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湘军因曾国藩而崛起，之后湖南名人层出不穷，湖南一省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强者的姿态出现，甚至出现了“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说法，成为晚清历史上显赫的一页。
从在朝廷中的势力而言，湘军最盛之时，湘军将领担任“总督、巡抚，其他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同治初期，八大总督之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十五人，位至巡抚者十四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计其数。湘军将领及其幕僚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绝对主角。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宾、刘长佑、蒋益澧、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锦棠、刘坤一、杨昌濬、李续宜都是从湘军中成长起来的大名鼎鼎的人才。而重臣中与湘军有很深渊源的也不在少数，知名者如沈葆桢、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韦等等。其中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又创立了淮军，淮军一系陆续产生了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刘秉璋、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郇膏、丁日昌、周馥等名将，势力更盛。用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军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从人才而言，曾国藩幕下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天下人听说曾国藩礼贤下士，跟随他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于是争相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这其中，除了文学之士外，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等。同治二年（1863），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访曾国藩，如实记录了所看到的景象：“当时各处军官（应为官员，原文为officials）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西学东渐记》）周遭兵祸，唯安庆一隅人才济济，以容闳之见多识广，对此尚感到惊异和赞叹，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幕府是何等恢张，隐隐然有成为天下重地之意。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安徽安庆人，迁居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少年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后迁香港）学习。道光二十七年（1847）初赴美留学，进入麻省芒松学校学习。与其同行的有黄宽等人。三年后，黄宽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赴欧美学习西医之人。容闳则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不久后回国，先后担任香港英府高等审判厅翻译、上海英商丝茶公司书记等职务。容闳一度对太平天国持支持态度，曾于咸丰十年（1860）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当时主持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七条新政建议。但这一趟容闳也看出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问题，不敢相信其能成大事，因此没有接受太平天国的任职。同治二年（1863），容闳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从此投身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容闳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条陈，其中有一条便是选派青少年出洋留学。李鸿章很赞同容闳的建议，也一再上奏。恭亲王奕?更有远见，反对李鸿章派遣二十岁青年留学的主张，力主选送十六岁以下少年。当时中国人还是老观点，认为外国是“蛮夷之邦”，而且报名留学者要由父母写下保证书，申明子女在外生死由命，所以家庭均不愿意将自家孩子送出去留学。同治十一年（1872），容闳、陈兰彬率领好不容易凑齐的三十名少年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这其中就有詹天佑、梁敦彦、黄开甲。到光绪元年（1875）九月为止，前后派出四批少年留学生，共一百二十名。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少年到达美国时，围观者云集。有美国人见到他们脑后的辫子，大喊“中国女孩子”。自此，少年以留辫子为耻。后吴嘉善接替陈兰彬任留学生监督，到美国后发现留美少年穿洋装、入西教，甚至剪发辫，且不向他跪拜，勃然大怒，立即上奏朝廷说少年书没读好，倒沾染了不少恶习，请求撤回留学少年。恭亲王奕?最终决定召回了留学生。近代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的尝试遂告失败。容闳回国后，发现洋务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对洋务派的无所作为深感失望之下，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失败后被清廷通缉，不得不逃出了北京。容闳强国的梦想并未就此熄灭，于辗转流亡中，又开始支持孙中山进行的革命活动。民国元年（1912）一月，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月即病逝于美国。从容闳坎坷的一生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屈辱的晚清时期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中国人报国无门的痛苦和悲愤。他总是在希望中失望，又在失望中重新燃起希望，希望却总是再一次地破灭，如此反反复复，最终还是壮志难酬。］
从时局而言，从咸丰一朝到同治一朝，再到光绪一朝，除了三个皇帝外，还曾经有三个被公认为有潜力君临天下的人物——这便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天王洪秀全、恭亲王奕?以及湘军主帅曾国藩。曾国藩得以与洪秀全和奕?相提并论，可见其实力不容小觑。正因为曾国藩有如此声势，是以清廷虽然深为猜忌，也绝不敢轻易动他。
