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向王耀说过，说自己大老远到中国来，却参加不了工作、发挥不了作用，此时说这话多少有点抱怨的意思在里头。王耀在心里其实同情伊万的处境，也觉得厂里一些做法不对，但是他也不好替伊万说话，只能尽量替他排解不满的情绪。
既然伊万提出想学，他便说：“好，我教你，就用春燕的课本。今天的目标就是你能正确地叫我名字。”王耀故意强调了“正确”二字，希望自己刻意玩笑的语气能让伊万稍微振作一点。
王耀给伊万讲汉语拼音的四个声调，然后就带着伊万读。天可怜见，伊万完全没有一个音声调不同意思还能不一样的概念，学起来太费劲了。这四个读音到底哪里不一样了？折腾半天王耀被他带得都快不会读自己名字了。
春燕在旁边笑嘻嘻地看他们读，过一会儿被母亲赶去学习，临走前凑在王耀耳边说：“大哥哥怎么这么笨呀！”
王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伊万一看就明白这是在笑他，满脸黑气地笑着问他：“春燕和你说什么呢？”
王耀强忍着笑意，说：“她夸你学得认真呢——对了，一会儿教你把春燕的名字也读一下。”
02
过两天是厂里的党组织活动，王耀作为预备党员也去参加。轮到王耀汇报思想状况的时候，王耀就把教伊万学拼音的事情说出来了。
赵书记听了很高兴：“这个事情太好了！这体现了苏联专家和中国人民之间像亲兄弟一样的友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非常好。而且我们现在在大力推广新式拼音，争取消灭文盲，布拉金斯基作为外国专家，对拼音表现出兴趣，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在全国范围内介绍推广。王耀同志啊，你继续教，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材料，尽管向厂里提出来，我们一定帮助解决。但是要注意，要多介绍当前进步的文化，少介绍或不介绍腐朽的封建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你都应该多向他介绍。”
在场的所有党员同志听到书记的话，都向王耀投来或赞许或艳羡的目光，王耀心里挺开心的，但也有些为难。他本来只当一件小事来说，没想到赵书记这么积极。无论是作为典型事例推广到全国，还是说要向伊万积极介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伊万要是知道了一定不愿意。
转过一周，正是1958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一家人刚吃完饭就接到了赵书记的电话，让王耀听。赵书记对他说：“小王啊，你上次和我说的教苏联专家拼音的事情，我向上面反映了，组织上也积极评价觉得很有宣传价值。今天市里派了有关部门的人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马上就到。你现在来厂里办公楼二楼的的小会议室。”
王耀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这事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总得去。他披上一件夹棉小袄，冒着寒风往厂里赶。会议室的门虚掩着，能听到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却听不清内容。他刻意放轻脚步，在门外深呼吸了好几口才敲了敲门，里面赵书记马上说了声“进来”。
推开门，王耀看见里面并排坐着两个人，一个当然是赵书记，另一个穿着解放装，瘦瘦的，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也就二十来岁。赵书记热情地招呼王耀，那人却并不看王耀，只挂着淡淡的笑，慢慢地喝茶。
赵书记迎上来，说：“小王啊，终于来了。大概情况我刚才电话里也和你说了。这位是何裕同志，是上海外国专家局管人事的副局长。你虽然在我们厂里工作，编制是在外国专家局的，何局长算是你的直接上级了。”
王耀平常工资都在厂里开支，又刚参加工作不久，对行政上的事务不敏感。赵书记这番话也意在点拨王耀，让他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在态度上注意一些。
王耀听得明白，赶忙走过去，颔首对何局长说：“何局长您好！我是王耀，幸会。”
何局长慢慢站起来，笑着握了握王耀的手，意外地很有力道。他说：“王耀同志，你好啊。你这么年轻就承担了替苏联专家翻译的光荣任务，而且完成得这么好。真是后生可畏啊。”
“哈哈，小王同志确实优秀。他不仅工作上优秀，思想觉悟也很高。他父亲就是党员，你看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赵书记不等王耀回话，抢过话头把他给夸了一通，倒让王耀很不好意思。
何局长嘉许地点点头。赵书记又冲何局长说：“你们慢慢聊，我先去厂里转转。要有什么事你让一楼的值班员叫我。”
何局长忙摆手，说：“不用不用，赵书记请回去吧。今天晚上打扰您已经很过意不去了，这种小事哪里需要您作陪？我和王耀同志还要聊一会儿，聊完我就直接回去了。”
赵书记略想了想，说：“也好，那我就先回去。要是有什么问题你给我打电话。”
从职务上来说赵书记不比何副局长低，论年龄赵书记又更年长，赵书记对何局长这么客气是在帮王耀，也是给王主任面子。何局长来之前了解过王耀的家庭背景，这些都明白，自然也不敢拿大，恭恭敬敬送赵书记到门口。
何局长回来后请王耀坐下，从桌上拿了另一个搪瓷杯摆到王耀面前：“来，王耀同志，这是给你泡的。可能有点凉了。”
王耀谢过，端起来试试果然已经不烫，打开盖子轻啜了一口。
“本来不该这么突然地在工作时间之外来找你的。”何局长说，“一来最近我的时间安排比较紧，二来也怕耽误你的日常工作，只好辛苦你一下。”
王耀连忙说：“哪里的话，都是为了工作嘛，您不也是加班来找我的。”
何局长笑了笑在王耀旁边坐下。他并不急着和他谈伊万的事，而是和他闲聊了起来：“刚才听赵书记说你今年二十一岁，那算一算你就是国难那年出生的啊。”
“没错，我娘还怀着我的时候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王耀惊讶于对方的细心，说，“不久之后就是八·一三。小时候到处都在打仗，日子不好过。”
