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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时代。这句话，成了1979年春天，晨光研究所每个人的座右铭。 三月中旬，顾晨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去北京参加“全国农村改革经验交流会”。邀请单位是农业部，邀请人是王处长——他现在调到部里了。 “小顾，一定要来！”王处长在电话里说，“你在红旗公社做的事，部领导很感兴趣。要在会上做个发言，讲讲你的经验！” 去北京。顾晨心里一动。父亲和陆叔叔去年秋天去了北京，追查母亲的事，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这是个机会... “我去。”他答应了。 出发前，顾晨做了精心准备。他整理了红旗模式三年来的所有数据：粮食增产多少，农民增收多少，加工厂产值多少...数据不会说谎，也最有说服力。 他还带了几样实物：皮蛋、苹果干、药材饮片。虽然简陋，但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品。 三月二十日，顾晨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他这一世第一次去北京，也是第一次离开省城这么远。 火车咣当咣当，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是望不到边的麦田，刚返青的麦苗像铺了一层绿毯。偶尔有村庄掠过，红砖瓦房，炊烟袅袅，一派祥和景象。 同车厢的，大多是去北京出差的干部。他们看到顾晨一个少年独自旅行，都很惊讶。 “小同志，你去北京干什么？”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问。 “开会。”顾晨礼貌地回答。 “开会？什么会？” “农村改革经验交流会。” 中年人眼睛瞪大了：“你...你多大了？” “十六。” 车厢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响起低低的议论声。十六岁，参加部里的会议？还发言？ 顾晨不在意这些议论。他拿出笔记本，继续修改发言稿。他知道，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傍晚时分，火车驶入北京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广播里播放着《东方红》。顾晨提着简单的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北京的气温比省城低，风也大。但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首都的味道，庄严，厚重，又带着某种躁动。 按照父亲给的地址，顾晨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是陆知行一个远房亲戚家。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有枣树，有葡萄架，还有一口老井。 推开院门时，顾青山正在井边打水。看见顾晨，他手里的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晨晨？你怎么...” “来开会。”顾晨跑过去，“爸，你瘦了。” 确实，顾青山瘦了一圈，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有一种找到方向的坚定。 陆知行从屋里出来，系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看见顾晨，他愣住了，然后眼圈红了。 “晨晨...” “陆叔叔。” 三个人在院子里抱在一起。半年不见，像过了半辈子。 晚饭是炸酱面，地道的北京风味。陆知行特意多放了肉丁，面条是自己擀的，筋道爽滑。顾晨吃了两大碗，吃得鼻尖冒汗。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顾青山看着他，眼里满是心疼，“这半年，累坏了吧？” “不累。”顾晨擦擦嘴，“爸，你们...查得怎么样？” 顾青山和陆知行对视一眼，神色凝重起来。 “有些进展。”顾青山说，“我们找到了当年你妈妈的导师，张教授。他退休了，住在海淀。” “他怎么说？” “他说...”顾青山握紧筷子，“你妈妈当年发现的那个项目，是违法的。用战俘做人体实验，研究细菌武器。” 顾晨倒吸一口凉气。 “你妈妈要举报，但对方势力太大。张教授劝她别管，她不肯。后来...”顾青山声音哽咽，“就‘病逝’了。” “有证据吗？” “有。”陆知行接过话，“张教授保留了一些材料，还有...当年参与项目的一个护士，现在还在世。我们找到了她，她愿意作证。” 顾晨心跳如鼓。这么多年，真相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好了。”顾青山说，“准备交给中央纪委。但是...” 他顿了顿：“对方虽然退休了，但关系还在。我们得小心。” 顾晨明白了。这是一场硬仗，而且危险。 “爸，陆叔叔，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知道。”顾青山摸摸他的头，“你专心开你的会。这些事，交给大人。” 但顾晨知道，自己早就不是孩子了。他有能力，也应该为母亲做点什么。 第二天，会议在农业部礼堂举行。能容纳三百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有干部，有农民，有专家...顾晨坐在第三排，是全场最年轻的面孔。 会议开始，领导讲话，代表发言...顾晨认真听着，做着笔记。他听到了很多新鲜事：安徽的“大包干”，四川的“社改乡”，广东的“三来一补”...改革的风，真的吹遍了全国。 下午，轮到顾晨发言。当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时，会场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顾晨走上台，站定。他今天穿了件白衬衫，蓝裤子，虽然朴素，但干净整齐。面对台下几百双眼睛，他没有紧张，只有平静。