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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与阿尔伯特亲王大街通了电话，遣散了走廊里等候的闲杂人等，推开门对奥托说：“你做得对，例行的记录总是必要的。”他拿起一沓记录翻了两页，才注意到谢尔盖似的，吩咐道：“请你去医院看看夫人的情况。” 不对，谢尔盖想，我与旗队长一家没有什么交情，他为什么单独把我支开？他按捺住心中的不安，与同事们客客气气地道了别，盘算着如何同燕妮搭上话。过去的经验像把锤子似的敲打了他。离开办公室后，谢尔盖在围墙的阴影里逗留了一阵，吸了一支香烟。在五分钟以后，三辆轿车从办公处疾驰而出，呼啸着朝旗队长的度假别墅驶去。 只有我们不住在这里，凯里安·福科尔，以及旗队长一家。安德烈亚斯在玩分类游戏，他把我从这场调查中摘除，一定发现了什么、怀疑了什么。谢尔盖心惊肉跳，向医院快步走去。他不知道燕妮的联络电台在什么位置，这是内务部保守秘密的方法之一。或许那电台在居民区的某个角落，但它也可能就在那栋别墅里。安德烈亚斯果然没有放松警惕，所有来往此地的人员都将受到他的盘查，哪怕是他的上级。谢尔盖暗自后悔自己没有直接敲掉这个诡计多端的纳粹。他决定先去医院同燕妮联系，如果电台有暴露的可能，在盖世太保启动调查以前，他们必须从医院脱身。 这是为最坏的情况所做的计划，但至少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谢尔盖走进医院便同旗队长打了个照面，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询问夫人的情况：丽娜脱离了危险，但仍在昏迷当中。旗队长就柏飞丁的事逼问安尼卡，那糊涂的女仆表示并不知情，被他打了两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软在地上，现下被带去医生办公室了。 谢尔盖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说道：“旗队长阁下，我奉命来医院了解情况，现下情况已经了解。如果您不方便审问，或许我可以去问问她。我会严守秘密，只向您汇报。” 那党卫军高官立刻同意了。谢尔盖暗自发笑，您自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盖世太保正把您的房子翻得底朝天呢。 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安尼卡”正在隔断的帘幕后坐着，脸颊上还挂着泪水，右手手腕上留有一圈青紫的指印。谢尔盖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伤痕。他忍住愤怒，用手势向她确认了周围安全，简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燕妮听罢皱起眉头，说：“我只能告诉你电台已经转移，暂时安全——但长此以往根本不是办法，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不是会就此放弃的人，他知道消息泄露，总有一天盖世太保会把这里的每一寸地都犁过去。你得想办法把这个魔头圈在柏林，至少需要两周时间、甚至一个月，我会联系整个小组，陆续安排转移阵地。” 她从对襟毛衣的胸口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办公处的信纸吗？” 谢尔盖把它展开，对着光线瞧了瞧：“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 燕妮说：“丽娜的柏飞丁就包在这种纸当中，上面的笔迹是左手写的。手写的服用剂量远远超过正常，我想，她应该先试了试，最后才按照给定的剂量服用。” “是他。”谢尔盖说，“他怀疑我，也怀疑你们。” “这次恐怕要让他失望了。” “……让我看看你的胳膊，他打你了吗？在问话的时候？” “我没事的。” “你要小心，那么我们就此告别。” 燕妮表情严肃地点点头，让谢尔盖走近些，抱住了他的脖子，在他的肩膀上停留了一会儿，小声说：“请原谅我，我太疲惫了。” “没事的，没事的。”谢尔盖拍拍她的肩膀。燕妮消瘦得厉害，趴在他肩膀上像树叶那样轻，这让他眼眶发酸，“在这鬼地方是个人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情感反应，不是软弱。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才会把人当作没有感情的机器。今天我们忍受这种痛苦，正是为了将来没有人再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静静地依偎了一会儿便分开了，用力握了握彼此的手。 在大街的另一头，暗中进行的搜查一无所获。谢尔盖回到办公处，远远便听见了吵闹声。奥托比旗队长本人更加义愤填膺：“这完全没有道理，谁在聚会上把药给了她？” 哦，安德烈亚斯没有把真实目的告诉下属。谢尔盖心想，看来他也不确定是否会有所收获。 “得了！”瓦尔特反驳道，“全国上下都有人用这药，你以为只有飞行员和装甲兵才能弄到？那些风尘女人身上肯定少不了。或许叫她拿了，然后吸了那么一点儿。可怜的丽娜！” 奥托紧绷着脸说：“这事情总该查一查。” 安德烈亚斯否决了他的提议：“旗队长夫人进了医院，我们却抓来一群妓女严刑拷打，这算是什么意思？” 奥托脸色一变，态度软和下来：“好吧！我只是不愿咱们成为笑柄。” 瓦尔特举着茶杯嘟囔：“怎么可能，谁有这样的胆量。”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我们早已经是笑柄了——还记得上个月常来做客的教师先生吗？前半个月他的邻居是共产党，后半个月他的邻居是俄国人，只因为邻居吹小号吵到他睡觉了。你以为大家都怎么看我们？” 