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娜塔莎不相信，她执着地认定伊万去中国是为了找王耀，说要是伊万去中国她就再也不认他这个哥哥了。何况她的朋友和社会关系都在莫斯科，娜塔莎也不想离开这里去一个文化和语言都截然不同的国度。
伊万并非一定要得到娜塔莎的同意，尽管血脉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但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可当伊万回顾往昔，娜塔莎是唯一陪伴他度过漫长岁月的人。
1993年底俄罗斯发生宪政危机，叶利钦强行解散议会，几乎要演变成内战；199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经济仍然不见起色。伊万明知俄罗斯的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他不能把娜塔莎一个人留在这里。
伊万与中国的实验室保持联系，期间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去过几次哈尔滨。伊万曾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待过两年，过去的友谊仍旧没有被遗忘。一位旧识现在是系主任，他真诚地邀请伊万来他们学校工作。
伊万告诉娜塔莎，去中国就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了。每次他去中国总会带些东西回来，最常带的是方便面，和其他零碎满满地塞一整个皮箱，回来还能换别的东西。
渐渐地娜塔莎也有些动心。她犹豫许久，最终向伊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说：“那你不要去上海。”
伊万答应了，于是他们在1994年底一起来到中国。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并没让他们觉得离家太远。这座由俄罗斯人奠基的城市仍然保留许多俄式建筑，尤其是中央大街，常在不经意间给他们带来家乡的气息。
最大的不便是语言不通。和过去不一样，现在中国的学生都不学俄语了，英语才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外语。伊万英语还行，但他和他的中国学生口语都算不上很好，有时候因为口音问题重复几遍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不得不拿纸把单词写下来。
既然有这样的困难，伊万原本也很愿意学中文，他便开始学了。他的学生中不少也会把俄语课作为二外，实验室里中英俄三种语言混着用，交流还算顺畅。
娜塔莎一开始不想学中文，但语言不通总是诸多不便。她想将来能不能开个诊所，便也开始学了——当然后来她意识到她的医师执照在中国用不了，这是后话。但自从能简单地用中文交流之后，她便与邻居熟悉了起来，经常相约晨练、逛街，也不觉得无聊了。
鸡飞狗跳的一两年后，他们都逐渐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伊万重新得到研究经费，实验室的工作步入正轨。娜塔莎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其中还有本地的俄罗斯族人，现在中文说得比伊万还好。朋友们知道娜塔莎原来是医生，要是身体有点小毛病都会来问她。娜塔莎总是乐于帮忙，很高兴自己多年的医术还用得上。
和在莫斯科时一样，他们仍然时常为琐事而争吵，但这不就是生活本来的面貌吗？
伊万并非从没想过要去上海，但每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总是同时感到希望和畏惧。当他学会中文里“近乡情怯”这个词语时，他觉得这再贴切不过了。尽管上海并不是他的故乡，心情却完全是相通的。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耀要对他如此决绝。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去探究。也许他从来都没弄明白真正的王耀是怎么样的，即使找到王耀，也许他最终得到的只有嘲笑和不屑。他的愚蠢和痴心让他念念不忘，他咎由自取，这是再好不过的嘲笑他的理由。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他连那个美好的影子都要失去了。
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上海，但机缘巧合还是把他再次带到了这里。他在1998年受邀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原本是在东南大学，但由于一系列协调上的问题，临时改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不便临时推拒，他还是来了。
五月初并不是来上海的好时候，一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伊万才意识到这一点。上海以法国梧桐的细绒欢迎了他，简而言之他花粉过敏了。尽管伊万在哈尔滨也每年都过敏，但北方的花粉季和春天一样姗姗来迟，他要到五月底才需全副武装。
缺乏准备让他的上海之行一开始便遭遇了滑铁卢，却也成了他和崔筱熟悉起来的第一个契机。
崔筱是系学生会组织部的副部长，研讨会的主要召集人又正好是她的导师，她自然忙前忙后出力许多。得知伊万花粉过敏后，她当天下午就去买了抗敏药和口罩，又向实验室要了一副护目镜，一并给伊万送来。平时开会都在室内，只要路上做好防护就没问题。
抗敏药简直是救了伊万一命，他对此万分感激。直到崔筱离开，他才注意到崔筱拿来的白色布袋。等他看清上面印着蓝色徽标和公司名，他像是遭了雷一般定在那里动弹不得——江南造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时隔三十八年又这样生动地出现在他面前。
伊万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他伸手抚摸袋子上的徽标——从前是没有这个徽标的，厂名好像也长得不一样了…对了，那时候用的是繁体字。但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的造船厂。
阳光慢慢变成艳红色，然后隐没到地平线下，但伊万只是坐在那里。像是一封三十八年前寄出的信件颠沛流离终于送到了目的地，所有以为忘记却从来没能真正忘记的事情漫上他的心头。
过敏的时候他不去厂里，王耀来家里陪他，要是无事他们便一起在书房里看书或闲聊。有一次王耀说他平常吃饭太不讲究，忙了一个下午要给他做饭。结果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他那天晚上就发了哮喘，王耀觉得是他的错，急得哭了起来。
他的内心仍在追问，这一切都是假的吗？你曾经爱过我吗？哪怕只是一瞬间，你为你对我做的事情感到过歉疚吗？
