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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芳的第四家分店开张了。这次在宝安,离那个新工地不远。店面比福田那家还大,两层,楼下是展厅,楼上是工作室。开张那天,王凤娟送了一盆发财树,李树生送了一块木雕,雕的是一朵玉兰花。“老李,你刻的这是什么花?”王凤娟接过细看,花瓣薄得能透光。“玉兰。”玉兰的花期早就过了,但李树生刻的这朵好像还带着早春的露水。“又是玉兰,你就不能刻点别的?”李树生笑了笑,把木雕放在展示柜最显眼的位置,又拿起来擦了一遍才放回去。刘建芳站在门口,看着那盆发财树和那块木雕,看了很久,眼眶有点热,但忍住了。 理发店老板娘来捧场,订了两件旗袍,一件自己穿,一件送给女儿。她站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左看右看。“建芳,你这手艺,真是绝了。”刘建芳笑了笑,说不算什么。老板娘拉着她的手,“建芳,你该找个人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刘建芳摇摇头。“不用了,我一个人挺好的。”老板娘叹了口气,没再劝。 刘建民的儿子过周岁了。阿芳在银行上班,升了副科长,每天穿着制服,头发盘起来,很干练。他们买了新房在罗湖,四室两厅,很宽敞。刘建民的爸妈搬过来一起住,帮忙带孩子。他爸还在福田工地看门,每天骑着电动车来回,风雨无阻。他妈在菜地种菜,福田宝安两头跑,种出来的菜送去给周家的孩子,送去陈家的小女儿,送去刘建芳的店里。王凤娟说她是“流动菜篮子”,她只笑。 黄哥从福建回来了。他这次来,不走了。他在福建的工程结束了,带着老婆一起来深圳定居。 “林老板,我老了,干不动了。”他坐在办公室里,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那就别干了。在公司挂个技术顾问的名,工资照发,不用天天跑工地。” “那怎么行。不干活,浑身不自在。” 林芝笑了。“那你就在工地上转转,指导指导年轻人。” 黄哥点点头。“行。就这么定了。” 他老婆在菜地旁边也开了一块地,跟着王凤娟学种菜。两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说老家的事,说儿女的事。李树生在旁边坐着,刻他的木头。他刻的是一座桥,桥下刻着水纹,桥面上刻着两个人,一高一矮,牵着手走。王凤娟走过来弯腰看了一眼。“这是谁?”她指着那两个小人。李树生没回答,低下头,在桥栏上又刻了一行小小的名字,笔画太细,一下子看不清。王凤娟也没追问。 林芝坐在办公室里,翻着桌上的文件。上半年销售报表,松岭花园一期去化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回款情况很好。公司账上的资金足够支撑宝安项目前期的建设投入。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宝安项目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需要再招一批工人,还要采购一批新的施工设备。他合上文件,揉了揉眉心。 晏城推门进来,“吃午饭了。” 林芝抬起头,看见晏城端着一碗面,已经走到桌前,把面放在桌上,推到林芝面前。碗里卧着荷包蛋,边缘煎得焦黄,旁边堆着小油菜,虾仁几只,面条是手擀面,抻得匀,一看就是王凤娟的手艺。林芝拿起筷子,吃了一口。“你呢?” 晏城从身后拿出另一碗,自己那份。“我的在这。”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两个人面对面,就着窗外钻进来的南风吃面。打桩机还在响,远处宝安工地的声音隐约传过来,偶尔有工人喊号子,混着知了的鸣叫。 “晏城哥,”林芝把一颗虾仁夹到晏城碗里,“宝安那个项目,大勇说进度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 晏城把虾仁又夹回来,“你吃。你最近瘦了。下午我去那边看看进度。结构封顶要提前的话,材料得早订。”他把虾仁夹回去,看到林芝又要推回来,直接低头吃面堵住嘴。林芝看了他几秒,没再推回去,慢慢把那颗虾仁吃了。 饭后,晏城放下碗,去洗碗。林芝走到窗前,看着远处宝安的方向。那片工地看不见,但他能想象塔吊在阳光下的影子,钢架一节节升高,混凝土一层层浇灌。那些楼会从地上长起来,就像当年福田的小区一样;然后人们会住进去,在那里安家,在那里过日子,在那里老去。他转过身,看见晏城站在身后。“你出汗了。” “今天热。” 林芝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给他。晏城接过来,擦了擦额头,纸巾洇湿了一小片。他把用过的纸巾叠了一个小方块,攥在掌心里,又看了看林芝。“下去走走?” 他们乘电梯到了一楼,出了大厅,沿着深南大道的人行道往东走。凤凰木开得正盛,红彤彤的,铺满枝头。花瓣落在衣服上,落在肩膀上。林芝没拍掉,晏城也没拍。 “林芝。” “嗯。”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来深圳是哪年吗?”晏城侧过头看他,阳光从凤凰木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脸上落下一小块光斑。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号。” “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从那天起,我过上了想过的日子。”林芝踢开脚边一颗石子,石子滚了几圈停在路沿。 晏城没说话。他伸出手,握住了林芝的手。两个人沿着深南大道一直走,经过市民中心,经过图书馆,经过音乐厅。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谁也没有多看他们一眼。在这座城市,没有人觉得两个男人牵手走路有什么奇怪。 这是他们亲手建造的城市。
