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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于同宿舍的氛围。当初那个热情质朴的宿舍小集体,随着时间推移,也难免有了变化。老大孙建国依然是老大哥做派,但面对顾晨日益明显的“不同”,言语间偶尔会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佩服,也有距离感。其他舍友,有的埋头苦读准备考研,有的开始为毕业分配焦虑,顾晨则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共同话题少了,夜深人静时,顾晨躺在宿舍床上,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或翻书声,有时会感到一种孤独。他仿佛被一道无形的玻璃墙隔开,一边是热火朝天、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一边是相对宁静却也暗流涌动的象牙塔。 这天下午,顾晨刚和刘教授讨论完修改后的实验方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准备换身衣服去公司。一进门,就看到孙建国和另外两个舍友正围在一起看什么,气氛有些凝重。 “怎么了?”顾晨随口问。 孙建国抬起头,神色有些不自然,把手里的几页信纸递了过来:“晨子,你看看这个。不知谁塞到咱们宿舍门缝里的。” 顾晨接过来一看,心头猛地一沉。这是一封匿名打印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恶意的揣测和指控。信里说顾晨的“晨光公司”是利用其父顾青山在农科院的职权,侵占公共科研资源转化为私人产业;说他与省里某些领导“关系匪浅”,才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政策支持和银行贷款;甚至影射他的学习成绩有水分,是靠“特殊手段”获得的荣誉和课题机会…… 言辞不算特别激烈,但那种阴冷的、捕风捉影的指控方式,极具杀伤力。 宿舍里一片寂静。大家都看着顾晨。 顾晨捏着信纸,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但很快又被强行压下。他抬起头,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眼神比平时冷了几分。 “无聊的诽谤。”他把信纸轻轻放在桌上,“清者自清。我顾晨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父母师长,更对得起‘晨光’这个名字背后千千万万农民的信任和员工的付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几位室友:“兄弟几个相处几年,我顾晨是什么人,你们应该清楚。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至于这种藏头露尾的东西,”他指了指那封信,“不值得浪费我们的时间。” 孙建国松了一口气,拍了拍顾晨的肩膀:“晨子,我们当然信你!就是觉得这事儿恶心人。谁会这么干?” “眼红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顾晨淡淡道,“公司做大了,难免的。只是没想到,这把火会烧到校园里来。”他心中已经隐隐有了几个怀疑对象,可能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某些看不惯他“风光”的人,甚至不排除与父亲当年的冤案有关联的势力在暗中作祟。 “这事儿要不要告诉学校?”一个舍友问。 “暂时不用。”顾晨摇头,“没有具体证据,学校也难处理,反而可能闹得沸沸扬扬。我自己会处理。” 他换好衣服,平静地离开了宿舍。但熟悉他的人会发现,他的背影挺得比平时更直,脚步也更快、更稳。 走在去公司的路上,春风吹在脸上,带着花香,也带着一丝料峭。顾晨的心情渐渐平复。匿名信像一根刺,扎了一下,很疼,但也让他更加清醒。这条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鲜花坦途。有潮涌的机遇,就必然有潜藏的暗礁。商业的竞争、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复杂、暗处的冷箭……这一切,都是成长必须经历的磨砺。 他想起了父亲的话:“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现在,他还要加上一句:走得远,更要走得稳,走得正。 来到公司楼下,看着“晨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崭新招牌在夕阳下泛着光,顾晨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会议室里,灯光已经亮起,李卫东、王秀兰他们正在等他,桌上铺开了新厂的设计草图。 那些阴霾的、令人不快的思绪,瞬间被眼前具体而迫切的工作所取代。这里,才是他的战场。 “开始吧。”顾晨坐下,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我们先确定第一期厂房的最终布局。”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又一个夜晚降临。在这片被改革春潮唤醒的土地上,无数像顾晨一样的弄潮儿,正在时代的浪涛中奋力前行,一边拥抱机遇,一边应对挑战,一边拨开暗礁,坚定地驶向自己心中的彼岸。 而顾晨知道,关于母亲冤案的调查,父亲和陆叔叔一直在默默奔走。这条追寻正义的路,同样漫长而曲折,如同深水下的潜流,等待着破冰而出的那一天。 潮涌不息,暗礁潜藏。但永不言弃。
