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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芳在广州开了第六家分店。这次在天河，珠江新城，高档商业区，铺租贵得吓人。但生意也好，一件旗袍能卖到上万块。店里的员工从广州美院请了几位毕业生，专门做设计辅助。她自己的手艺不丢，重要的客户还是亲手量、亲手裁、亲手缝。王凤娟打电话祝贺她，说“建芳，你比男人还能干”。刘建芳笑着回了一句“男人也没几个比我能干”。王凤娟在电话那头也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下来，想劝她别太拼，注意身体，话到嘴边又改成“你一个人在外面，当心着凉”。 李树生能下地走路了。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菜地边上。短短百来米，他歇了好几回。拐杖是新换的，铝合金的，轻便，但握在手里总觉得不如旧的那根木头的踏实。王凤娟已经在地里忙了半晌，见他走得慢，也没催，扔了手里的杂草走过来扶他。 “老李，你就别来了。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闷。” “闷也不能乱走。摔了怎么办。” 李树生没接话，在菜地边上的凳子上坐下，从兜里掏出刻刀和木头，低头刻起来。他刻的是一群鸽子，大大小小十几只，排成行，有的抬头，有的低头，有的正起飞。王凤娟看了一眼，没说话，转身继续摘菜。等她把韭菜割完一茬，回头发现李树生已经把那群鸽子的翅膀刻出了一根根羽毛的纹路。她用围裙擦了擦手，蹲到他旁边看了好一阵。 “这是什么？” “鸽子。” “和平鸽？” 李树生抬头白了她一眼，但嘴角弯了。“算是吧。” 陈小明的二女儿上小学了。在松岭小学，跟当年的小周一样，背着书包，扎着两条辫子，蹦蹦跳跳的。晏阳是校长了。他的头发也白了不少，人也胖了些，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跟这个老师说话，跟那个家长打招呼。学生们叫他“晏校长”，他应着。当年的第一届学生有的已经考上大学，寒暑假回来还会来学校看看，跟他聊聊大学里的新鲜事。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松岭小学的操场上永远不缺奔跑的孩子。 他站在操场边上，看着那些孩子，想起了他自己小时候。那时候他在松岭，趴在煤油灯下写字，林芝在旁边教他。现在他是校长了。林芝也老了。 黄哥在工地上摔了一跤。不严重，扭了脚踝。他老伴不让他去工地了，说再乱跑就把拐杖藏起来。黄哥不听，第二天还是去了。孙大勇在工地上看见他，赶紧让人把他扶到办公室坐下。 “黄爷，您就别来了。工地上的事有我们呢。” “不来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教出来的徒弟，个个都能干。” 黄哥想了想，点了点头。“行。那我以后少来。” “不是少来。是别来了。” 黄哥没应。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但嘴上不认老。 松岭公司在那一年拿了好几个奖。“深圳市先进民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工程质量优秀奖”，奖牌挂了一墙。玻璃展柜里还摆了几个奖杯，金灿灿的，阳光照上去闪闪发亮。王凤娟来公司送菜，经过那面荣誉墙，特意站下仔细看了很久，一个字一个字念着“重合同守信用”重复了两遍，又凑近去看下面那行小字，回过头冲前台小姑娘说：“这是咱公司的？” 前台小姑娘笑着说：“是，阿姨，林总他们拿的。”王凤娟听了，嘴角就没压下来过。 宝安二期开工那天，晏城去了。他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工装，安全帽扣得严严实实，站在工地边上，看着打桩机一下一下地砸。孙大勇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图纸，汇报进度。周建军也来了，他负责二期的主体施工，刘建军负责材料供应。当年从松岭走出来的那几个人，又聚在了同一块工地上。 “晏总，二期做完，宝安这边就满了。”孙大勇指着远处那片空地，“那边还有一块地，我跟林总提过了，他说再看看。” 晏城看着那片空地，看了很久。“那块地，不着急。先把二期干好。” 孙大勇点点头。“行。” 周建军在工地上转了一圈，检查脚手架和钢筋。他爬上爬下，动作还是那么利索，完全看不出快要五十了。张秀英打电话来问中午回不回家吃饭。他说不回了，工地上吃。张秀英说那你注意安全。他说知道了，挂了电话，继续往上爬。 刘建军在钢筋加工棚里，检查刚进场的钢筋。他拿着一把游标卡尺，一根一根地量。量得很仔细，卡尺一卡，螺纹钢上的标签在他食指下翻了一下。送货的工人等得不耐烦，催他快点。他不急，量完了，在送货单上签了字。 宝安二期的设计，周念恩参与了一部分。他负责其中一栋住宅楼的施工图深化。每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办公室的灯亮着，桌上堆着图纸和规范。他给周建军打过几次电话，问一些施工细节。周建军不懂图纸上的表示方法，但懂现场，两个人一个在电话这头一个在那头，周建军用最土的比方给他解释，他听着，嘴角慢慢弯了。林芝有一次路过设计院，顺便上去看了他一眼。他正趴在桌上画图，铅笔在纸上沙沙响。画得太投入，连林芝站在门口都不知道。那一瞬间林芝想起那个趴在煤油灯下写诗的孩子。 “念恩。” 周念恩抬起头。“林叔。您怎么来了。” “路过。顺便看看你。吃饭了没有？” “还没。” “走，楼下吃碗面。” 两个人去了设计院门口的湖南面馆。店面不大，坐满了人。林芝点了两碗牛肉面，加蛋。 “念恩，你画的图纸，我看过了。不错。” 