第98章 封顶 一九九九年夏天,宝安项目的第一栋楼封顶了。 不是计划中的那栋,是靠着路边的那栋。地基挖下去,全是硬土,不用像别的位置那样换填,省了大半个月的工期。孙大勇当即拍板调整工序,钢筋水泥连轴转,工人两班倒,夜里探照灯把工地照得亮如白昼,混凝土泵车轰隆隆响到凌晨。就这样一鼓作气,那栋楼反倒先封了顶。 孙大勇站在楼顶,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旗子是头天晚上儿子孙小勇翻出来的,说是自己小学美术课上做的,竹竿当旗杆,红绸面歪歪扭扭写着“勇”字,字迹早就模糊了。孙小勇常年不在家,难得回来一趟,孙大勇就把旗子揣上了。他举着旗子挥了挥,楼下的工人看见了一阵叫好。鞭炮噼里啪啦响了一地,红色碎屑顺着脚手架飘下去,落了好几层。有人从楼顶往下扔糖,花生牛轧、大白兔奶糖,是王凤娟一大早在超市挑的,装了好几袋子,一袋一袋搬上塔吊吊笼运上去的。工人们蹲在地上捡,嘻嘻哈哈,比过年还高兴。 周建军站在孙大勇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一直弯着。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以前那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现在成了工地上说一不二的总工长,手下管着二百多号人。张秀英带着小女儿来送绿豆汤。暑假了,孩子不上学,跟着她在店里待不住,非要来看爸爸。九岁的女儿穿着碎花裙,扎着两条小辫子,手里抱着保温桶,人还没桶大,走几步就歪一下,张秀英看得心惊肉跳,连声喊慢点慢点。 晏城和林芝来迟了一步,到了楼顶,鞭炮已经放完了。林芝看见满地红纸屑,笑着说:“我们来晚了。”孙大勇咧嘴笑道:“不晚不晚!”一把将小红旗塞到林芝手里。林芝拿着红旗不知往哪儿插,晏城接过去,插在钢管立筒里。红绸面被风吹起来,猎猎作响,底下的人仰头看着,有人在下面喊:“晏总,这旗是给孙总的!”孙大勇笑着摆摆手,喊回去:“都一样!晏总插的比我插的好!”工人们哄笑起来。 楼下的安全区域里,黄哥拄着拐杖站着。老伴扶着他,怕他往前栽。黄哥来深圳定居两年多了,腿上的老伤一遇阴天就疼,但精神还好,嗓门还是大,没事就在工地上转悠,指挥年轻人干活。年轻人都叫他“黄爷”,他听了就笑,笑着笑着就咳嗽。这栋楼封顶了,他站在底下仰头看着,眼眶也潮了一瞬。 宝安工地上,工人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从松岭来的那几个,孙大勇、周建军、刘建军,现在都成了头。孙大勇管着宝安项目,周建军管着福田项目,刘建军管着南山项目。新来的工人有从四川来的,从湖南来的,从贵州来的,从广西来的,说着不同方言,吃着不同菜,干着一样的活,做着一样的梦。孙大勇有时候站在高处,看着这些人来来去去,会想起他自己刚到深圳的样子。那时候他也跟他们一样,穿着胶鞋、戴着头盔、浑身灰扑扑的,身上的钱不够吃饭,最大的念想就是多挣一点寄回老家。现在他在深圳有了房,有了车,有了家。那些从老家带来的土,种在花园里,长成了树。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深圳人,但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 封顶仪式结束后,孙大勇在一家湖南菜馆请了几桌。不是大饭店,就是工地附近那种小馆子,塑料椅子,一次性桌布,菜量大,味重。孙大勇举着酒杯,脸红脖子粗,说了好一阵子。他说他刚来深圳那年,瘦得跟猴似的,搬砖都搬不动,是晏城手把手教他。他说他这辈子最对的事是跟着林芝和晏城干。他说他现在什么都有了,就盼着儿子拿块金牌回来。小李在旁边拉他袖子,让他少喝点,他不听,把酒喝了,眼圈泛了红。 黄哥喝了几杯,咳嗽了一阵,老伴不让他喝了。林芝坐到他旁边,给老人盛了一碗汤。黄哥接过汤笑了,“林老板,你还记得当年我带你去买水泥的事?”林芝说:“怎么不记得。那年你跟李经理讨价还价,磨了一下午,省了两百块钱。”黄哥说那是他该做的。林芝也笑,端碗喝汤。 刘建芳从广州赶回来了。她穿一件素色旗袍,墨绿的,竹叶纹,头发盘起来,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坐在刘建民旁边,不怎么说话,但一直笑着。有人问她广州的生意好不好,她说还行。又问她有没有找对象,她说不急。问的人也就识趣地收了话。王凤娟坐在对面,看了她好几回,欲言又止,夹了一块鸡腿放到她碗里,说多吃点,你瘦了。刘建芳说谢谢王婶。低下头吃那块鸡腿,慢慢吃,吃得很慢。 散了席,林芝和晏城走在深南大道上。夜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凉丝丝的。凤凰木落了一地花瓣,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路灯亮了,一盏一盏延伸到远处,连成一条金色的河。路上的车少了,偶尔有出租车驶过,溅起路面上薄薄的水膜。 “晏城哥。”林芝开了口。 晏城稍稍偏过头,路灯下的侧影被勾出一道灰蒙蒙的边。 “念恩毕业了,回来了。大勇的儿子跑了全国第二,建芳在广州开了分店。咱们当年从松岭带出来的那些人,一个一个都出息了。”林芝踩着人行道上一块翘起的地砖,又落了回去。 晏城的声音很低沉:“嗯。他们都出息了。”过了一会儿加一句,“比咱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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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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