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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屏着呼吸。 “你可以走了。” 男孩跑向铁门，在黑暗中摸索把手，门没有上锁，一推就开了。楼梯里没有灯，他绊了一跤，差点磕碎门牙，在恐惧中他甚至感觉不到疼痛。莱纳用尽全力往上跑，好像从漆黑的湖底奋力游向水面。楼梯顶端是一扇活板门，他爬了出去，像是从坟墓中逃生。柜台后面的一个年轻女孩惊异地瞪着他，和地下室相比，玻璃工艺品店异常明亮，充满色彩，这些颜色仿佛在他眼前飞快旋转，莱纳跌跌撞撞地出去了，跑出了好几条街才停下来，靠着一根电灯柱喘气。来往的人就算留意到了他，也假装没有看见。 —— 美国人租下了果园，是的，负责看守苏占区和美占区边界的东德警察马上就发现了这件事，并且迅速找果园的主人谈过话了，那是个老实的农夫，只想种些梨子和苹果拿去卖，家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没有任何“通敌”的迹象。美国人给的租金比梨子和苹果的利润高多了，没理由不接受。 果园就是隧道的起点，这条隧道将会穿过通往机场的公路，准确地卡住苏联人的地下电缆。地点敲定，连加固隧道的特殊钢板也定制好了，压力落在了负责掩护的情报人员身上：挖出来的大量泥土怎么隐藏？工程兵无法进入苏占区测量，怎么保证隧道刚好能打到电缆下面？还有，该如何在东德警察和克格勃的鼻子底下运来挖掘机械？要是隧道提前被苏联人发现了，怎么处理随之而来的外交风暴？ 安德烈和他的美国同行仍然没有答案。 “果园现在只是个果园。”安德烈告诉莱纳，这句话并不完全准确，但也不是撒谎。美国人拔掉了东德农夫不久前才种下的梨树树苗，然后停住了，什么都没再做。那一小块吸引了克格勃注意力的地皮，真的只是一块空地而已，暂时。 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答案不会令科里亚满意，要是说服不了克格勃，安德烈恐怕很快就要从施普雷河里打捞莱纳的尸体了。霍恩斯比认为这是一个给苏联人喂假信息的好机会，并且决定要和美国人分享这个机会。“他们有资源。”霍恩斯比辩称，他总是用这个理由，言下之意就是英国人给不出像样的资源，这总是让安德烈很恼火，因为他也明白上司是有道理的。 安德烈不能忍受别人染指他的小羊，尤其抗拒美国人的“肥胖手指”。涉及到麻雀，他比平常更不情愿。于是在各种争执、讨价还价、删减和模糊化处理之后，中情局驻柏林行动处最终得到的信息是，克格勃已经在果园周围四处嗅探了，而安德烈正好有途径往他们的信息池里滴几滴扰乱视线的墨水，滴多少？用什么颜色的墨水？ 情报官们的第一反应是伪造文件，这个提议也是最先被否决的。科里亚断然不会相信“麻雀”幸运到恰好能从安德烈鼻子底下偷出文件来。接着又有人提出，找一个别的地点同时开工，分散苏联人的注意力，这也被否决了。会议痛苦地拖进了两个小时，然后是三个半小时。人们原本一壶接一壶地消耗咖啡，后来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离开隔音室，直接把一瓶威士忌拎了进来。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倒掉冷咖啡。 “雷达站。”比尔·哈维忽然开口。这是个大腹便便的中情局官员，柏林行动处的一把手，安德烈认为他看起来像个裹着西装的梨子。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哈维，这个形似胖梨子的男人抽了一口雪茄，吐出来，“让苏联佬以为我们在建雷达站。” 安德烈摊开手，“那我们要准备什么‘道具’？” “不，不要那些伪造的垃圾，我们建一个真的雷达站，真的。”哈维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强调最后一个词，“你的线人只需要给一些零碎的佐证，比如，看见了信号兵，在你的桌子上发现了无线电技术手册，诸如此类。” 莱纳下一场戏的对白就这么确定了。安德烈趁着周末开车带他去“远足”，两人跋涉在空旷无人的田野上，用报纸遮住不合时宜的雨水。情报官逐一把台词教给“麻雀”，让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直到细节准确无误为止。回到车里的时候两人都已经淋得透湿，天已经快黑了，安德烈放弃了赶回柏林，半路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在登记簿上签了假名，“K. 施迈瑟先生”和侄子，来自斯图加特。 旅馆提供了那种投币才能使用的煤暖炉，两人不得不把身上所有的硬币都翻找出来，点着暖炉，把衣服铺在椅子上烘干。安德烈在电话里和门房谈判晚饭的事情，莱纳裹着毛毯坐在床上，出神地看着窗外的雨水。 “如果我不小心的话，他们今晚会给我们吃炖田鼠。”安德烈挂上电话。 “那很好。” “莱纳。”安德烈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脸，让他抬起头，“你在想什么？” 男孩吞咽了一下，“科里亚。” “你不会有事的。”安德烈弯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莱纳侧过头，想用脸颊蹭他的手掌，但情报官已经走开了，系紧睡袍，下楼去了，应该是要确保晚餐里没有田鼠的成分。莱纳碰了碰自己的额头，倒在床上，紧紧蜷缩起来。 第十三章 “那是怎么来的？” 暖炉熄灭了，耗尽了所有的硬币。房间里弥漫着潮湿的寒意，无所谓，他们不会久留。莱纳发着抖，把自己裹进外套里。安德烈慢吞吞地扣上衬衫纽扣，似乎没有听见莱纳的问题，过了好几分钟才侧过头，往莱纳的方向瞥了一眼。 “什么怎么来的？” “你的疤痕。” 安德烈隔着衣服摸了摸肋骨下方，好像自己也不确定伤疤还在不在原处。