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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排行榜》里这一个个知识洞窟，有我个人尚称熟悉的，也有我个人全然陌生的。前者比方说大联盟棒球或NBA，我完全敢断言凯勒(以及布洛克)的确是个内行的、够格的球迷，他没改变MLB和NBA的模样，也没犯错，而且把小说情节乃至于凯勒的谋杀技艺准准地嵌合进其隙缝之中，由此，我也敢于推断，那些我不熟悉的比方说赛马和高尔夫球，也一定是同样如此。 其实读者的专业知识也并非绝对必要的，因为真实有一种形貌，某种质感，某种毛边，某些德昆西说的棱角和裂纹云云，但凡还是个像回事的、平常多少肯用点脑子和眼睛的小说读者，当它出现时，其实大致上都能辨识出来。 上帝曾经走过此地 一个人自由地做了个梦，醒来发现自己是个靠取人生命维生的杀手，但整个世界依然是它本来模样，依然不疾不徐以它本来步伐向前。 有些话并不容易简单说清楚，在说话者有限的能耐之上，语言和文字本来就都是有缺憾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绵密地、不遗漏地再现事物的完整，无法改变自身只是符号的本质，因此它终归只是指示性的、乃至于隐喻性的，这跳空的处处缝隙得仰赖说者听者小心翼翼的善意，所以卡尔维诺把它图绘为一座脆弱凌空的吊桥，禁不住挑衅找碴的震动。因此，其实并不存在着最严格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这样的东西(爱默森讲：“辩论说服不了任何人。”)，这些只是挟着戏剧性姿态、语调和氛围营造的展示、说明和启蒙而已，它其实只能向着那些心存基本善念和热望的人说话。一个人下定决心不要相信、下定决心要变成什么样的人，说到底几乎是无可阻止的，起码是人力无可阻止的。 小说书写(不仅仅是小说书写而已)需要完整的自由，这既是书写事实也是庄严不懈信念的话，如今已变得并不难说出口，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已流失了一部分的庄严，变得有点轻佻，还有点懒怠。然而一样的，除了自由天地之间还有许多东西，包括事物遍在的必然性，翁贝托·艾柯这个最乐于颠覆嘲弄、什么东西都要翻过来仔细看看才甘心的恶魔人物，他在受邀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人类智能收存象征之地演讲时便试图为我们指出这个来。“上帝曾经走过此地——”，艾柯引述雨果的这句历史结语，这是雨果重述并仔仔细细考察滑铁卢战役每一处偶然的、近乎神差鬼使的战斗相关环节之后，仿佛站立在已成硬铮铮历史不易事实的昔日战场庄重而且无奈写下的；雨果所说的上帝是《圣经·旧约》那个上帝，那个喜欢驳斥人类作为、让人一切努力瞬间化为尘埃的上帝。艾柯不见得一定要我们非同意雨果对此事的结论不可，他原要指出的是小说家迎向事实、迎向必然性的认真思索；但由此，我们也感受到所谓的必然性究竟有着多少可能的层次不是吗？必然性徘徊闪烁在“此一事实为真”和“此一事实完全无可避免”之间，我们仍可以忍不住地在想，如果上帝没走过此地呢？如果他改变了心意呢？他是否有过这样的前科呢？我相信艾柯也希冀我们一并看出这个。自由不总是游戏的、取消事实重来的，尽管它可能偏爱这个假面，掩饰它更多时候流汗辛苦工作的真相。 也许，对我们来说更沉重更无可改变的必然性是死亡一事。但有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在人类文学史上，死亡是一个远比爱情更精致、更被反复思索和想像的题目，好像爱情只有寥寥几种面貌，书写者年过三十岁，或延迟到四十岁就难以为继了，不像死亡无止无尽的多姿多彩，死亡的梦境持续得更久。福克纳这样一个过度浪漫的人，生活中直到六十岁以后仍在谈恋爱，但这些如此消磨着他时间、心思和现实经济代价的东西却进不去他小说里，他不是一个琐碎的、发生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设法化为小说讲出来的人吗？他写的毋宁是美国南方土地上如季节荣枯的代代死亡，以及死后徘徊赶不走如藤蔓缠绕的幽魂。他一生最完美的作品，如《老人与海》之于海明威，是那本《我弥留之际》，弥留其实发生在小说开始之前遂只是记忆和遗言，“我”是一个已死去的妻子和母亲，由她这一队奇形怪状的家人护送她的棺木返乡安葬，从此展开的奥德赛迷途之旅。以下是博尔赫斯的一段话，出自于他给阿根廷当时当地一本名为《死亡的名称》、我们不知道的书所作的序：“死亡之神日日夜夜在窥伺着人们，方式则无穷无尽。玛丽亚·埃斯特尔·巴斯克深刻地感受到死亡这个核心的不解之谜，她的每一篇故事都是对某种方式的一种图解。” 小说中的对话是最容易写也最难写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管自己地把原因归咎于西班牙文的适合描写不适合口语，化为口语总奇怪的虚假和夸张，但这其实并不是西班牙文单一的毛病不是吗？布洛克喜欢长段的没事对话，也许反倒是因为有了纽约这个独特的因素，这个有着奇奇怪怪各种洞窟的城市，在我们印象中行色匆匆的现代生活中，存留了一处一处阻绝时间的封闭“室内”，如奔流大河岸边的凹地河滩，比起供人们悠闲打招呼、谈天气、问候彼此家人安康的乡间生活更无事可做更长夜漫漫什么也不想做。在这里，语言既横向展开也迟早不免得直向地往深处试探，人得有想像力而且必须乞援于各类知识才能填补空白驱除忧闷。《杀人排行榜》中，杀手凯勒和死亡经纪人桃儿两个的对话还多出了一种无事一种缓慢，那是所有性爱云云张力的消失，如一样爱天南地北的马修·斯卡德或小偷罗登巴尔总有的。米兰·昆德拉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过这个时间的数学悖论，人老，人离死亡愈近，愈到达终点，时间反而愈充裕悠长。死亡也许本来是体面的、好整以暇的，只要活着的人别过度干涉它侵入它，放它依自己的步伐节奏而行。 像老年的大象缓步走向乞力马扎罗山的森林里去。