［奕?，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奕异母弟。奕生母钮祜禄氏为道光皇帝孝全成皇后，但钮祜禄氏早死，奕改由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抚养，静贵妃即为奕?生母。奕、奕?年纪相仿，且由一母养大，关系异常密切，比亲兄弟还要亲。然而，两兄弟长大成人后，均成为皇储的有力人选，猜忌由此而生。奕?才智见识过人，远在奕等其他皇子之上，道光皇帝最为钟爱，一度有意立为太子。有一天，道光皇帝召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两位皇子都向自己的师傅请教对策。奕?的师傅卓秉恬对奕?素来有信心，告诉他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的师傅杜受田则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即所谓的“藏拙示仁”之计。两兄弟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道光皇帝晚年身体多病，昏聩不堪，果然如杜受田所料，对奕更为满意，谓皇四子仁孝，储位由此而定。但道光心中还是喜爱奕?，死前留有亲笔书写的“朱谕”——即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十六日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的立储御书——上面写着：“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此谕旨现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后一行汉字的旁边，还另写有“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的满文。道光皇帝特意在立储御上封皇六子奕?为恭亲王，本意其实是为了防止奕压制奕?。奕即位为咸丰皇帝后，起初尚能顾念手足之情，对待奕?友善，封其为亲王，还封养母静贵妃为贵太妃。咸丰五年（1855），贵太妃病重，咸丰皇帝和奕?时常去探望。某一个夏日，咸丰皇帝前去给贵太妃请安。迷迷糊糊的贵太妃刚刚睡醒，以为来人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奕?，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指咸丰皇帝）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皇帝知道她说错了话，便叫了声：“额娘。”贵太妃这才发现来的人是皇帝，而不是奕?，于是转身装睡，一言不发。自此，咸丰皇帝对养母和奕?都生了嫌疑。过了几天，咸丰皇帝再去向贵太妃请安时，刚好遇到奕?出来，咸丰皇帝问起贵太妃病情如何。奕?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皇帝只是淡淡“哦”了一声，再没表示。不料奕?以为皇帝答应了要给生母加“皇太后”封号，便立即赶到军机处，命人准备册封典礼。咸丰皇帝得知后十分气愤，但木已成舟，不便拒绝，最后还是勉强同意，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不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咸丰皇帝不但下令减损皇太后的丧仪，还立即将奕?的军机处职务罢免，命其回上书房读书。奕?自此在咸丰一朝备受压抑和打击，兄弟二人自此连表面的和睦都没有了。回想两兄弟小时候两小无猜的手足情谊，不由得令人感叹世上对人改变之大者，无过于权势。］
然而，形势变化远比人想象的要快。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谕旨：“曾国藩著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各自关系北南大局，且直隶总督系疆臣之首，肩负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排位尚在两江总督之上，看起来曾国藩是升了，但实际上却大有分别——两江是曾国藩的老巢，如鱼得水；直隶地处京畿，王宫贵族云集，再有能耐的大臣到此，也是龙游浅滩。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很不高兴。马新贻确有才干，但并无殊勋，又与湘军、淮军毫无渊源。由资历尚浅的马新贻来接任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在精于权术和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看来，这是朝廷对他本人的有意贬低。
且看曾国藩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日记中的记录：“早饭后清理文件，习字一纸。坐见之客一次。”一切都很平静，但接下来“接奉谕旨，余调补直隶总督，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先是“围棋二局”，但在这样的大事面前，心性终究无法平静，于是开始“与家人论南北行止事宜”，然后是“坐见之客三次。改复丁雨生、李筱泉两信稿，约改四百字”。
丁雨生即丁日昌，时任江苏巡抚，为曾国藩亲信。李筱泉即李瀚章，李鸿章亲兄长，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长期为湘军综理粮秣、担任后勤，其人与曾国藩之私人关系比其弟李鸿章还要更亲近一层。曾国藩给这二人写信，很有深意，但他心烦意乱下，改两封信竟然也未能完成。
之后曾国藩“中饭后阅本日文件。周缦云（曾国藩心腹幕僚）来久谈。小睡片刻。申刻写丁（日昌）、李（瀚章）二人信，各添二叶（页）。酉刻课儿甥辈背文。傍夕至后园一览。小睡良久。夜核批稿各簿毕。至纪鸿（曾国藩次子）房中，见桌有穀牌，而身在他处下棋，天分本低，又不能立志苦学，深为忧虑，闷坐良久，不能治事。二更三点睡”。
纪鸿即为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时年二十岁。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数学家，并非曾国藩所说的“天分本低”。可见这里曾国藩“深为忧虑”的并非次子不能“立志苦学”一事，而是即将离任两江总督。
之后两日，曾国藩先后与丁汝昌（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安徽庐江人。先参加太平军，后投降加入湘军、淮军，由战功升任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清道光五年拔贡，任职刑部，累官至刑部侍郎。曾国藩挚友）、魁时若、李小湖、钱子密、黎莼斋、惠甫、何廉昉、莫子偲秘密久谈，并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倦甚，不能复治事”。
自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后，曾国藩已经有十六年未能目睹天颜。这次调任直隶总督，他必然要入京陛见，而是福是祸，着实难以预料。尽管他刻意在日记中掩盖心情，尽量在文字中不露痕迹，但还是表现出了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烦躁，显然对朝廷调他任直隶总督无法自安。
据说最初慈禧太后属意两江总督的人选并非马新贻，而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为淮军首领，曾国藩为湘军首领，在朝廷看来，以淮制湘，未必不是一招好棋。分而治之，历来是慈禧太后所擅长的权术。
然而，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藩的湘军虽然一直暗中相互竞争较劲，但二人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且藕断丝连。李鸿章有三个原因，必须要推掉两江总督的任命。
一是他出自曾国藩门下，素来对曾国藩有感激知遇之恩之心。当初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多次命李鸿章率领淮军前去会攻。李鸿章却知道湘军历来私心极重，既要占破城首功，又要独吞城内财富，他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和关系，因此找各种借口拒命不前，有意不与曾国荃争功。此处关节，曾国藩心知肚明，也十分感激，在给曾国荃的信中特意提到李鸿章此举是“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
二是李鸿章非常清楚朝廷调曾国藩离开两江是想有意压制湘军，但他自己一旦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子，难保不会步曾国藩后尘成为朝廷下一个猜忌的目标。换句话说，清廷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汉人大臣；
三则是李鸿章深知湘军底细，他知道湘军散兵游勇在两江多有不法之事，一旦赴任，淮军必将与湘军起冲突。朝廷对湘军一向不满，万一处理不好还要把他自己的淮军也搭进去。因此，他不愿意去碰这个钉子。这是李鸿章的一点私心，正因为他一直对他的淮军势力保护得很好，在曾国藩死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在清朝廷中始终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两江总督的人选，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看法，说：“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李鸿章撰／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此见解极为深刻，李鸿章已经料到非湘军嫡系无法坐镇两江。他虽然也出自曾国藩门下，但由于另立山头创建淮军，早已经被排斥在湘军嫡系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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