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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接触高层的情报,这两人将会是很好的助力。谢尔盖点点头:“您也时来度假的吗,陪同少校一起?” 一个人如果稍有自尊,都不愿意别人将自己看做陪衬,必然会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卢卡斯脸上浮现出一点儿骄傲的神情:“正是如此。他需要散散心,或许要个清静的环境。但他毕竟是病人,也需要有人照看,我只好跟来。啊,您不知道,他真是个很麻烦的病人,在医院里那阵子,他每天都在发脾气,冷着脸不理人、也不吃饭,谁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他不太信任周围的人,上一次的事……他总是疑神疑鬼的,把手下调走了好几个。” 哈,一个疑神疑鬼的秘密警察,当真是开局顺利。谢尔盖在心里冷笑,佯装惊讶地说:“啊,恕我冒昧,您又不是他的副官,本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照料他呀。” 卢卡斯说:“我知道您的军衔是在前线挣来的,咱们级别相当,我就对你说句实话。我能够有今天,全凭借他的关照——您别看他不好接近,在怎样当官这件事上,他同旁人没有多大差别。” 好一条会摇尾巴的狗,情愿舔别人的靴子,还想教我同他一样。谢尔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您愿把这层关联告诉我?您就这么信任我,不怕我告诉别的人?” “没有关系,您会为我保守秘密,对吧?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轻信他人、坦率、不在意政治资源。谢尔盖暗暗记了一笔:卢卡斯身上有些愤世嫉俗的特质,对他的工作来说,这或许是理想的突破口。 下午,旅店里来了三位新客人: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是教师,妻子是财政部门的会计;一位学艺术的大学生,背着画板和颜料,自称是来为他那普鲁士精神的主题版画采风。谢尔盖坐在角落,用热汤搭着面包,一边聆听他们的谈话一边记忆。那对夫妇从柏林来,言谈间颇为自矜,对艺术家的钻研不屑一顾,却对报纸上的小道消息了如指掌。谢尔盖能通过他们的吹嘘判断出一些柏林的近况。在此期间,卢卡斯下楼叫住了一位服务生,请她送两份晚餐到客房中去。 年轻的画家在那张桌上碰了几个钉子,怏怏不乐地起身。就在他穿过大堂时,谢尔盖叫他到身边,为他点了一杯酒。 “您一个人在这儿住么?”谢尔盖问。 “不,同几个朋友一起。” “您要在这里住多久?直到冬天结束么?” “不好说。”那个青年回答,“唉,缪斯的翅膀什么时候拂过了我的画板,我想我就该离开了。您呢?” “我?我很快就离开。我只短暂地停留,享受假期,这里的自然风光很有情趣。我刚从前线回来,得在圣诞节之前回家去。倒是您,假使您没有灵感的闪光,难道您打算对着您的画板过圣诞么?” 年轻人笑了:“瞧您说的,我总不至于那样不幸。我有同伴,况且离圣诞节还有不少时间呢!” 1941年年底的寒冬降临以前,宁静笼罩着整座小镇,勃兰登堡州的居民尚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惯例中,在他们齿轮般运转的生活之外,东线的局势已经被悄然撬动,但大厦将倾的轧轧声几年以后才会响起,没有人知道历史的丝线正牵引着他们的命运。 谢尔盖度过了平静的四天。他白天在四周登山、散步,晚上在大堂读书看报,遵循着再寻常不过的休养时间表。很不幸,安德烈亚斯还是对他产生了兴趣。谢尔盖没法躲着他,便尽力展现无趣、死板的假面,望他知难而退,别想着同自己交友,但这也非长久之计。一天晚上,卢卡斯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三四个杯子,闹了一宿,躺在大堂的方桌底下睡着了。安德烈亚斯起得早,最先看见这一地狼藉。半个钟头以后,谢尔盖下楼时,他正抱着手臂,用鞋尖拨弄卢卡斯的胳膊。 “劳驾,您能不能帮我扶他上去?”安德烈亚斯转向他,指指右边胸口,“我行动不太方便。” 谢尔盖答应了一声,把卢卡斯扶上楼梯。安德烈亚斯假作关切地皱着眉,问这问那,倒不弯一下腰、搭一把手。谢尔盖打心眼里厌烦他。卢卡斯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关上房门,谢尔盖在就手一推,将门前的花瓶打翻在地。这是他为搜查想出的主意,收拾碎片的时间就是他在此逗留的借口。 他把卢卡斯放在床上,缴了械,确保那枪一直在他的余光范围内,才转向床头和抽屉。卢卡斯的生活作风相当浮华,符合谢尔盖对公子哥儿的全部刻板印象。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不少零碎物件,包括一只价格不菲的怀表,里夹着一张年轻女郎的照片。那女孩模样秀美,圆脸,鼻梁间有几点雀斑,照片左下角用的钢笔写着一个花体的K——德国年轻人喜欢收藏女影星的相片,为了工作便利,谢尔盖记住了每一位女星的面容,但这个穿亚麻衬衫的姑娘不属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应该是卢卡斯的恋人或者妹妹,又或者是一位被爱慕的朋友,不论如何,两人应当有些交情。 十五分钟后,他将物品放回原位,捡起碎片,叫来老板娘清理地上的水渍:一天内有两个人进出了这间屋子,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不是唯一的怀疑对象。谢尔盖再下楼用早饭时,却见安德烈亚斯坐在窗口,对面的空位上摆了一只盘子,一只斟满的酒杯。 见到他,少校颇为高兴:“您花了不少时间。料理醉汉很麻烦吧。实在抱歉,我没什么可报答您的,就请您喝一杯吧。” 这只是借口,他早就想同我聊天了。谢尔盖心想,这个盖世太保的探子,想要将一切都安排得不留痕迹。谁知道卢卡斯的宿醉是不是他的手笔? 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了,双手搁在桌面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成谁都一样。” 安德烈亚斯的灰眼睛冷冷地闪光。他试图表现得随意懒散,挥了挥手,让谢尔盖也喝点什么,但他的目光很快集中起来。