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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七日下午三点，报告写完了。
江临把笔记本电脑转向陆沉舟，屏幕上的文档一共四十七页。标题是“关于‘血色盛夏’系列案件犯罪心理侧写的初步分析报告”，下面署了两个人的名字——陆沉舟、江临。他把笔帽盖上，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累了。不是身体累，是那种把所有知道的东西从身体深处挖出来、摆到桌面上、让别人看、让别人检查、让别人说“这是对的”或“这是错的”之后的累。那是一种释放之后的空虚，像一个气球被扎了一个孔，气慢慢地、嘶嘶地往外跑，跑完了，气球瘪了，皱巴巴地躺在地上。
陆沉舟把笔记本电脑拉过来，从头开始看。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得很慢。他的目光在每一行字上停留的时间比平时长，长到他不是在读内容，他是在用目光抚摸那些字迹。那些字不是印刷体，是江临的字。清秀的，笔画干净，每一个字都收得很利落。他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屏幕上的页面一页一页地切换，光标停在文档的最后一行——“综上所述，本系列案件的凶手具有高度组织化的人格特征，作案手法存在明确的进化轨迹。凶手与‘血色盛夏’案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建议将该系列案件并案侦查。”
陆沉舟把笔记本电脑推回去，靠在椅背上。
“第四十七页第三段，药物代谢的时间窗口分析，你把第二起和第三起的数据搞反了。第二起是六到八小时，第三起是十到十二小时。你写反了。”
江临把笔记本电脑拉回来，看了一眼。“改了。”
“第四十二页第二行，‘受害者’写成了‘受害都’。错别字。”
江临的手指在触摸板上点了一下。“改了。”
“第三十八页最后一段，你在分析凶手的心理动机时说‘他不再需要证明自己了’。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江临抬起头看着陆沉舟。他的眼睛里有台灯的光，金色的，亮亮的。“前三起案件，他在每一个现场都留下了符号。六芒星，代表‘囚禁’。那是他给警方看的，他在说‘你们抓不到我’。第四起案件，他没有留符号。他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你的。他不是在给警方看了，他是在给你看。他不需要向全世界证明什么了，他只需要让你知道。你在他的关注圈里，你不在他的猎物圈里。你是观众，不是祭品。”
陆沉舟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从桌上拿起那根剥好的棒棒糖，塞进嘴里。橘子味的，甜的。
“这一段保留。”
江临低下头，继续翻文档，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陆沉舟也低下头，翻自己面前的那些卷宗。办公室里又安静了，只剩下翻页的声音和敲击键盘的声音。
阿苗从技术科出来，路过重案组办公室的时候，门开着。她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堆满文件的桌子。台灯的光圈把他们的上半身照亮，下半身藏在阴影里。一个在看电脑，一个在看卷宗，两个人都不说话，但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沉默的距离，是某种更稠密的、像液体一样的东西在填充着的距离。
阿苗没有进去。她放轻了脚步，走过去了。回到技术科，她坐下来，拿起手机，在群里打了一行字：“他们又在加班。两个人，面对面，不说话。”她把这行字看了几遍，没有发。她删掉了“不说话”三个字，换成了“很安静”。还是没有发。她把整行字都删掉了，把手机扣在桌上。
有些东西不能发在群里。不是因为会被别人看到，是因为那些东西太薄了，太轻了，太容易碎了。用语言说出来，它们就碎了。
陆沉舟看完最后一页，把笔记本电脑合上。江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把打印出来的报告装进去。报告很厚，四十七页纸，每一页都带着打印机墨粉的气味，那种温热的气味。
“你签还是我签？”江临把档案袋推到桌子中间。
“都签。”
陆沉舟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黑色签字笔，拧开笔帽，在报告最后一页的“组长”后面签了自己的名字。他把笔递给江临。江临接过笔，在“心理顾问”后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陆沉舟看着他的手指握着笔杆，看着笔尖在纸上移动，看着那些笔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江临写字很快，但他的字不乱。每一个字的笔画都收得很干净，横平竖直，没有连笔，没有潦草的省略。他写“江”字的时候，三点水的最后一笔是从下往上挑的，挑得很高，像一个在跳高的人，身体已经过了横杆，脚还在空中。他写“临”字的时候，左边那一竖写得很长，长到和右边的“品”字的下沿齐平，像一根柱子撑着整个字。
他合上笔帽，把笔放回桌上。
陆沉舟没有看那个签名，他看的是江临写“林”字的样子。刚才在文档里，在第四十七页的倒数第三行。江临打了一行字——“林屿的失踪时间与沈鹤亭的离职时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陆沉舟在那个页面停留了很久。他不是在看那行字的内容，他在看那个字的形状。“林”字，两个“木”并排站着，左边的“木”最后一笔是捺，右边的“木”最后一笔是点。印刷体没有区别，但手写的时候有。江临手写“林”字的时候，左边的“木”最后一笔总是拉得很长，捺的末端微微向上翘，形成一个轻轻的、像钩子一样的弧度。和他十五岁时一模一样。不是“一模一样”，是就是同一个人的手在写同一个字。时间改变了笔尖的压力、墨水的颜色、纸张的质地，但改变不了捺末端的那个弧度。那个弧度不是学来的，不是练来的，是手的骨头和肌肉长成那个样子，写出来的字就只能是那个样子。你可以改变口音、改变字迹、改变签名的方式，但你改变不了捺末端的那个小钩子。因为它不是技巧，是骨骼。
