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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娟和李树生在家里看电视。李树生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手里的刻刀还在动。 “老李，你别刻了，看电视。”王凤娟坐在他旁边，手里织着一件毛衣。毛线是大红色的，她说要给周念恩织条围巾，本命年穿红吉利。 “听着呢。” 电视里，主持人正在倒计时。王凤娟放下毛衣针，跟着念：“十、九、八……”李树生不刻了，放下刻刀，抬头看着屏幕。“七、六、五……”王凤娟的声音在抖。“四、三、二、一！”烟花在屏幕上炸开，也在窗外天边炸开——他们住的楼层不高，但透过阳台也能看到远处那片跃动的光。王凤娟转过头，看着李树生。“两千年了。”李树生点点头。“嗯。”他伸出手，握住了王凤娟的手。王凤娟没抽回来，窗户上映出他们两个挨在一起的影子。 世纪钟声敲响了。深南大道上的车一起鸣笛，悠长的、短促的、高亢的、低沉的，汇成一片声浪。市民广场上，人们欢呼着，拥抱着，笑着，哭着。酒杯碰在一起，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里绽放，红的，绿的，金的，紫的，把整座城市的头顶都染成了彩色。有人在喊“新年快乐”，有人在喊“我爱你”，有人在喊“祖国万岁”，那些声音搅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 林芝和晏城没有拥抱，也没有碰杯。两个人并肩站着，手垂在身侧，小指偶尔碰在一起又分开，然后晏城把它握住了。隔了好一阵，烟花才渐渐稀了，人群的声音也远了，只剩下零星的鞭炮声。 “林芝。” “嗯。” “二十一世纪了。” “嗯。” “咱们还能干好多年。” 林芝笑了笑。“那可不，你还欠我十万彩礼呢。当年说好了，那块地才抵了一半。” 晏城又握住他的手，指尖摸到那枚老茧，拇指在上面缓缓压了一下。“那块地，现在值好几个十万了。” “那你还欠我一半。”林芝认真道。 晏城嘴角淡淡弯了一下。“行。下辈子还。” 孙大勇家也在看跨年晚会。小李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孙小勇不在家，他在省队训练，没回来过年。电视里主持人还在激动地说着什么，孙大勇却一直走神。 “大勇，你想啥呢？”小李碰碰他。 “想小勇。不知道他在那边冷不冷。队里发没发棉袄。”孙大勇说着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信号满格，但没有未读消息。 “你就别操心了，那么大了。”小李说归说，自己却也拿起手机查了一下省城的气温。零下十一度，体感温度更低。她把手机屏幕往孙大勇那边转了转。 “我知道。就是惦记。” 屏幕上烟花又炸开了，孙大勇看着那片花，忽然说：“两千年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小李靠过来，把脸埋在他肩上。孙大勇也不动了，两个人就这么靠在一起，看着电视里一片一片的焰火。电话响了，孙小勇打来的。“爸，妈，新年快乐！”声音大得连隔了两张沙发的座机都在震。孙大勇把免提打开，说新年快乐。小李说穿厚点，别冻着。孙小勇说知道了，那边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听不太清。他大声又喊了一遍新年快乐，电话挂了。孙大勇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亮着屏看了好一会儿才灭掉。 周建军家最安静。张秀英在厨房洗碗，周建军在阳台上站着。小女儿已经睡了，大女儿周念恩在北京工作，暑假才回来。周建军抽着烟，看着远处的烟花。一朵一朵，起来又落下，起来又落下，像他这些年的日子。他想起刚来深圳那年，一个人站在工地上，也是这样看着烟花。那时候他想，什么时候才能在这座城市有个家。现在他有了家，儿女双全，日子过得不差。 张秀英洗完碗出来，走到他身边。“外面冷，进去吧。” 周建军把烟掐了，嗯了一声，转身进屋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声音压在喉咙口。“秀英。” “嗯。” “你跟了我，后悔不？”张秀英没说话，低头看着他手腕上磨得发亮的茧子。周建军也没催她。窗口透进一点远处的烟花光，她的侧脸亮一下又暗下去。“不后悔。”声音很轻，但周建军听见了。他没再问，也没回头，径直走向客厅。 刘建芳一个人过跨年夜。她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了门，员工们都回去过节了。她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打开电视，泡了一杯茶。窗外的珠江在夜色里泛着光。对面楼也有几个人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啤酒，隔着楼距喊了一声“新年快乐”，她没应，但嘴角动了。她把那杯茶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茶叶是清明前的新茶，还是王凤娟春天时托人捎来的，她一直没舍得喝完。茶汤颜色淡了又续上热水，淡了又续。 手机响了。是理发店老板娘打来的。 “建芳，新年快乐！一个人？” “新年快乐。一个人。” “唉，你呀。来广州这么久，也不找个伴。” 刘建芳笑了。“找什么找。一个人挺好。” “好好好，你说了算。保重身体啊。” “你也是。” 挂了电话，刘建芳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江面上的烟花倒影。红的绿的，在水里碎开来，又被水波推着合拢。她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晚上的紫藤架，浅紫色的花穗垂在头顶，她的视线穿过花枝落在某个穿着新工装、脊背挺直的人身上，那人始终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再等下去。电视机里，倒计时开始了。“十、九、八……”她跟着念。“七、六、五……四、三、二、一。”