他在我面前没有多少伪装的耐心,谢尔盖心想,他总是这样随性行事吗? “不,福科尔上尉,听说您在前线受了伤,有关部门安排您来这里度假,我才有幸同您见面。您是个战斗英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该和您喝一杯。” 一场交锋无可避免。谢尔盖被迫应付,谈论自己在前线的经历——那些故事他编造了半个月,充斥着大量细节。但他正在扮演一个从战场归来的伤员,游刃有余的陈述不符合这类人的特质,尽管前线的惨状大部分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也必须保留地、犹豫地吐露情况。凯里安·福科尔,这位国防军上尉所在的小队被游击队消灭得干干净净,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他”活着回到了德国,获得了战伤奖章和津贴。这也不全是谎话,至少故事中其他人的下落是真实的。 安德烈亚斯说:“您的履历真令人刮目相看——战功赫赫,却这样年轻,您甚至还没有结婚呢。” “您叫我凯里安就好。英勇战斗没什么值得嘉奖的,不论在哪个时代,为国效力、奉献一切都是公民的职责。” “奉献一切”,谢尔盖恶意地讽刺着,那个被他顶替的军官早已埋在边境线上的林子里了。 安德烈亚斯沉默片刻,对他微笑了一下:“无意冒犯,我猜您是南方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上尉,您看我说得对吗?” “您怎么知道?从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您的眼睛真敏锐。” “我并不依靠眼睛。眼睛和耳朵经常会欺骗我们。”安德烈亚斯神秘地说,“非要说的话,我依靠嗅觉。干杯。” 他们喝了一口白葡萄酒,各自安静下来。摆在东南角的大钟指向了十点,门外又进来了几个客人。安德烈亚斯偏了偏身子,靠进软垫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门前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放松下来,咳嗽一声,懒洋洋地说:“医生说我该多出去走走,这对我的肺有好处,可我总是消极怠工。” “您应该好好遵照医嘱,养好身体。我们的祖国需要您这样的人。” 在谢尔盖把冷火腿夹进面包时,安德烈亚斯静静地看着他。整整十五分钟,谢尔盖在他的目光下很不自在。他咀嚼着又冷又硬的早餐,胃火烧烟燎地疼痛起来,好像他咽下去的是些难以消化的橡胶。等他放下刀叉,安德烈亚斯又开口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走他:“上尉,我准备出去走走。来了好些天,我也没有出门的机会。一个人散步太无聊了,劳烦您陪我出去走走?” 安德烈亚斯比卢卡斯更加拿腔拿调,他的做派中又些来由不明的轻蔑——至少谢尔盖认为那是轻蔑。他不像卢卡斯,也不像一些看着阴郁、实则豪爽的北方人,懂得与人平等相待的道理。仿佛在他面前,大部分人都得被归入下等人的门类,供他品头论足。这倒也不奇怪,盖世太保的工作原理就是把一些人当做下等人对待。谢尔盖按照森严的等级秩序,有意让安德烈亚斯走在前面,对方却说:“先生,人们都以为和我单独谈谈意味着别的什么,我希望您只把它当作散步,好吗?” 谢尔盖笑了笑,坚持为他推开门:“趁街上还有阳光,快些走吧。”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客套。两个人并排在大街上走了一圈,谈论着短暂的假期。冰冷的阳光倾泻在青灰色的道路上,灌木的遗迹铁丝似的缠绕在他们脚边。冬日的寂静将一切包裹,暗淡地铺满他们行走的街道。安德烈亚斯走得很慢,双眼平视前方,不知在思索什么。对日常琐事,他毫不掩饰自己敷衍,谢尔盖说的任何话,他都扔回一个嗯字,或者只简单点头。在这种时候,他又不那么像一个热衷权力的官僚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沉静在他的脸庞浮现。 “您太不自在了。”走到一颗椴树下时,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银烟盒,“您抽烟吗?” 谢尔盖摆摆手:“不。医生不建议我在疗养期间抽烟。” 安德烈亚斯把烟盒放回口袋:“好吧,那么我也遵照医嘱。”他顿了顿,灰色的眼睛在谢尔盖的脸颊上逡巡,“您不大喜欢我的领章不是吗?不,不,我不是在指控您。大多数人见到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情绪,或者是厌恶,或者是害怕,总之没有美妙的感觉。他们不说,我却未必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像一群报丧鸟似的,不是吗?” 谢尔盖耸耸肩膀:“武器总要有些威慑力才叫人害怕。” “您管保安总局叫做武器?”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部分不是武器,要建立欧洲的新秩序,必须通过锋利的刀剑。世界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到了泥泞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应对战争的策略,怎样才能承担起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的职责呢。” 安德烈亚斯挑起眉毛:“您看起来严肃,却相当懂得说话的艺术。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任何一位上司或者老师,我想,几乎没人能在您身上挑出错处。我很好奇,您的口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来学习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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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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