瓦尔特急忙打圆场：“除去这些无聊的人，我们的情报来源还是很准确的。旗队长家的小事交给我们，今天就能处理好。倒是柏林那边，破坏分子会在一月出现，我们要确保展览不出差错……” 安德烈亚斯说：“提前些，我下周二就出发。我会在柏林过圣诞节。” 这显然是不合规矩的安排。奥托想要争辩两句，瓦尔特却已经把这事儿写进了日程当中。后者巴不得安德烈亚斯在柏林逗留得更久一些，越久越好。他不仅可以在勃兰登堡过一阵子无人约束的日子，还可以从老百姓手里搜刮些不加克扣的油水。在他眼里，奥托是个循规蹈矩的呆瓜，恨不得用他背诵的那些规矩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安德烈亚斯至今还把奥托留在办公处，完全是因为他足够吃苦耐劳，只要他坐在打字机旁，除了他以外所有人的报告任务便减少了一半。 在他们讨论时，谢尔盖一直保持着沉默。等安德烈亚斯敲定了日程，他忽然问道：“恕我冒昧，之前走脱的几个共产主义者——” 奥托厌恶的眼神像探照灯似的转来：“上尉，没有哪个从我们这里送去集中营的人是完好无损的，你以为他们能走进柏林？” 安德烈亚斯斜了奥托一眼，对谢尔盖发布通知似的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得和我一起去柏林。” 奥托手里的搪瓷杯子砸在文件上，他那台打字机的声音骤然响了好几个分贝。 回到公寓以后，谢尔盖重重关上大门，上前一步，直视他的眼睛：“你没有信守承诺。我以为我可以回家的。”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他的灰眼睛闪了闪，其中浅薄的愧疚就消退了。谢尔盖毫不退缩地挡住他的去路。他吸了一口气，维持着那套冷漠的官腔：“为了我们的祖国，每个人都要做一点必要的牺牲，不是吗？”
第11章 在柏林 安德烈亚斯做出的决定不仅让“凯里安”懊恼，更让旗队长大发雷霆。他回到别墅，发现自家门前停着一辆黑轿车，花园被翻了个底朝天，几位警员正把横七竖八的家具恢复原位。真正的肇事者早已扬长而去。旗队长气急败坏，持枪驱逐了那几个战战兢兢的青年，打电话给柏林的老友抱怨此事。老里特贝格，普鲁士北部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纳粹党资深党员、安德烈亚斯的父亲，对他承诺将立即问责自己不成器的儿子。 第二天，安德烈亚斯在电话里向父亲解释，自己并不怀疑旗队长本人的忠诚，而是担心他身边有可疑人士；毕竟柏飞丁可不是绝对安全的药物，很有必要为此做一番盘查。老里特贝格太过了解他的秉性。如往常一样，他的解释没什么效果。一周以后，谢尔盖与他一同到达柏林，安德烈亚斯在踏进家门后便挨了一顿臭骂。 老里特贝格历数儿子的罪状，安德烈亚斯的轻蔑让他恼火极了，恨不得把手杖戳到那张满不在乎的脸上。他训斥完自己的儿子，转向谢尔盖：“您还年轻，有大好前途，为什么甘愿违反法律，同这样一个人鬼混？您应当知道我儿子之前的行径，听信他甜言蜜语、同他相好的人从没有好下场。我想听听您的解释，您是自愿，还是被迫？” 这位久经风霜的企业家向来直白，更何况他面对着两个在他看来不值得尊重的后辈。谢尔盖沉默不语。安德烈亚斯却毫不畏惧，抱起双手质问他的父亲：“您竟指责我对感情不专一？您知道些什么？您又有什么资格？”因为激动，他在地毯上快步走动，呼吸急促。谢尔盖后退了两步，把客厅的正中让给他。安德烈亚斯穿过屋子，直奔楼梯下空白的墙面：“我就知道。我母亲的画像呢？您和她离婚，把另一个女人娶回家，就打算当她从没有存在过？是您的新欢让您把画取下来的吗？您在我面前是一家之长，对她倒言听计从。” 谢尔盖从没料到自己会卷入一场家庭纷争，这让他尴尬万分。他本可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参与，可其中裹挟着两个不幸的女性，让他难以从这场争辩中取乐。安德烈亚斯命令仆人无果后，亲自从后院搬出一架梯子，翻出一盒工具，叮叮当当地把他母亲的画像挂回了原处。谢尔盖抬头望去，画上有一个骑马的女性形象，头发金黄、神采奕奕。女骑士紧握缰绳，勇敢地抿住嘴唇，双眼直视画框之外，好像那匹白马随时能一跃而出似的。 这类造型在贵族家庭的女性画像中并不多见。她们大多安静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被束身衣压住肋骨，露出呼吸困难、肌肉紧绷的微笑。这件屋子里的旧花瓶、琉璃器皿、墙纸、鲜花的颜色都被那幅画压倒了，就连画外人也显得寡淡、无聊。如果我的生活也空虚而无聊、充满束缚，我也会不想在客厅里看到她，谢尔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安德烈亚斯继承了母亲的灰眼睛、细眉毛和倔强的气质。 “两个精神病人。”老里特贝格对着那画和梯子嘟囔，撇下所有人上楼去了。或许看在前妻的面子上，他尚不愿把事情闹得难堪不已。安德烈亚斯从梯子上下来，满意地拍拍衣袖。除了那位潇洒的女士，其它画像冷漠地俯视着他们，以死者对生者嫉恨而漠然的目光。里特贝格家的男性先祖大多都穿着普鲁士军装，其中有个很不讨喜的老头儿，戴着高帽，留着一部阴沉狠辣的胡子。在他严肃的额头和帽子之间有个巴掌大的黑洞。谢尔盖本来心情不佳，却忍不住对着那张滑稽的脸微笑起来。 安德烈亚斯与父亲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持续到了晚餐时间。起先只是沉默与说教的对抗，在老里特贝格的第二位妻子坐到餐桌旁以后，这对父子间累积的矛盾终于燎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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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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