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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喊叫与安德烈亚斯无关。他像一颗台球，生怕被指挥棒赶得四处横飞，早早给自己选好了滚落下去的坑道。在街头打砸的人们、红黑白三色的海报、横飞的唾沫和子弹，都和他昏黑静谧的栖身之所暂时没有瓜葛了。这一年，第一个集中营在南方建成，这事儿他不完全清楚，因为他在柏林工作。同时，工会在一夜间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知道这件事：他的父亲为此庆祝了一番。再也不会有罢工之类的蠢事了！冯·里特贝格家的每一位成员都喜上眉梢，尤其在犹太人的企业被抵制以后。还有什么比竞争对手一夜间蒸发更叫人高兴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在纳粹上台以前，工会也未必就合法——在资本和新旧勋贵们联合执政的国家，它们在字面意义上合法，在警察和官僚们的眼中则不然。 还是在这一年，德国拥有了一位杰出的女飞行员。安德烈亚斯的继母雷奥妮与有荣焉。靠婚姻、门第和美貌过上幸福生活的女人可以共享女飞行员的荣誉，这和德国男人都为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历史沾沾自喜一样叫人难以理解。安德烈亚斯在雷奥妮看着报咯咯笑的时候告诉她，她根本不认得仪表盘上的词汇，没有一丁点儿飞行的可能。他的父亲大为光火，把他臭骂了一顿。雷奥妮是他最新的宠物，冒犯她就像往他脸上吐口水似的。 起初，安德烈亚斯对自己的言行有些懊悔。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也常说母亲头脑简单、难堪大任，家庭才是最适合她的地方，即使她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父亲的责骂把他推回了原地。我下次该更刻薄些，他想，既然这一对虚伪的男女已经结成联盟…… 一年前，德梅尔光荣退休了，安德烈亚斯万分艳羡。政治漫画已不常见——德梅尔把有来有回的观点交锋叫做政治，否则那只能算宣传。偶尔，政治警察们还是会看见一些惊世骇俗的创作，那些粗陋的印刷品把新来的毕业生吓得脸色惨白。这太不尊重了，“像希特勒一样高大、像希姆莱一样英俊”，一些年轻人在报告时甚至不敢念出声。每到这时，安德烈亚斯就想起那份寻鸡启事。他决心躲去文书部门，但他的新上司不允许。 “这是政治阴谋，这卑鄙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好吃懒做的工人，想不劳而获的、社会的蛀虫，这些人呀……”这位上司大声宣判，好像能让什么人听见，使他加官进爵似的。安德烈亚斯总在例会上保持沉默，一个劲儿瞪着面前的档案袋，以防自己笑出声来。 这位施劳恩博士是个常见的学者型官僚。他三十多岁，面庞白净，看起来慈眉善目，可一旦有人说出“先生”这个词儿，他就像非洲狐獴或者眼镜蛇一样竖起身子，皱起眉头，如果对方漏掉“先生”和“施劳恩”中间的“博士”，他便要喷出毒液了。仿佛离开了博士头衔，他的姓氏就是一句脏话。施劳恩博士先生本有希望成为施劳恩博士教授先生，他本是化学博士，之所以当了警察，是因为他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对数字和图表动了手脚——这丑事在他毕业后才为人所知。一位左翼报社的记者在众目睽睽之下采访了他，他面不改色地演讲着，说那是自己“不小心”的过失，每个人都应该吸取这“宝贵的教训”，但没人爱听，台下嘘声一片。 施劳恩大为光火。他倚仗着和冲锋队的关系，才保住了博士头衔，从科隆化工业界逃之夭夭。他的祖父是施劳恩博士教授先生，父亲也是，按照常理，只要这位家族的长子不是个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这四个词儿的头衔早晚被他收入囊中。要不是左翼记者，他便不用屈尊俯就那一挞不光彩的、没有“教授”的名片了！对此施劳恩咬牙切齿，发誓要血债血偿。就这样，他成为了警察部门的干事，依靠着两位博士教授先生的关系一路高升，调到了柏林。 “你们就自己琢磨，败类们该好好惩治，看看我们的国家被弄成了什么样！”在讲到调查工作的安排时，施劳恩永远只会说出两个有意义的动词，一是“琢磨”，这是对下属的命令，二是“惩治”，这是他对反抗活动的一贯态度。会议中的打瞌睡者如安德烈亚斯，在这时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处心积虑编造一份化肥袋子般饱胀的时间表，生怕“琢磨”的活计被派到自己头上。 前三个月，他的退避奏效了。施劳恩觉得他像个木讷的装饰品——这位博士看不起军事学校毕业的贵族子弟，认为他们都是些花天酒地却没有头脑的草包，但又深知不能招惹他们。五月，施劳恩的椅子换成了皮面的，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的新办公室里，这让他更加嚣张得意。直到部门里渐渐传来不满的声音，他才决心把几个出身优渥的下属一起放进他敲骨吸髓的磨盘。六月底的一天下午，他把安德烈亚斯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地址，让他去调查地下抵抗者的活动踪迹。 那是一间咖啡馆，层高突出，有一道拐了四道弯的楼梯通往二楼的藏书房。它的前主人写作为生，因为柏林街头日益兴起的暴力事件而搬去了奥地利。安德烈亚斯翻阅了卷宗：有一群社民党人和左翼艺术家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正在联系瑞士和捷克的组织，帮助反对希特勒的艺术家们逃往国外。 安德烈亚斯想隐蔽身份，作为顾客观察一番，却在第二天被认了出来。 “嘿，是你。”那个服务生敲了敲他的桌子，“真巧。”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啊，你在这儿工作呀，马努埃尔。我还没在白天见过你。” 马努埃尔·舍弗对他羞怯地笑了笑：“这算什么话呀。等会儿再和你说，我得端咖啡呢。” 马努埃尔比他小三岁，有一双浅蓝而又机敏的眼睛，姜黄色的卷发，形状圆润的脸颊让他看起来像个无忧的少年。他们算是老熟人，但那友谊见不得光：只要刑法第175条存在一天，他们就不能公开结识彼此的场所。最早，两人在治疗病房里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马努埃尔还是个中学生，他因为对女性装扮的特殊偏好被送来，安置在安德烈亚斯右手边的病床上。 “嘿。”他总学着美国人打招呼，“你就不能灵活一点？假装坚强有什么好处？” 马努埃尔借着窗上的一面小镜子观察楼道，在无人检查的时候偷偷对他说话。安德烈亚斯没力气理睬他，马努埃尔继续说道：“你可以假装晕倒，说身体受不了啦，然后出去了，赶紧找个女孩儿……嗯，也不是要你骗人，你可以和她约定好一切，省得受苦啦。你们就说，你们在谈恋爱……” “你懂什么？”安德烈亚斯瞥了他一眼，“你才十四岁。你和几个女孩儿说过话？你有步枪高吗……” “刻薄鬼，你只比我大三岁。”马努埃尔嘟囔道，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瓶儿：“下次，他们把你带走之前，你就喝一口它，不到十分钟，你会吐得大夫满身都是……总比挨打、挨电强，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宁可被护士抬回病房。马努埃尔拿他没有办法，也没再提起那瓶让人呕吐的灵药。安德烈亚斯知道他一定自己喝了——两个礼拜之后，马努埃尔就离开了。治疗师认为他有严重的、难以治愈的肠道传染病。他瘦了一大圈，颧骨凸起，临别前，安德烈亚斯在他的口袋里塞了三块巧克力。在柏林的地下场所再见面时，两人都已经离开学校、开始找工作了。 安德烈亚斯和马努埃尔一起吃了晚餐。他得知，马努埃尔准备离开德国——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当一阵子服务生，因为还存在大批不愿留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在纳粹的搜捕之前，他们必须通过一些渠道离开，而他为之工作。咖啡店的女老板和马努埃尔，以及另一个慕尼黑来的青年人是他们的“跳板”。安德烈亚斯庆幸自己以前没有把当警察的事儿告诉他。他说自己全靠父亲接济，过着一种散漫但自由的生活。马努埃尔倒不介意他公子哥的做派，只劝他离家庭远些。他甚至询问安德烈亚斯，有没有带着现金去瑞士的打算。 很多事都变得好办了。安德烈亚斯心想，我要答应他，但一切得慢慢进行。我先得假装我不愿放弃继承人的财产…… 对话进行到了晚上七点。安德烈亚斯一直保持微笑，心里却很不痛快——他第一次以叙旧为幌子盘问消息，脸颊都在发热。临走时，下了一场大雨，马努埃尔问他明天是否再来，打算把自己的伞借给他。安德烈亚斯的肩膀更僵硬了，似乎马努埃尔今晚的每个提议都叫他痛苦万分。他挥了挥手，拒绝了马努埃尔的好意，好像那把伞是刚夹出炉子的炭火似的。那小伙子也没再坚持，目送他走进了雨幕当中。 两天后，安德烈亚斯给马努埃尔打了个电话。“我想好了。”他说，“我打算离开德国，但我先要花两个月时间攒一些钱。只要能离开，我不在乎要花多少钱……” 之后安德烈亚斯又去了几次。见到他，马努埃尔总是很高兴。每当看见他带笑的蓝眼睛，安德烈亚斯就一阵低落。他见到了这个据点的另一位成员：那个慕尼黑来的年轻人不识几个大字，却是个做咖啡的好手，只要他在，马努埃尔就能用空闲的时间去算账。借着工作的便利，马努埃尔偶尔会带安德烈亚斯去看楼上的藏书。那是前一位作家的馈赠。除了出版业的快销商品，书架上还有不少金贵的、装帧精美的古董书籍。马努埃尔指着其中十本说那是他的工钱，是女老板在生意惨淡时抵扣给他的。 “这些可以卖钱。”安德烈亚斯说，“你知道吗？有的可以卖几百马克，卖给收藏爱好者。我身边就有……” “真的？我还以为都是些没人要的破烂。”马努埃尔抓抓头发，“谁会要这些废纸呀？” 女老板的办公室就在这些藏书当中，狭小的、布满灰尘的一间屋子。她是调动所有人活动的大脑，常常外出，从她的房间，有一条梯子通向屋顶。安德烈亚斯转了一圈，偷偷瞥了书柜几眼，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会把重要的名单、目录和计划表放在哪里？紧接着，另一个念头把这个问题挤开了。他会怎样？马努埃尔，他才二十岁—— 他麻木地向上级汇报，说证据确凿，可以搜捕，却有意略过了相关人员的相貌特征。好在施劳恩并不懂警察工作的要素。志得意满的上司同他约定了时间，并且嘱咐他继续去那儿喝咖啡，以防对方起疑。 我要想一个两全的法子。在回家的路上，安德烈亚斯思索着，既向上交差，也让马努埃尔躲开这一切。 三天后，马努埃尔的秘密终于向他敞开了。一张重要的联系名单，正夹在一本1820年出版的《哈姆雷特》当中，上面记录着几位艺术家的躲藏住址，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纳粹通缉多时，社民党和共产党人会在他们逃离之间前去接引。安德烈亚斯亲眼看着女老板把它放回了书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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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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