他用布满皱纹的双手将布袋上的皱褶抚平，凝视着“江南造船”四个字。
过往找上了他。
2
伊万问崔筱袋子的来历时，崔筱似乎很惊讶。“我随手拿的，”她说，“我爸爸原来是造船厂的工人，我家这种袋子好多。”
伊万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问崔筱：“你原本住在造船厂的职工宿舍？”
崔筱点了点头。
伊万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着，问崔筱：“那么你认识一个叫王耀的人吗？他也住在造船厂。他父亲叫王修平，原来是造船厂的技术主任。” 他意识到他离王耀竟是如此之近。
崔筱歪着脑袋想了想，“王修平…”她慢慢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不记得有这位技术主任呀。”
伊万突然明白过来，那确实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噢，很早了。”他说，“1960年，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吧？”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从他离开起可过了快四十年！他们也许早去了其他单位，家也搬到别的地方。但他还是不死心地问崔筱，“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吗？…好吧。那你能替我问问你的父亲吗，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崔筱好奇地问伊万这是谁，他又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的消息。
伊万愣了一下，露出苦涩的微笑。该怎么说呢？他告诉崔筱，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作为援华专家来到江南造船厂：“王耀是我的翻译、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自从离开之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
崔筱爽快地答应替伊万问。她晚上给家里打电话，第二天就告诉伊万，说她父亲也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她说：“爸爸73年进的造船厂，或许那时候他们就不在厂里了。”
她看到伊万听到这个消息便呆呆地愣住了，长叹一口气，说谢谢她帮他问。看到这位老人失落的表情，崔筱感到于心不忍。“除了造船厂，您还知道他的其他信息吗？”她问伊万，“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
伊万想起王耀原来在复旦大学俄文系当讲师，于是崔筱又托在复旦大学的高中同学去俄文系问有没有叫“王耀”的讲师或者教授，也还是没有。后来又找到了俄文系创系以来所有教授的名录，也没有王耀——讲师是不在名单上的，可知后来王耀并没有在这里当上教授。
伊万已经灰心丧气。确实是过了太久了，过去的痕迹像海滩上的脚印，很快被浪冲走。王耀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岁月中，再找不到了——噢或许，难道说从来就没有王耀这么一个人。伊万如何能证明王耀确实存在过，任何东西？不，什么都不剩了，所有和王耀有关的东西都被烧成灰烬，他把中苏友谊纪念章卖给一位年轻的美国收藏家。这一切除了存在他的回忆中，还存在于哪里呢？只剩下一段回忆，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但崔筱还没有放弃，她打电话给以前在造船厂大院里认识的叔叔阿姨，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这么个人，却从没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直到研讨会的最后一天，第一份相关的证据终于出现了。
一位崔筱联系过的阿姨打电话给她，说她那天去档案室，想起崔筱问她的事情就翻了翻厂史，结果真在历任厂领导的名录中找到了王修平这个人。他在1950年到1970年间担任造船厂的技术主任，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崔筱把这件事告诉伊万，显得比伊万还高兴。是了，她之前怎么忘了造船厂的档案室！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伊万还会在上海多待一天，周日才搭飞机回哈尔滨。她问伊万要不要去造船厂看看，她可以拜托管档案室的阿姨给他们开门，也许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他们一早就出发，十点多到了造船厂。伊万看着崭新的办公楼和厂房，不禁又是一阵感慨。这世界什么都在变，只有他仍然活在过去。
管档案室的吴阿姨抱了一摞文件夹放在桌子上，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资料。她把手按在那叠文件上，碎碎地叮嘱二人：“东西看了要放回原处，一页页都夹回去，晓得伐？勿要弄乱了！”崔筱再三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弄坏东西，吴阿姨才把手拿开，让他们自己看。
伊万在那里翻看文件，崔筱便站在一旁和吴阿姨闲聊。
“长远伐见，侬好伐？”吴阿姨说，“听人道侬姆妈也下岗了，噶额？”
崔筱叹了口气，说：“是额，伊拉纺织厂去年倒闭了。”
他们聊起造船厂几年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批工人在那时候下岗了，包括崔筱的父亲。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国企都是一个个小社会，国企的人是社会上顶光荣的，生老病死都有单位照顾。这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出去也受人尊敬。谁能想到会在中年的时候突然下岗呢？崔筱的父亲好歹有点手艺。他买断了工龄，自己做管道工，后来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五金店，专卖装修器材。
崔筱的母亲则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去年倒闭后也下岗了，还好有父亲的一点收入支撑家庭。
下岗的船厂工人们，有人出去赚了大钱，有人打零工勉强度日，也有人把钱赌光又欠下一屁股债。崔筱和吴阿姨聊着过去认识的那些人的近况。突然吴阿姨瞪起眼睛，用手指着伊万，边叫嚷着边走过去：“说了要小心！侬做甚？！眼泪水勿要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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