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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军也回头，看着他的爹娘。 “爹！娘！我走了！” 他喊了一声，声音在晨雾里传得很远。 他娘追了几步，被周建军的爹拉住了。 马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晨雾里。 孙大勇的娘站在村口，哭了很久。 林芝站在人群里，看着那辆马车消失的方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又一个松岭人，离开了这片土地，去往那个遥远的南方。那个叫深圳的地方，正在改变越来越多人的命运。 晏阳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个方向。 “林芝哥，”他说，“你说，咱们什么时候也能去？” 林芝想了想。 “快了。”他说，“等你毕业，我毕业，咱们都去。” 晏阳点点头。 “嗯。” 两天后，深圳。 晏城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太阳很烈，晒得站台的水泥地发烫。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袖子卷到肩膀，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额头上有汗，他用手背擦了擦，继续望着出站口的方向。 火车晚点了，已经过了半个时辰，还没到。 他有点着急。孙大勇和周建军第一次出远门，路上别出什么事。他来回踱着步，不时看看手表。 又等了一刻钟，广播里终于传来声音：“从北京方向来的列车，即将进站。请接站的同志做好准备。” 晏城松了口气。 火车轰隆隆地开进来，慢慢停下。车门打开，人群涌出来。扛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扶着老人的，挤挤攘攘，乱成一团。晏城踮着脚，在人群里寻找。 然后他看见了他们。 孙大勇和周建军背着包袱，拎着木箱，挤在人群里，东张西望。他们穿着新衣服，但脸上满是疲惫，眼睛里有兴奋，也有茫然。孙大勇的头发乱糟糟的，周建军的脸上还有一道黑印子，不知道在哪儿蹭的。 “大勇！建军！”晏城挥着手，大声喊着。 他们看见了他，脸上露出笑容，挤过人群，跑过来。 “晏城哥！” 晏城接过他们的行李。包袱沉甸甸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路上咋样？” “累死了。”孙大勇说，“坐了两天一夜，腰都直不起来了。火车上人挤人，连脚都伸不直。” 周建军点点头。 “火车上人真多，挤得要命。连厕所门口都蹲着人，味儿大得熏人。” 晏城笑了。 “习惯就好。走吧，先回去休息。” 他带着他们出了站，上了三轮车。孙大勇和周建军坐在车上，看着那些陌生的街道，那些匆忙的人群，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眼睛都直了。 街道两边到处都是工地，塔吊旋转着，脚手架密密麻麻。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打桩机轰隆隆响着，一下一下，震得地面都在抖。尘土飞扬，机器轰鸣，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这就是深圳？”孙大勇问，声音里带着惊讶。 “嗯。”晏城说，“以后你们就在这儿干了。” 孙大勇看着那些工地，那些塔吊，那些脚手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个地方，比他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热闹。那些高楼，那些机器，那些匆忙的人群，让他有些眼花缭乱。 “晏城哥，”周建军问，“这些楼都是你盖的？” 晏城摇摇头。 “不是我一个人。是大家一起盖的。” 他看着那些楼，眼睛里有光。 “以后，咱们自己也能盖。” 三轮车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片工棚前面。那些工棚是用油毛毡和木板搭的，一排一排，密密麻麻，看着简陋得很。 晏城带他们进去，推开一扇门。 “就住这儿。条件简陋，先凑合。等以后好了，再换地方。” 屋里不大，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铺着草席，墙上挂着几张图纸。窗户很小，光线昏暗，但收拾得还算干净。 孙大勇和周建军把行李放下，坐在床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床板硬邦邦的，但比火车上舒服多了。 “晏城哥，”孙大勇问，“这边活儿好干吗？” 晏城点点头。 “好干。工地多，缺人手。你们来了，正好。” 他顿了顿，看着他们。 “先休息两天，熟悉熟悉环境。然后我带你们去工地，先干着。干好了，以后有发展。” 孙大勇和周建军点点头。 那天晚上，晏城请他们吃饭。在工地食堂，一人一大碗米饭，一盘红烧肉，一碗青菜汤。米饭是白米饭，喷香。红烧肉炖得烂烂的，入口即化。青菜汤里飘着油花，喝下去暖到胃里。 孙大勇和周建军狼吞虎咽，吃得干干净净。碗底舔得比洗过还干净。 “好吃。”孙大勇抹着嘴，“比火车上的饭好吃多了。火车上的饭又贵又难吃，还不管饱。” 晏城笑了。 “以后天天能吃上。工地食堂管饱，随便吃。” 第二天，晏城带他们去工地转了一圈。 工地大得看不见边。塔吊高耸入云，把一捆捆钢筋吊上楼顶。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喊着号子。打桩机轰隆隆响着，一下一下，震得地面都在抖。搅拌机哗啦啦转着，把一车车混凝土倒进模板里。 孙大勇和周建军看着那些正在盖的高楼，看着那些忙碌的工人，听着那些轰隆隆的机器声，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些楼，十几层高，在他们老家，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房子。 “晏城哥，”周建军问，“这楼得盖多久？” “快了。”晏城说，“一层一层往上盖，几个月就能封顶。” 孙大勇看着那些脚手架，看着那些忙碌的工人，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冲动。