“弹片。”他简短地回答，“和这个同一天。” 他摘下袖扣，捋起袖子，让莱纳看左手臂内侧的另一道伤痕，更准确的说法是“一片”，不是“一道”，凹凸不平的烧灼痕迹。“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只有一点小伤。”他抚平衣袖，低下头，重新固定袖扣，“那时候要丢掉整条手臂或者一只脚，实在太容易了。” “在英国吗？” “不，在德占区，在战壕里。”安德烈没说清楚是哪里的德占区，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讲更多，随即打消了念头，继续摆弄袖扣。 “痛吗？” “当然，怎么可能不？”安德烈冲莱纳眨眨眼，戴上帽子，“但我不告诉别人。” 他们下楼付了账，没有吃早餐就走了。还没到八点，冰冷的乳白色雾气在荒芜的草地上飘荡，时不时有一段篱笆或者半截烟囱从雾中出现，很快就隐没了。安德烈低声哼唱一首莱纳不认识的歌，手指轻轻在方向盘上打节拍。莱纳缩在副驾驶座上，双手插在衣袋里，希望它们能尽快暖起来。一头牛突然从雾气中出现，安德烈猛地踩下刹车，莱纳及时抓住车门把手，免得在仪表板上磕穿脑袋。情报官按了按喇叭，那动物懒洋洋地咀嚼着，不为所动，连看都没有看汽车一眼。两人只好下去了，又推又拉，牛像石雕一样重，也和石雕一样顽固，起码花了四十分钟，才把它哄骗到路边去。雾气已经散去了，但太阳并没有出来，天空灰蒙蒙的。两人回到车里，对视了一眼，不由得大笑起来，尽管莱纳说不清楚这有什么好笑的。 安德烈没有把他送到利滕贝格，大概在三个地铁站外就靠边停车，让莱纳下去。“安全原因”，很显然，在柏林，一切都有危险，需要引用各种“安全原因”。莱纳打开车门，安德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于是他转过头去，看着情报官。 “别怕。我总是在看着你的，即使你见不到我也一样。” 莱纳点点头，关上车门。独自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向地铁站走去。商店都没开，他是唯一的行人。等看不见男孩的背影了，安德烈才发动汽车，缓慢退出横街，转了个弯，返回西柏林。 他这时候相信这场戏能蒙混过关吗，也许不。相信莱纳能全身而退吗？估计也不。霍恩斯比逼他写了一份紧急预案，以便情况危急时将麻雀从暴风眼里揪出来。他们给每个“资产”都做这种预案，与其说未雨绸缪，不如说是为了安抚良心的官样文章。你听听这个名词，“资产”！资产意味着你们可以被交易和售卖，必要时一脚踢开。但预案还是有的，外交大臣和首相要求看到这样的东西，这让他们晚上睡得好些，深信他们所运营的疲惫岛国比其他地方更有良知。安德烈不相信良知，这是坐办公室的人发明出来的又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路过勃兰登堡门的时候安德烈多看了一眼，战争留下的痕迹仍然明显，火车站前面的空地泥泞而荒凉。他后来很少谈起柏林——有些新人甚至不知道他去过柏林，但我想他心里很喜欢这个城市，这里的人说着他母亲的语言，听起来像亲眷，像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他也羡慕莱纳，莱纳无论如何是属于东柏林的，而东柏林也属于他，而安德烈却永远被迫在日耳曼生母和盎格鲁-撒克逊养母之间做出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赫尔曼先生”和安德烈十分相似。他出生在德国，但精神上属于俄罗斯。他比安德烈幸运的地方在于，有那么三十多年的时间，他的故乡和他的精神故乡部分重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运气。他的朋友都叫他“米卡”，在克格勃的圈子里，他也一直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俄语名字。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激进的左翼人士吗？一个是排版工人，一个是报纸编辑，纳粹党刚上台不久，他们就带着儿子逃往莫斯科。他跟《明镜》谈过这件事，1994年，还是1995年，差不多就是那几年，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大标题，《你好，米卡》。那张军情六处费尽心思也拍不到的脸，大方地印在内页，彩色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眼见过“赫尔曼先生”的西方情报人员，应该就只有莱纳，如果他能算得上情报人员的话。第二次和科里亚见面的时候，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安德烈精心编织的虚假信息：桌子上的无线电技术手册，衣柜里神秘出现的信号兵制服，还有忽然上门拜访安德烈的陌生人，穿着便服，但口音听着像美国。 与此同时，驻柏林美军大张旗鼓地越洋运来雷达设备，在汉堡港卸货，装上火车送到柏林。安插在码头工人和铁路搬运工之间的耳目同时向克格勃报告，美国船运来了大量疑似无线电收发设备的装置，还有电缆、线圈和荧屏，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雷达站。1954年年初，斯塔西第二司——他们的反间处——往安德烈的文件夹里加入了一个新的子文件夹：莱纳·沃格尔，24岁，中学学历，苏联使馆的德语翻译。与安德烈关系亲密，目前处于斯塔西和克格勃的控制之下。斯塔西给莱纳的代号是“海伦”，八成是个故意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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