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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脑子里计算了三个方案。盖世太保有很多判断真假伤员的办法，也会例行公事地让他复述去那条街上的目的、行程，他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七点钟，他重新校准了时间。护士们开始了早交班。昨夜被轰炸的地方应该离这所医院很远，因为夜里没有新的患者被送来。夜班护士疲倦的声音传来：“七月二十日，按护理日志，病人情况如下……” 谢尔盖在机械的朗读声中试着放松全身的肌肉，难熬的夜晚过去了。他额头上的伤处又疼起来，他闭起眼睛，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一整个上午，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十一点三十，护士分发了午餐，他开始感到惊慌。 安德烈亚斯去了哪里？他出事了吗？他克制着胡思乱想的念头。半个小时以后，他听到走廊尽头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大声斥责实习医师——这让他获得了些许安慰。 他失去了长久焦虑的机会。下午两点半，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嘈杂的皮鞋声和谈话声响起，谢尔盖在心里复习着使用旧证件的那个计划，他该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怎样运用医学常识……但很快，门再一次打开了，他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他似乎有意稍晚些进门来，以便先于谢尔盖接上盘问的话茬。 有人认出了他：“哈，您算账、管理产业的生活怎么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了，是不是？” 他做什么？谢尔盖想从床上坐起来问个究竟，可今天，他只能当病床上的摆件：这和在光鲜靓丽的舞台剧中扮演一颗摇动的树有什么区别！在紧张之外，他不由得期待起来——回到柏林，他以为那是自己意气用事，是打开了瘟疫和灾难的魔盒，可那似乎是一盒土耳其软糖。 “很无聊。”安德烈亚斯回答，“一年前我还没搞清南方有几家工厂，现在又得计算战争损失了。” “您来这儿做什么？我以为您从此只会出入工业部的大门了，可没想过您会在这儿——医生是您的老朋友不假，但他这样忙……” “我可不是来见医生的，我来探望老员工。” “哦？是哪位？” “那边，十五号床的那个。喏，对他温柔些，他的脑袋被砖头还是玻璃的砸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他的父母住在电力厂附近，他俩已经……他还不知道这一切。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电话……他是我父亲的老会计之一，这下完了。我们得给他垫付医药费。” “一个会计！您亲自来慰问他。” “也不算慰问。他现在连话也说不了。您要知道，他看着年轻，其实十六岁就当了学徒，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劳苦功高。除去会计，现在他还是个英雄。否则，我们也没必要给他出医药费不是么？轰炸、洪水、疾病……这都是意外损失。上帝啊，汉堡被炸了几个月，我们连工厂屋顶都快赔不过来了。” 谢尔盖的思绪乱糟糟的。安德烈亚斯的影子像个游魂似的飘近了，挡在他和那一群嘈杂的秘密警察之间。他在床边坐下了。谢尔盖徒劳地盯着他，昏暗的视野里仍只有一个没有面容的影子。 不可抑制的酸楚从他的心底泛起。他昨夜什么也看不清楚，但现在，凭着十分模糊的视野，他能够简单判断人的轮廓。安德烈亚斯的形体不是健康人该有的状态。比昨晚更多的问题在他心中横冲直撞，他生病了吗？他还在抽烟吗？他对酒精的依赖是不是更严重了？他有没有回去找那些喜欢虐待他的老情人？那场游击队策划的爆炸让他受了多重的伤？他有没有恢复？如果他执意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有没有人能劝劝他？ 刹那间，必要的思索都从他的大脑被抽走了。他陷入了一片真空，好像安德烈亚斯坐在床边，他应对的义务瞬间旁落了。安德烈亚斯拿起他床头的公文包翻找起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传进谢尔盖的耳朵。他和他一样紧张，谢尔盖听见他压抑的呼吸声；但他很利落的把东西收好、归位，随意地挪了挪凳子。 谢尔盖这才想起，昨天从手术室出来以后，罗特希尔德医生吩咐护士把他推到十五号床。十五号在病房的正中，没有任何人会从那儿开始检查。他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谢尔盖心想，他在盖世太保后面进门，展示他毫无准备，再用那一点儿检查的时间调换证件。 十五分钟后，谢尔盖听到人群聚集在他的床尾。 “或许您可以让我们问他两句话？” “当然。我明白的，这是程序。”安德烈亚斯答道。 谢尔盖放松身体，昨天罗特希尔德医生在他的眼前扎了一块纱布，以便他假装成无力说话的重伤员。 “他这是怎么了？” “病历上说，被一摞砖头砸中了脑袋——说不定我这医药费也不是一笔巨款，如果您不够坚强的话。”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床头。“原谅我的黑色幽默。” “我们要看他的证件。” “那边的公文包，那东西是和他一起从废墟里被刨出来的。” 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谢尔盖记得他，就是昨天下午摇晃他的那位：“您刚才为什么翻那些东西？无意冒犯，我刚才看见了——您已经辞职一年多了，这是职业习惯？” 谢尔盖汗毛倒竖。在那个公文包的夹层里有他自己的假证件，那上面写着他是药店学徒，绝不是会计。刚才，安德烈亚斯应该把那些东西抽走了。