陆沉舟把档案袋拿过来，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钥匙。钥匙很小，银色的，齿槽清晰，是一个小锁的钥匙。他弯下腰，打开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那个抽屉平时是锁着的，里面放着老韩的笔记本、林屿的卷宗、那盘磁带、那张照片、那根草莓味棒棒糖——不，棒棒糖已经给江临了。里面放的是那些他不能丢、但又不能放在任何人能看到的地方的东西。他把档案袋放进去，关上抽屉，锁上了。
钥匙从钥匙环上取下来，挂在了脖子上。一根黑色的细绳，穿过钥匙的环，系了一个死结。钥匙垂在他的胸口，在衬衫的领口下面，贴着皮肤。
阿苗从技术科送文件过来，正好看到这一幕。陆沉舟把钥匙塞进领口，钥匙碰到皮肤的那一下，他的身体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紧绷。不是不舒服，是那种金属的凉意突然接触到温热的皮肤时本能的肌肉收缩。她看着那把钥匙消失在衣领后面，看着陆沉舟把领口整理好，把钥匙遮住了。
“陆队，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她把文件放在桌上，陆沉舟拿起来看了一遍，签了字。阿苗拿起文件，没有走。她站在那里，手里握着文件夹，目光落在陆沉舟的领口上——那把钥匙挂在脖子上，黑色的细绳在衬衫的领口边缘露出短短一截。
“陆队，那个抽屉里放的什么？这么重要。”
陆沉舟的手在脖子上停了一下。不是去摸钥匙，是整理了一下领口。动作很自然，像一个觉得领口有点紧的人随手扯了一下。
“报告。”他说。
“就报告？”
“嗯。”
阿苗没有再问。她抱着文件夹走了，回到技术科，坐下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她没有打开电脑，没有继续处理监控数据，就那么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灰白色的天。
“嗯。”一个字的回答，很短。但她听出了那个“嗯”里面的东西。不是“嗯，是的”，不是“嗯，没错”，是“嗯，你不要再问了”。
阿苗不会问了，但她会继续看。
江临回到宿舍，没有开灯。
他坐在床沿上，把那双鞋脱了，放在门口。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个小本子。本子还在，里面的空白页还在等他。他没有拿出来，把手抽出来了，放在膝盖上。
他想起陆沉舟签字时的样子。他把笔帽拧开，写了自己的名字，把笔递过来。他接过笔，笔杆上还有陆沉舟手指的温度，不烫，温的，像一个人刚握过的东西。他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之后合上笔帽，把笔放回桌上。他放的位置和陆沉舟平时放笔的位置不一样，陆沉舟的笔是横着放的，笔尖朝左；他放的是竖着的，笔尖朝下。陆沉舟看了一眼那支笔，没有把它摆正，就那么让它竖着。
江临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还在微微蜷着，保持着握笔的姿势。他在空中画了一个“林”字，用手指在空气中写，一笔一画。木字旁，最后一笔是捺，捺的末端向上翘。右边那个“木”字，最后一笔是点。写完了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指还在空气中残留着那个字的形状，不是视觉的残留，是肌肉的残留。他的手指记得每一个笔画的走向、转折、停顿。这些记忆比他大脑里的记忆更深，更顽固，更不可能被时间冲走。
陆沉舟看到了他写那个“林”字。他看到了捺末端的那个小钩子。那个小钩子出卖了他。不是第一次了，从他在废弃厂房门口看到他的第一眼起，他的身体就在出卖他。他的步态，他的瞳孔，他的恐惧，他写字的习惯，他弹琴的走音，他说梦话时喊出的那个名字。他像一本被翻烂了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答案，但他把封面换成了新的，以为这样就没人会翻开看。
他靠在床架上，闭着眼睛。黑暗中有那盏灯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的，橘黄色的，暖的。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他把那个名字说出来，一切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他会从江临变回林屿，变回那个十五岁的、缺一颗门牙的、被关在403病房里的少年。他不想变回去。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那个人已经死了，死在那条巷子里，死在那辆白色面包车里，死在那间没有灯的房间里。活下来的人是江临。江临不认识陆沉舟，江临没有欠任何人一碗牛肉面的钱，江临不会在弹钢琴的时候走音，江临不会在梦里喊“沉舟哥”。但他在喊。他每天都在喊，在自己的梦里喊，在自己的心里喊，在那间没有钢琴的屋子里喊。喊了十八年了，声音已经哑了，但嘴还在动。
江临睁开眼，看到对面那栋楼的窗户还亮着灯。深灰色的窗帘拉着，光从缝隙里挤出来，细细的，橘黄色的。
“等一下。”他对着那道光说。
对面那盏灯没有灭。
陆沉舟躺在公寓的床上，没有开灯。窗帘拉着，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橘红色的线。他把手放在胸口，摸到了那枚钥匙。钥匙贴着他的皮肤，已经被体温捂热了，不再是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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