“真不容易啊…”何局长感叹道，“我比你大几岁，是三一年生的，老家在东北，后来逃到南边来了。我很能体会这种感觉。”
两人又聊了些以前的事，何局长还说了自己入党的经过。王耀听着，原本紧张的心逐渐放松下来，在心里感到亲切，仿佛自己与何局长相识已久。
接着何局长拿出笔记本，他们开始谈起伊万。何局长问了他平时和伊万一起工作的情况、他们一家和伊万的关系、伊万对于拼音是怎么产生兴趣的、如今学得怎么样等等，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
王耀感觉这位何局长人很好，说起话来平实而有力。他既不寡言少语、也不像赵书记或刘厂长那样长篇大论，说的话总是在点子上，让人觉得很舒服。
“好的。王耀同志，非常感谢你今天晚上的配合。今天说的内容，不日就会刊登出来。”何局长收好笔记本，拍拍王耀的肩膀，“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看到我们党有你这样有觉悟的青年在预备党员队伍，我尤其高兴。”
王耀被夸得心里美滋滋的，表面上还是谦虚地说：“不敢不敢，我还要多进步，向前辈学习。”
王耀以为何局长要离开了，却并没有。何局长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王耀同志啊，其实今天我来，向你询问情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王耀愣了一下，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您请说，组织上的任务我一定完成。”
何局长端着茶杯站起来走到窗前，沉默一会儿才缓缓开口：“王耀同志，我对你也不隐瞒。你可能听到过一些风声，说我们现在和苏联之间有一些小问题——在政治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王耀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何局长转过身来，慢慢地边踱步边说：“实话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当然，这个是党内部的问题，是共产主义同志之间对路线的一些争论，我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分歧，扩大到两个国家上面。”何裕喝了口茶继续，“我呢，是负责外国专家工作的。最近经常有人向我们局里反映，说苏联来的专家，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打击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考虑中国和苏联之间不同的情况，提出一些…”何局长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斟酌措辞，“…一些不切实际的意见，影响很不好，导致群众有一些情绪。我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立场是一致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尊重保护他们。但是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也需要引起一定的注意。”
王耀点点头，何局长也点点头，又喝口茶：“最近我们尝试对苏联专家介绍我们当前的政策，了解他们的态度。不过很多专家存在抵触心理，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王耀想起了他在伊万家里看到过一些介绍材料，被伊万堆在墙角，看起来不怎么翻阅。
何局长继续说：“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了解一下专家们的思想情况，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的指示精神，要给专家足够的尊重和自由，绝对不能伤害专家们的情感。这确实让我们非常为难。”
何局长停下脚步，看着王耀说：“通过刚才和你的谈话，我觉得你是一个思想觉悟很高的同志。这个任务是我们局研究之后的决定，虽然有些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何局长温和的笑容中带着鼓励，似乎对王耀抱了很大的期待。
王耀心里凉了半截，但脸上却热得发烫。他勉强维持着笑容，艰难地说：“您说。”
何局长说：“我们希望借助你和布拉金斯基同志之间的友谊，在谈话中旁敲侧击地询问他对当前政策的态度——不止是他一个人的，还有他们内部党组会上的一些意见。此外，方便的时候你也关注一下布拉金斯基同志的交际情况和信件来往。这是秘密任务，你了解到的情况不要告诉任何人，直接向我汇报。”
王耀露出为难的神色，微微侧过头没答话。何局长一手握着杯把，空出另一只手搓了搓手背，想了一会儿补充道：“王耀同志啊，这个事情你不要有什么压力。我说一点总的原则——要紧的不是去问什么，而是在生活上多关心布拉金斯基同志。就像对亲人一样，让他足够信任你，对你无话不谈。问是很难问出来的，要让他自己讲出来，或者你暗示他讲出来。这是一个过程，急不得。上面对你没什么硬性的要求，你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来。”
王耀听懂了。说得难听一点，他成了组织安插在伊万身边的特务了。
……
王耀走出办公楼，夜里的凉风吹在脸上，总算是清醒了一点。一会儿又觉得冷，直直冷到心底。
但他还不想回家，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走，心里觉得很乱。走着走着，他突然被人叫住：“王翻译！这么迟您还过来，有什么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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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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