谢尔盖又忍不住胡思乱想——天啊，他辞职一年多了。那完全是因为我。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职业习惯？他被砸成了这样，如果你被砖头打坏了头，满脸是血，包得像一块杏仁膏似的——你上司的儿子能凭一个下巴认出你？或许连你老婆都不能。我当然要看他的证件。那可是一笔巨款，我的支票给错了人，那怎么办？” “抱歉，我只是一问。” “不，您做得不错，在我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细心的人，也没人有机会在我的车轮底下安炸弹。” 那个年轻人沉默了，似乎有人给了他一胳膊肘。带头的那个从其中抽出一本证件，扫了一眼，放回原处。 “没什么问题。”那人说道。“行了，这里面全是账本，说不定还有商业机密。他和这件事没关系。” 谢尔盖难以想象，在大半天内，安德烈亚斯去哪儿搞来了这一套文件。 其中一个对安德烈亚斯小声说道：“我们在找英国人。” “我可不管这些事了！您该看看谁的随身行李里有茶包。”安德烈亚斯说，“说到英国人，谁会找一个英国人来给企业算账。” 一行人尴尬地笑了，从他的床边走开了：“冯·里特贝格先生，无意冒犯，只是例行检查。” 正在这时，病房门前再一次响起急促的皮鞋声。来人手忙脚乱，直撞进那支盖世太保的队伍里。这情形让所有人回想起海德里希被刺杀的下午。忽然间，人群安静下来。谢尔盖听到了细碎而急促的耳语声，有几个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判断他们的方位后，谢尔盖睁开眼睛，隔着纱布，床边的影子——安德烈亚斯岿然不动，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在病房的另一端，那一团黑压压的影子矗立着，因为那消息骚动了十几分钟，像一朵被风吹动的积雨云，飞快地涌出了病房。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安德烈亚斯站起身，假装关切地问。谢尔盖熟悉他说话的口吻，那是明知故问。 走在最后的那位回答：“紧急情况。我们得回去了，再会。” 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但他打算先享受这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在人群离开后十五分钟，安德烈亚斯敲敲床沿，对他说道：“您醒着吗？您就在这里休息，住几天院对您有好处。我去拨个电话。”
第48章 流血的城市 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一个小时以内，谢尔盖被推进了手术室，紧接着，他被塞进了一个闷热的袋子。下午四点三十分，他被放进了后备箱。整个流程不过十五分钟。在上下楼梯的颠簸中，他又痛又晕，快要吐了，好在之后的一小时里，安德烈亚斯把车开得慢而平稳。企业主的奔驰车很宽敞，他甚至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小睡了一会儿——刚好，或许他正在扮演一具尸体，这就更像了——也许吧，但没有人告诉他。具体发生了什么、要去哪里等等，他都不知道，在此期间没有人对他说过半句话。 他不知道车什么时候停下的，也没人来叫醒他。等后备箱又一次被打开的时候，他闻到了清新的空气，眼前却一片漆黑。至少是八点以后，他暗暗地想。 “走吧。”安德烈亚斯捅捅他的肩膀，“你能自己坐起来吗？” 他能坐起来，但走路还是个问题。他的重量几乎都压在安德烈亚斯的肩膀上。安德烈亚斯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引导着他直行，拐弯，上楼梯，再拐弯——这不是个宁静的夜晚，他在大街上听到了远处的枪响和犬吠。 下午那个电话，和那群盖世太保的反应浮现在谢尔盖的脑海。回柏林可真不是个好主意，他在心里苦笑。在一段分外安静的走廊里，安德烈亚斯的钥匙串响了响，一团灰尘扑上他的脸颊。谢尔盖咳嗽了一声，被拽着往前踉跄了两步，大门关上了。 周围的气味无比熟悉，谢尔盖小声说：“你还留着它。” “不然你今晚就没处可去了，柏林周围都设了哨卡。” “什么？出什么事了？” “狼穴里爆炸了，炸弹就安在会议桌底下。我知道你要问东问西，我这里没东西可以让你给莫斯科发电报。被刺杀的是成年德国人，是元首，不是儿童，根本没你的事——好了，现在，滚到卧室去。” 情况明朗了，不论安德烈亚斯对他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会再惊讶了。在他尖锐的讽刺中，谢尔盖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甚至某一种包涵痛楚的幸福。微黄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让他觉得刚才的闷热也没那么难熬。凭借聊胜于无的视力，他四处打量：床边有一个乌黑的轮廓，那是床头灯，床的对面是衣柜，窗帘也没有换——还是深青色的。一切摆设都没有变化，好像他昨天才离开一样。 他还记得这张床，他睡在靠近窗口的一边，但出于担忧，窗帘从没有打开过。谢尔盖偶尔提早离开办公室，就会来这儿打个盹。更多时候是他们两个，亲密地、温暖地依偎在一起。安德烈亚斯喜欢贴着他的肩膀，这让他觉得安全。几百天以前，外部世界被那道窗帘全部撤下，在宁静中，他们交谈、亲吻、偶尔做爱；现在，他又回到了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伊甸园、乌托邦，可过去发生的一切却像隔着玻璃，看得见摸不着，好像他在不经意间把部分人生倒模固定，做成了一个有声响的玩具，八音盒之类的，放在橱窗中反复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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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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