第36章 春天又至 1982年元旦刚过,一份文件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中国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红旗公社的会议室里,煤炉烧得通红,但气氛比炉火更热。赵建国念文件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冷的,是激动的: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包干到户”四个字,像惊雷一样在所有人耳边炸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分田到户,从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变成了中央文件正式承认的合法制度! “我的老天爷……”台下一位老农喃喃道,“这地……真能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种了?” “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呢!”旁边的人激动得拍大腿。 赵建国继续念:“……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 “听到没有?两个‘长期不变’!”王秀兰低声对身边的顾晨说,“这回是真定心了。” 顾晨点点头,但眉头微微蹙着。 他记得这段历史。文件发布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分田到户的高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得太散。一家三五亩地,七八块田,东一块西一块,大型机械进不去,水利设施难协调,更别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而且,红旗公社还有一个特殊问题:晨光公司的加工厂怎么办? 这些厂子是集体的,但实际是顾晨带人搞起来的。如果按最彻底的分法,这些厂子是不是也要拆了分掉? 会一散,赵建国就把顾晨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晨子,你是大学生,见识广。”赵建国搓着手,眼神里有兴奋,也有焦虑,“文件下来了,分田到户势在必行。可咱们那几家厂子……县里有人放风,说既然是集体的,就该折价分给社员。” 顾晨沉默片刻,问:“赵叔,您怎么看?” “我?”赵建国苦笑,“我当然不想分!那是咱们红旗公社的命根子!可这话……我不好说。一说,好像我要霸占集体财产似的。” “那就换个思路。”顾晨走到墙上的公社地图前,“赵叔,您看。红旗公社有耕地一万二千亩,山林八千亩,水面五百亩。如果全部分到户,平均每户不到十亩地,还分散在七八处。种粮食勉强够吃,但想靠它致富,难。” 赵建国点头:“是这个理。” “但是,”顾晨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位置,“咱们的加工厂——药材厂、食品厂、饲料厂——需要的是稳定的、大规模的原料供应。如果每家每户自己种自己的,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收,全凭自己高兴,咱们的厂子就得天天为原料发愁。” “那你的意思是……” “分,但要分得聪明。”顾晨转过身,目光灼灼,“土地承包权分到户,这是农民的命根子,必须分。但经营权可以集中——通过合作社、公司、或者别的组织形式。农民以土地入股,或者签订长期收购合同,咱们统一规划种植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加工。这样,农民有地有收入,厂子有稳定原料,双赢。” 赵建国眼睛亮了:“这……文件允许吗?” 顾晨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复印件:“您看,文件第十七条:‘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切实注意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我们这么做,正是‘合理利用耕地’。而且,文件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我们的加工厂就是多种经营。” 赵建国仔细看了一遍,长舒一口气:“有道理!我这就组织各生产队开会,先统一思想!” 接下来的一周,红旗公社像开了锅。 白天,各生产队丈量土地、评估等级、抓阄分田。田埂上插满了木桩,写着户主名字。有人欢喜,有人争执,但更多的是希望——那是一种握着自己命运的感觉。 晚上,公社大院里灯火通明,讨论的是另一件事:加工厂怎么办? 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就吵翻了天。 “厂子是集体的,就该分!折成钱,或者折成股份,家家有份!” “分?你懂怎么经营吗?分给你,你能让它赚钱?” “那也不能让少数人把持!这不又成剥削了?” 顾晨坐在角落,静静听着。直到争论达到白热化,他才站起来。 “各位叔伯婶娘,我说两句。” 会场渐渐安静。这个年轻人虽然才二十出头,但他在红旗公社的分量,无人敢小觑。 “厂子怎么处理,核心是三个问题。”顾晨走到前面,竖起三根手指,“第一,所有权归谁?第二,经营权归谁?第三,利润怎么分?” 他顿了顿,继续说: “我的建议是:所有权归全体社员——这是集体财产,谁也拿不走。但经营权交给专业的公司——晨光公司。为什么?因为经营需要技术、需要市场、需要管理,这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干的。” 台下有人点头。 “至于利润怎么分……”顾晨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结构图,“我们搞股份合作制。” “什么是股份合作制?简单说:土地、劳力、资金,都可以入股。” “愿意把土地交给公司统一规划种植的,按土地等级折成‘土地股’。” “愿意到厂里上班的,按技术等级和工龄折成‘劳力股’。” “愿意投钱的——比如去年的万元户们——可以投‘资金股’。” “年底,公司赚了钱,扣除发展基金后,按股分红。土地股保底分红——哪怕公司亏了,这部分也按当年粮食市价折算给你,不让你吃亏。劳力股和资金股,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 半晌,铁蛋爹第一个举手:“我同意!我家那五亩坡地,自己种一年累死累活挣不到三百。交给公司统一种药材,保底分红就有五百,还能去厂里干活挣工分——不,挣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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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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