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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考的成绩起起伏伏，一二三模成绩像过山车一样折磨着他的神经。有一次数学考砸了，他拿着试卷，在操场角落的树下蹲了很久，胃里一阵阵抽搐。但他没有时间崩溃，晚上还要去工厂，第二天还有新的卷子。写题、复习、分析错题，这一次再也没有李乐山在旁边告诉他，“没关系，慢慢来”，他什么都只能靠自己。 六月初，高考结束。查分那天，他还在流水线上干最后的那点活儿。上班期间不能带电子设备，还是磊子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间门口，手里举着他的电话，脸上是难以置信的激动，“明子！你班主任的电话！成绩……高考成绩出来了！” 听筒里传来班主任熟悉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欣喜，报出了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比他预估的最高分，还要高出三十多分。当然也比他所有的模考分数高。这不是平常的考试，在这个多考一分就干掉一个操场的时代，蒋月明多的这三十多分把他的全省名次往前翻了好几倍。周围机器的轰鸣声在那一瞬间仿佛消失了，世界静得只能听见自己心脏狂跳的咚咚声。 “超常发挥”，这四个字像惊雷一样在他脑海里炸开，随之而来的不是狂喜，而是一种巨大的、近乎眩晕的不真实感，紧接着，是汹涌的、几乎要将他淹没的酸楚。 他紧紧攥着电话，指节发白，眼前模糊了一片。这一年所有的挣扎、忍耐，累得手指都在发抖，却还得强撑着拧亮台灯，摊开模拟卷的瞬间；做不完的试卷，背不完的知识点，还有那什么……往日种种，在此刻都汇成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告诉他，所有的苦，没有白吃；所有的路，没有白走。 蒋月明抬起头，透过车间满是油污的窗户，看向夏日明晃晃的天空，第一次清晰地觉得，那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终于有了一道可以触碰的光亮。 十八岁的人生是潮湿又劳累的，他的身上沾满了水珠，命运拧了拧蒋月明，有甘露也有酸水。 第164章 我一定得考吗？ 二零一三年，六月，刚迎来暑夏。 蒋月明不懂为什么人生总是这样，太多的代价和失去，把人折磨得像是死过好几回。他想想不久前的欢喜与雀跃，在现在又带着他跌入谷底。 他要怎么办？留在南方就离李乐山很远，那可是四年，整整四年，几千公里的路程，四年的时间见的面用两只手都能数的过来；去北京要降一个批次，蒋月明觉得无所谓，可不能只有他觉得无所谓，因为所有人都在他耳边告诉自己有所谓。 那…… 复……复读呢？ 复读的念头是半夜两点冒出来的，蒋月明躺在出租屋的板床上，盯着天花板，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他想了一夜，琢磨了一整夜。天快亮时他爬起来，从垃圾桶里翻出那张揉成团的志愿指南，把南工大那一页小心地展平。专业很好，学校不差，所有人都在说“值了”。他把那张纸凑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眼睛都有些发酸，还是没看出“值”在哪里。 所有人都在劝他走，磊子说他是不是干流水线干疯了，好不容易爬出来还要往回跳。就连一向支持他一切做法的小姨这次也让他再想想，蒋月明知道她不是怕明年会怎么样，她就是心疼他再考一年。 老周第N次把他叫到办公室，“月明，”他摘下眼镜，苦口婆心地劝，“我不是要拦你。但你要想清楚，复读不光是再考一次，是你得把已经走到头的路，硬生生掰回去重走一遍。老师教过多少学生，没有谁可以保证再来一年一定比去年的分数高，更何况你今年已经超常发挥了。你都想好了吗？” “想好了。”蒋月明声音有些哑。 其实没想好。他只是不知道除了复读还能怎么办？高中的时候和李乐山就分开了三年，现在要分开四年吗？他不知道，说他疯了也好、傻也罢，蒋月明想再赌一把。他觉得搏一年去换取三年的相处时光很值当。 复读的日子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而他已经跑过一场，体力早已透支。同样的知识点要再嚼一遍，嚼到味同嚼蜡；同样的题型要做第八遍、第九遍，做到手指生出肌肉记忆。 瞒着李乐山是一个技术活。得掐准时间——不能太早回，显得闲；不能太晚回，显得冷漠。得掌握分寸，细节也要具体，但又不能具体到容易穿帮。虽然他没去上大学，但他凭借厂里上过大学的兄弟哥们儿的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正常大学该有的模样。 像什么，参加了什么社团、听了什么讲座、食堂哪道菜好吃。他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正趴在出租屋的桌上，对着五年高考的数学题犯难。 他还在原来的电子厂继续干，继续打工赚钱。哪怕干完活以后手抖得握不住笔，困的下一秒就要倒头睡觉，却依旧还得在早晨六点前赶到复读班上早自习。 闭着眼睛默背古文。背到“北冥有鱼”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北京那地方到底有多北；背到“雁阵惊寒”的时候，想的是李乐山告诉他北京的大雪到底有多寒。背不下去了，就睁开眼，一遍遍告诉自己，等到十二月底一模考完就好了。 一模没考好。数学最后两道大题写了一半就空着了，交卷的时候脑子有点懵。成绩出来，比去年模拟考还低了十五分。老周找他谈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从办公室出来，蹲在楼梯拐角，把脸埋在膝盖里。凉意顺着尾椎骨往上爬。蒋月明当然没哭，只是靠在墙上蹲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没事，蒋月明对自己说，还有二模，等到二模就好了。 摔下楼梯是意外，也不是全是意外。连续熬了三个大夜——白天上课，夜里上班，凌晨做题。