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大家好。我是顾晨，来自省晨光生态农业研究所。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三年做的一件事：红旗模式。” 他打开准备好的图表，用清晰的声音，从为什么做、怎么做、取得了什么效果，一条条讲起。没有套话，没有空话，全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和案例。 讲红旗公社的农民王老汉，以前一年挣不到一百块，现在种果树、养鸡、在加工厂上班，一年能挣五百块。 讲红旗大队的孩子们，以前很多上不起学，现在有了加工厂的分红，每个孩子都能背上新书包。 讲晨光研究所的知青们，从迷茫到自信，从被帮助到帮助别人... “我们做的，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让土地多产一点，让农民多挣一点，让农村的孩子多读点书。”顾晨最后说，“但就是这一点点改变，让几百个家庭看到了希望。”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坚定：“改革，不就是要给人民希望吗？” 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很久，像潮水，一波接一波。 顾晨看到了台下王处长赞许的眼神，看到了很多代表感动的表情。他知道，自己说到了大家心里。 会后，顾晨被团团围住。有问他技术的，有邀请他去指导的，有要合作办厂的...顾晨耐心解答，一一记录。 “小顾同志，留个联系方式！”一个四川口音的代表说，“我们那边也想搞这个模式！” “还有我们山西！” “我们东北也需要！” 顾晨的笔记本，很快就记满了。他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涌动，而自己，正站在这股力量的潮头。 晚上，农业部安排了一场小范围的座谈会。参加的都是各地有代表性的创新者。顾晨又被请去了。 座谈会在一间小会议室里，气氛更轻松。大家喝着茶，聊着天，像老朋友一样。 顾晨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眼镜，文质彬彬。他自我介绍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做“傻子瓜子”的。 “你那个加工厂，做得很好。”年广久说，“但你想过没有，做得更大？” “更大？” “对。”年广久眼睛发亮，“办公司！注册公司！把加工厂升级成食品公司！把产品卖到全国去！” 创办公司。这个词，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顾晨的思维。 是啊，为什么不能办公司？加工厂是大队的，受限制很多。如果是公司，自主权就大了，可以引进技术，可以扩大生产，可以开拓市场... “可是...政策允许吗？”顾晨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允许！”年广久很肯定，“我在安徽打听了，个体户可以，私营企业...也在讨论。北京这边，风声更松。你等着看，很快就会有文件！” 顾晨心跳加快了。如果真能办公司，那红旗模式就能真正市场化，真正做大做强。 座谈会开到很晚。顾晨回到住处时，已经十点多了。顾青山和陆知行还在等他。 “怎么样？”顾青山问。 “很好。”顾晨把今天的事说了，特别提到了办公司的想法。 顾青山沉吟良久：“晨晨，爸支持你。但是，这条路更难。公司要自负盈亏，要面对市场竞争...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顾晨毫不犹豫，“爸，时代在变，我们也要变。守着老路，走不远。” 顾青山看着儿子，突然觉得，儿子真的长大了。不是年龄的长大，是心智的长大。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方向。 “好。”顾青山重重点头，“你放手去做。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接下来的几天，顾晨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去农科院，请教专家；去供销总社，了解市场；还去了一些刚冒出来的“公司”——虽然还叫“服务部”“经营部”，但已经初具雏形。 他看到了北京的活力。王府井大街上，人流如织；百货大楼里，商品丰富了很多；小巷子里，开始有小贩摆摊...一切都在松动，在变化。 会议结束前一天，王处长请顾晨吃饭。在一家老字号烤鸭店，雅间里就他们两人。 “小顾，你的发言，影响很大。”王处长说，“部领导专门提到了你，说你是‘新时代的农村青年代表’。” “领导过奖了。”顾晨谦虚。 “不是过奖。”王处长很认真，“小顾，你想不想...来部里工作？我们缺你这样的人才。” 去部里工作？这意味着进体制，当干部，端铁饭碗。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顾晨摇了摇头：“王处长，谢谢您的好意。但我想...我还是留在基层。” “为什么？” “因为基层需要我。”顾晨说，“红旗公社需要我，研究所需要我，那些等着技术的农民需要我。在部里，我能做的有限。在基层，我能做更多。” 王处长看着他，良久，叹了口气：“我早该想到...你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 他举起酒杯：“来，敬你。敬你的选择，敬你的担当。” “谢谢王处长。” 那晚，顾晨站在招待所的窗前，看着北京的夜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正在变革的国家。 而他，是这个变革的一部分。 四月初，顾晨回到省城。没有休息，立刻召开了研究所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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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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