他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要亲手盖起这样的高楼。 “晏城哥，”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干活？” 晏城看看他，笑了。 “急什么？先休息两天。” “不累。”孙大勇说，“火车上睡够了，想干活。” 晏城想了想。 “那行，明天就上工。先从最基础的干起，搬砖，和灰，运料。等干熟了，再学技术。” 孙大勇和周建军点点头。 第三天，孙大勇和周建军开始干活了。 天还没亮，工棚里的铃就响了。他们爬起来，穿上工作服，随便洗了把脸，就往工地跑。工地上已经热闹起来，工人们来来往往，机器声轰隆隆响着。 孙大勇被分到搬运组，负责把砖从料场搬到砌墙的地方。一车砖几百斤，推起来累得满头大汗。周建军被分到和灰组，负责搅拌水泥砂浆。一锹一锹，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 累是真累。但心里踏实。 晚上回到工棚，孙大勇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但他掏出纸笔，给家里写信。 “爹，娘：我们到深圳了。这边挺好，晏城哥照顾我们。干活累，但能吃饱饭，一天三顿，有肉有菜。工地上的人也好，都挺和气。你们别担心。大勇。”
第63章 各自的征途 写完了，他又给晏阳写了一封。 “晏阳：我们到了。你哥挺好，这边挺好。工地真大，楼真高，比咱们老家的房子高多了。你好好念书，毕业了也来，见见世面。大勇。” 信寄出去之后，他躺在床上，想着家里的那些人，想着那个小院，想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娘做的饭，爹抽的烟，还有那些乡亲们。 有点想家。但他知道，路是自己选的，再难也要走下去。 北京。 林芝收到孙大勇的信时，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他坐在宿舍里，看着信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笑了。孙大勇读书不多，写字也难看，但那些话，让他心里暖暖的。 他给孙大勇回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干。写完了，他又给晏城写了一封，问他那边的情况。 晏城的回信很快来了。信里说，孙大勇和周建军干得不错，肯吃苦，学得快。说他们住在一起，每天晚上聊天，聊松岭的事，聊老家的人。说他给他们讲工地上的事，讲怎么干才能干好。说他们都想家，但都不说，怕对方担心。 信的末尾，还是那四个字。 林芝看着那四个字，笑了。他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以前的那些放在一起。那些信已经攒了厚厚一沓，用红绳捆着，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 快了。他想。再过一年多，他也要去深圳了。 到那时候，就能天天在一起了。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猛烈。 深圳的六月，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头顶，晒得工地上的钢筋烫手，摸一下都能起泡。晏城每天穿梭在各个工地之间，脸上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胳膊上晒脱了一层皮，又长出新的一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后背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留下一圈圈白色的汗渍。头上戴着安全帽，帽檐下汗水不停地往下淌，他时不时用手背擦一下，然后继续拿着图纸，在工地上走来走去。 这个工地是罗湖区最大的项目，一栋二十层的大楼，建成后将是这一片最高的建筑。陈老板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他不能出一点差错。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要检查每一个环节，从地基到钢筋，从模板到混凝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孙大勇和周建军来深圳快四个月了。四个月里，他们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农村小伙，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熟练工。 孙大勇在搬运组干了两个月，被晏城调到砌墙组学技术。刚开始他连砖都码不齐，师傅骂了他好几天。他不吭声，下了工还自己练，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现在他已经能独立砌墙了，虽然速度还比不上老师傅，但质量一点不差。晏城去看过几次，看着他砌的墙，点了点头。 “还行。”他说。 孙大勇听了，咧嘴笑了好久。 周建军还在和灰组，但他和灰和得均匀，速度快，从不误工。师傅们都夸他，说他干活踏实，有眼色。有时候材料供应不上，他就主动去帮忙搬砖运料，从不闲着。晏城看在眼里，心里有数。等有机会，也得给他调个岗位。 晚上收工后，三个人常常坐在工棚外面，就着月光聊天。聊工地上的事，聊老家的事，聊以后的事。深圳的晚上比白天凉快些，偶尔有风吹过，带着海边的腥味。工棚外面用砖头垒了几个凳子，他们就坐在那儿，一人捧个大碗茶，说话声压得很低，怕吵着别人。 “晏城哥，”孙大勇有一次问，“你说，咱们以后能自己干吗？” 晏城看着远处的工地，那些塔吊还在转，那些灯光还亮着，工人们还在加班。打桩机的轰隆声远远传来，一下一下，像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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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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