周念恩说还差得远。林芝笑了。“你比你爸当年强多了。你爸当年连图纸都看不懂。” 周念恩也笑了。“我爸现在能看懂了。” “那是。他学了好多年。”林芝低下头吃面，吃了几口说：“你画的楼，以后会有人住进去。在那里面过日子，养孩子，养老。你要对得起他们。” 周念恩放下筷子。“林叔，我记住了。” 刘建芳的裁缝店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北京路、天河、番禺，开了好几家分店。她每隔一段时间回深圳一趟，看看王凤娟，看看李树生，看看刘建军的爸妈。那两个老人拉着她的手，说“建芳，你瘦了”“建芳，你黑了”“建芳，你该找个人了”。刘建芳笑着应。 理发店老板娘请她吃饭。“建芳，你到底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 “真的一个人过一辈子？” 刘建芳没答。 “你看人家王婶，跟李叔多好。找到了合适的人，日子有伴。”理发店老板娘夹了一块鱼，挑出刺来放进刘建芳碗里。 刘建芳把鱼吃了，慢慢说：“我也有伴。我有旗袍。旗袍就是我的伴。” 理发店老板娘叹了口气，没再劝了。 李树生的鸽子刻完了。那群鸽子排成行，羽毛一根一根的，翅膀张开，像是正要起飞。他把它们摆在窗台上，阳光照进来，鸽子们的影子映在地板上，好像真的在飞。王凤娟擦窗户的时候看见了，问怎么摆这么多。李树生说“好看”。 王凤娟没接话，又擦了几扇玻璃，回过头，看他还坐在那儿盯着那些鸽子出神。“老李，你是不是想家了？” 李树生把鸽子翅膀上落的一点灰尘轻轻拂掉。“这儿就是家。王凤娟不再问了，去阳台上把新腌的酸菜罐挪了个位置，转回来时手里多了一碗削好的苹果，搁在李树生的木头旁边。 林芝和晏城的双人生活，过得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早上一起出门，一个去办公室，一个去工地。中午一起吃面。晚上一起回家。周末一起去菜地，帮王凤娟浇水、拔草、搭架子。李树生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刻木头，偶尔抬起头，看着他们笑。徐婶送完菜顺嘴说了一句：“你们仨倒像一家人。”王凤娟正在摘豆角，头都没抬，“本来就是一家人。”晏城蹲在丝瓜架下面系绳子，林芝在旁边扶住竹竿。 晏城的头发白了许多，林芝也是。两个人在镜子里看着自己，说“老了”。但看着对方，又觉得没怎么变。晏城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吃饭吃得很快，吃完了一推碗，等着他去洗。林芝还是那个爱操心的林芝，什么都管，什么都记，什么都放不下。 两千年五月，宝安二期出正负零。孙大勇在工地上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鞭炮从这头烧到那头，烧了好几分钟。晏城去了，林芝没去，他留在办公室里看上半年的财务汇总报表。晏城回来的时候，皮鞋上全是灰，安全帽也没摘。 “二期出来了。”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说。林芝抬起头。“好。” “大勇说，年底能封顶。” “跟他说，不急。质量第一。” 晏城没动。他就站在门口，也没有摘安全帽。林芝又看了他一眼。“怎么了？” “没事。就是觉得很好。”帽檐下晏城的眼睛映着窗外的光，“当年买宝安这块地的时候，连土路都没有。现在那边通了公交，路也修到工地门口，沿街的商铺陆续开了。” 林芝放下文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以后会更好。” 晏城摘下安全帽，把这个帽檐还带着汗渍的硬壳子夹在腋下，腾出手握了握林芝的手。两个人的手，老的粗糙，老的还是粗糙，握在一起和几十年前并没有太大分别。
第101章 新楼旧人 两千零一年，深圳的房价开始涨了。 这一年，也是松岭公司成立二十周年。林芝没有搞庆典，只让陈小明在内部发了一封感谢信，打印在一张A4纸上，每人一份，连工地的临时工都拿到了。孙大勇把那封信折了两折，压在自己的安全帽里，每天戴着上工地。同事们笑他，他说：“这可是林总写的。”那封信不长，林芝写的是：二十年，我们从松岭走到深圳，从一个小院子走到一栋大楼。感谢每一个和我们一起走的人。 李树生看到了这封信。王凤娟念给他听的，她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到“松岭”的时候，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一下；念到“小院子”的时候，刻刀停在木头中间。念完了，他把那一小块木头翻过来，对着光端详了一会儿。 “老李，你哭啥？” “没哭。眼睛进灰了。” 王凤娟没戳穿他。她摘下老花镜，把信折好还给林芝，转身去厨房了。锅铲声哗啦啦响过一阵，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红枣银耳汤递到李树生手里，透明的汤里飘着枸杞。“喝吧。” 李树生低头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把碗放在茶几上，拿起那块木头继续刻。那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中间一棵枣树，树下两个凳子，凳子上坐着两个人，一高一矮，看不清楚脸。但他知道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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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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