她把那杯凉透的茶喝完了，洗了杯子，放在沥水架上，回卧室睡觉。关了灯，黑暗中阳台外还有零星的烟花在收尾。 黄哥和老伴早早睡了。人老了，熬不了夜。十点多就洗了脚上床，老伴还嘟囔了一句跨年，黄哥说她年年跨，年年还不是一样。关上灯，窗外远处有烟花闷闷地炸响。黄哥翻了个身，面对老伴，说了句“两千年了”。老伴嗯了一声，翻过去另一边。过了一阵，不知谁先打起了鼾。呼吸声匀了，烟花声远了，夜终于沉下来。老两口的鼾声合在一起，窗外那几朵残剩的礼花还在断断续续地亮，光从窗帘缝漏进来，在墙角的地板上慢慢暗淡。 刘建军的爸妈也早早睡了。他爸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他妈在旁边已经睡着了，呼吸很匀。他想起当年从老家来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他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黑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那时他头发还没白，背也不驼。现在他在深圳住了好几年，儿子出息了，女儿也出息了。他闭上眼睛。外面的烟花还在响，但他听不见了。翻了个身，手搭在老伴的胳膊上，终于也睡了。 世纪钟声敲响时，林芝还在窗前站着。晏城已经去了厨房，倒了两杯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普通的红酒，超市买的，几十块钱一瓶，瓶身上贴着促销的红标签。林芝接过酒杯，两个人碰了一下。 “干杯。” “干杯。” 喝了一口，酒有点涩，不是回味很长的酒，但在这时候喝着刚刚好。 “晏城哥，”林芝说，“你说，下一个千年，咱们在哪儿？” 晏城没回答。看了一会窗外的夜色，才说：“在松岭。在松岭的月亮底下。”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 远处的烟花又猛了一阵，随后渐渐稀了，三两朵在夜空角落里自顾自地绽开。城市还没有睡意，市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但松岭大厦的顶层只剩下这座城里最安静的一角。林芝侧过头看晏城的侧脸。晏城没看他，端着酒杯，目光落在远处。那盏煤油灯早熄了，但那点光没有灭。
第100章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两千年，三月。深圳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正月十五刚过，气温就蹿到了二十度。深南大道两侧的紫荆花开成瀑布，从深圳大学一路铺到上海宾馆。环卫工人前脚扫完，后脚又落一层，索性不扫了，让那些花瓣铺在人行道上，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走在棉花上。 松岭大厦顶层的办公室里，林芝翻开一份新做的规划图。图纸很大，铺满了整张会议桌，四角用镇纸压着，镇纸是他的老物件——从松岭带来的两块青石，刻着松岭两字，是李树生当年给做的，李树生那时候手指还利索，刻刀一握就是一整天。晏城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低着头看图纸。 “宝安二期，今年五月开工。三期明年春天。全部做完，二零零二年。”林芝的一支红蓝铅笔在图纸边缘轻轻点了点。“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晏城翻过一页，看了图纸背面的签字栏那里有孙大勇的签名，钢笔字刚劲，跟在名字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晏城看着那个笑脸，嘴角动了一下。 “大勇进步了。以前连名字都写不好。” 林芝也笑了。“人都会变。当年搬砖都搬不稳，现在管着几百号人，图纸也能看出门道了。上次总工不在，他帮着审了几张变更，还真挑出两个尺寸错位。”晏城没应，红蓝铅笔在那两处错位的说明上又轻轻勾了个圈。 孙大勇确实变了。以前那个光着膀子搬砖的毛头小子，现在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开会发言。手下的人叫他“孙总”，他不习惯，让他们叫他“大勇哥”。但工地上新来的那些小伙子，还是叫他“孙总”，他也就由他们去了。孙小勇从省队打来电话，说队里换了个新教练，训练强度大，但成绩提升很快。孙大勇听了，在电话这头闷闷地“嗯”了一声，挂了电话以后，才对小李说了一句：“那小子，皮又黑了不知道几层。” 福田松岭花园的业主委员会换届。周建军被选上了主任。他不愿意干，说没时间，张秀英劝他试试，“你管工地那么多人，管个小区还管不了？”周建军想了想，接下了。张秀英后来在牌桌上提起这事，没讲两句就被对家喊“出牌”，她忙忙地打出一张五万，剩下的话又咽回去了。第一届业委会开会的时候，他坐在会议室里，看着那些业主代表，说：“小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话不多，但都在点子上。业委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督促物业修好了儿童游乐场的塑胶地面，那几个破了大洞的滑梯也终于换了新的。 周念恩在设计院干了大半年，独立完成了一个小项目——宝安的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大，三千平米，功能简单。他画的图纸干净利落，结构、水、暖、电各专业配合得严丝合缝，施工图审一次就过了。总工在会上表扬他，说“清华来的就是不一样”。周念恩没觉得特别高兴，晚上加了一会儿班，收拾东西回住处的时候路过城市广场，看了一阵跳广场舞的人群，又想起他爸站在脚手架上拧紧钢管扣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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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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