个人形的、暗红色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 江余站在那个轮廓旁边，蹲下来，看着那片被雨水冲淡了的、边缘已经开始发黑的血迹。血迹的形状是蜷缩的，头朝里，脚朝外，右臂压在身体下面，左臂伸向一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最后一刻想抓住什么，没有抓住。 沈渡站在他身后，没有蹲下，目光落在三楼一扇开着的窗户上。窗帘是白色的，很薄，在晨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面投降的旗。 “她不是自己跳的。”沈渡的声音从江余头顶传下来，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江余脑子里那片还在翻涌的水面。 “有人在她身后。” 江余站起来，抬头看着六楼。601室的窗户是开着的，窗帘也被风吹得飘出来，和三楼那扇窗户一样。但六楼的风更大，窗帘飘得更远，几乎要飘到窗外去了，像一只白色的、急于挣脱的手。 他转身走进楼道。楼道很窄，声控灯是坏的，他踩着手机手电筒的光往上爬。沈渡跟在他身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密闭的楼梯间里来回弹跳，像两颗被同时扔出去的、永远追不上对方的回声。 六楼，601室。门开着，技术队的人正在里面忙碌。大刘蹲在地上，用小刷子刷着门把手的缝隙，动作轻得像在给一个熟睡的人拂去脸上的落发。 看到江余进来，他抬起头，脸上那个护目镜歪了，露出一只眼睛，眼睛里有血丝，但亮得很，像一颗熬了很多夜但还没有熄灭的星。 “江队，屋里的情况有点奇怪。”大刘站起来，指了指地面，“你看这堆画。” 江余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客厅的地面上堆满了画，大大小小，各种尺寸，有的是油画，有的是水彩，有的是素描。 画纸叠在一起，堆到膝盖那么高，把整个客厅的地面都铺满了，只留下一条窄窄的、从门口通向卧室的过道。过道的宽度刚好够一个人侧着身子走过去，像是有人故意留出来的——不是故意，是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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