非系列
《小城》——这些人与那些人 我想，我是猜对了，至少对了一半以上。我指的是，在纽约死亡记录诗人劳伦斯·布洛克才交出《死亡的渴望》一书不久的该年九月十一日这个纽约的黑暗大日子之后，我就曾断言，布洛克非处理这桩纽约市前所未有的死亡大事不可，而且应该就是他马修·斯卡德系列的下一部。 这就是了，《小城》。 我也没完全对，是因为《小城》里没有我们这位熟悉的老朋友斯卡德，当然也就没有一路幸存至今的一干人等如伊莲·马岱、米基·巴鲁、已然长成风度翩翩的阿杰、老条子乔·德肯、罹患癌症的夜行动物丹尼男孩。我们不知道，而且说真的还有点忧，“九一一”当天他们其中可有谁心血来潮去了双子星大楼或正巧路经楼底的地铁站，被爆炸的高热蒸发上天，或被崩落的冷硬钢筋水泥永埋于地。 《小城》书中是另一批纽约人，社会层级要高上个一两阶，惟一有一抹斯卡德影子的，是书中仍有一名不怎么重要的私家侦探，退休警察，还在酒馆里喝酒并闻闻嗅嗅。 猜中此事没什么好夸口的，之所以重提此事，是因为写完《死亡的渴望》那篇预言式的引介文字之后，我进一步想，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等你回过神悲剧已完全结束的集体死亡，小说到底能怎么写呢？它甚至不是一场战争(尽管宛如西部枪手的超低智商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及他手下拉姆斯菲尔德等一窝战争贩子硬要说服全美乃至于全世界，这的确是一场战争，好骗取民意，升高预算并强占石油)，不包含任何时间过程，这比较是一次新闻性的灾难和毁灭，像恶梦般既真的发生却又全然不真实，又因不存在时间而无感受和思维从容发生的余裕，因此，人的反应很难有细腻深沉的成分，往往只能回归返祖性的本能：死，或不死；战，或不战；报仇，或不报仇…… 一种很坏的灾难。而小说，从来不是反应如此灵敏有效率的思维形式，它总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因此，断言布洛克一定得写“九一一”，于是就有一部分忧虑的心思在其中了，朋友十年不见，听流言不信，我们倒从没担心他会像美国绝大多数因灾难降临自己身上、忽然脑子全简单起来的人一般，要捍卫家园，要血债血还，要宰光那些狗娘养的什么的。我们的忧虑是纯粹小说的，至少看到有两个尴尬挡这本小说前头，一是时间太迫切，布洛克自己要如何一下子消化好这么巨大的死亡？而且，光他一人清醒是不够的，还要看他小说所在的整个纽约市也如何消化这么巨大的死亡，毕竟这才是你一路写来无可替代、不能凭空捏造的最终基础不是吗？这些人的想法是你一直在意的，已成为你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吗？如果绝大多数纽约人还没能从单调的惊骇、哀恸和愤怒中走出来，那你是不是该等他们一下，否则你能写的很可能只是一本“政治正确”的浅薄滥情小说不是吗？除此而外，另一个尴尬是，马修·斯卡德小说，一如我们看到的，尽管已自由一如一般文学性小说，但仍松垮地维持着最基本冷硬侦探小说的类型框架，这意味着你很难如契诃夫所说把小说写得“没头没尾”，你多少要服膺类型小说有结论有答案的最终守则，但“九一一”不是那种善恶有报凶嫌伏法的谋杀案，谁也没办法为如此长时期而且复杂的国族、宗教、文化、历史冲突做成简单的结论，或者说，所有简单的结论都注定是谬误的，而且是极危险的。 像小布什就有他简单无比的结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出兵阿富汗，又莫名其妙侵略伊拉克，灾难以滚雪球的速度在急剧扩大中。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能相信斯卡德绝不是那种人，那种风凉日子里满口信念、等大难真正临头马上换一组语言一种信仰的懦怯之人，但我们真的还猜不出他将如何历劫归来地告诉我们新的纽约故事。 大爆炸后的小城 从“九一一”这一天起，纽约再不一样了——除了这一句话，而果然在《小城》一开头，我们就读到了。 把新的纽约故事命名为“小城”，我们应该就可以窥见布洛克对这座世纪大城的内心图样变化——城市没故事，城市没性格，城市到哪里都大同小异，因为它开放向全世界，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普世化的资本主义游戏之中，人来人往，信息流窜，没有必要的隔离，更欠缺适当的停逗沉淀，好生长出自身的独特性(列维施特劳斯说的，独特性孕生于相对的封闭)。今天我们都可以轻易看出来，如果说哪个城市仍保有着哪部分的自我性格，通常源于它曾经独特而从容的历史命运，这部分已不再增加，只能在人们细心守护下缓缓剥落或在人们弃如敝屣下迅速崩塌，为城市的永恒运动髹上一层易感的时间美学色泽。它永远在动，永远朝同一方向更新中，如费孝通指出的，城市其实就是变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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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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