实话说，那一脚踩空时，他甚至有种解脱感：终于可以停了。 醒来时人在医院，左腿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医生是个严肃的中年男人，看着蒋月明，眉头皱的紧紧地，“胫骨骨裂，腓骨挫伤。最少打六周石膏，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蒋月明脑子还有点懵，他当然听不懂有多严重，这种专业术语他不懂。 问的第一句是，“我瘸了吗？” 第二句是，“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学？” 腿摔伤了，打工倒没什么，又用不着腿，照样可以干活，出租屋离厂子也很近。但是学校那边就困难多了，复读班在五楼，本意是为了不被楼下的班级打扰，清净。但现在，每爬上爬下一次对蒋月明来说都是一场生与死的煎熬。 第一次挂着拐杖，他站在楼底仰头看。五层，六十级台阶。他单脚跳上第一级，拐杖在水泥地上敲出空洞的回响。跳到第三层的时候，受伤的腿开始隐隐抽痛。 不敢告诉李乐山，也没想过告诉李乐山。 如果现在坦白，李乐山会说什么？会生气，会失望，还是会心疼？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已经瞒了太久，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没有办法。 一天四趟，每趟六十级台阶，一共二百四十级。蒋月明不知道爬了多少天，不知道爬了多久。每一天，每一次爬楼梯，他都在心里问自己，我一定得考吗？我就非得考吗？ 然后他数着台阶回答自己，为了李乐山，要考；为了那几分，要考；为了证明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要考；为了有一天能堂堂正正站在北京的天空下，和李乐山站在一起，要考。 答案每天重复二百四十遍，像念经。念到后来，他自己都快信了。 于是他想，等到拆石膏就好了。拆了石膏就能正常走路，就不那么疼了，就能赶上复习进度。等到拆石膏就好了。 拆石膏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蒋月明试着走了几步，一瘸一拐，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医生嘱咐要做康复训练，别乱动，更不能跑。他点点头，转头就去了复读班——这时候已经放寒假了，但教室还开着，给愿意留下的学生自习。 教室里只有几个人。一个男生在啃包子，一个女生在抹眼泪，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他来不及去看了。 蒋月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摊开数学卷子。圆锥曲线和导函数，去年就没学明白，今年还是不会。他盯着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忽然觉得它们像命运的掌纹，自己怎么也看不懂。 翻开英语书，那什么维克多词典，都快被他翻烂了，从没那么用功过。abandon，abandon，abandon，翻开第一个词就是放弃。但他没有放弃，只是机械地往下背。告诉自己，等到过年就好了。过完年就剩最后四个月，咬咬牙就过去了。 二模、三模、四模。成绩上上下下，没有一次让人心安。数学和理综的错题本越来越厚，错题抄了一遍又一遍，有些题目错了七八十来遍还是出错。他盯着那些红色字迹的标注，有时候会笑出来，觉得自己太笨了，笑着笑着，眼眶莫名就红了。 五月底，临高考还有一个月。蒋月明开始睡不着觉，整夜失眠。他躺在床上，睁眼看着天花板，完全没有困意。这时候就会爬起来，拧亮台灯，继续做题。做不下去就抄古文，抄《赤壁赋》，抄《滕王阁序》，然后告诉自己，等到高考结束就好了。考完就能睡个整觉，就能不用再瞒着李乐山，不用再做题，就能……就能怎样？他有些不敢想。 高考那两天很热。考场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慢悠悠地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蒋月明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晒在他的左脸上，汗顺着下巴滴到卷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他写作文时手在抖，字迹有点歪歪扭扭，写到最后一段，忽然忘了要写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盯着卷子看了十秒，这十秒简直像是十年一样漫长。然后蒋月明闭上眼，深呼吸，胡乱写了个结尾。 最后一科考完，走出考场时，天阴了，要下雨。身边的其他考生在欢呼、拥抱、扔书，他背着书包慢慢往外走，回到家，什么也没管，倒头就睡，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屋里一片漆黑。他坐起来，发了很久的呆，心想：等到出成绩就好了。 出成绩那天，蒋月明没去网吧，就在出租屋里用手机查。网很卡，刷新了七八次才进去。分数跳出来时，他看了第一遍，没看懂。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 蒋月明看着手机上的数字，想了很多，想了很久。他想起什么多事，想起自己第一次学习手语时候笨拙的样子；想起盛平冬天干冷的空气；想起李乐山亮晶晶的眼睛；想起学校的那六十级台阶；想起那些一遍一遍的“等到……了就好了”。 等到了。 然后呢？ 有好吗？ 出租屋的墙上挂着一副中国地图，大概是房东为了遮挡墙上的污渍专门挂上的，是墙上唯一的装饰物件。地图特别大，装了很多东西，比他当初在小小的课桌上拿着卷尺丈量的那个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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