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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地之后，程砚卿去了茶棚。他以为茶棚塌了。一路上经过的街道被炸了好几条，电车轨道炸弯了，路边有几间店面整个被掀了顶，瓦砾堆在人行道上。拐过街角看见那间茶棚还立着——破顶还在，门板搭的台子还在，只是棚顶多了一个碗口大的洞，阳光从洞里直直地打下来照在台上那个粉笔画的圈上，像一盏没点灯的聚光灯。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走进去把长凳从地上扶起来排好。长凳上落了一层灰，他用袖子一条一条擦干净。二十一条长凳，他擦了半个时辰。然后走到台上，蹲下来重新描了一遍那个画给霸王站的位置，一笔一画，粉笔沿着旧痕迹慢慢描过去，描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 “没塌。”他对空椅子说，“还能唱。” 当天晚上他把这件事跟丁师父说了。丁师父坐在账房里，面前的算盘很久没动过了。老头子沉默片刻，说你拿主意。程砚卿说唱。丁师父又问了一句，你不回北平？现在北边已经收复了，广德楼还在不在不知道，但北平的戏园子总归比这儿强。 程砚卿没有回答。回到铺位上他把铁盒子打开，六封信一字排开，剪报上的那张照片在煤油灯下泛着黄。照片上的人站在卡车前头，军装口袋鼓着一个小包。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东西收好关灯躺下。 “我走了，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黑暗里他的声音很轻。 那天半夜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没有战火，没有逃难的人潮，没有塌掉的屋顶和发霉的稻草。他站在广德楼的后台，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布褂子，正在往脸上抹粉。后台的煤油灯昏昏黄黄地亮着，墙角堆着戏箱，赵大爷蹲在旁边修靠旗，嘴里咬着线头含含糊糊地骂。老赵头端着一大盘切好的冻梨挨个分，分到他这儿时多塞了一块冰糖。丁师父和刘师父坐在条凳上抽旱烟，烟雾在灯光里慢慢散开。前头戏台上锣鼓响了，顾惊淮从外面走进来，穿一身靛蓝练功服，手里端着那个白瓷缸子。 “还磨蹭。上台了。”他的声音和从前一模一样，不高不低，语气平淡，眉眼间一点笑意若有若无地浮着。程砚卿站起来，把虞姬的鱼鳞甲往身上套。顾惊淮走过来绕到他背后，低头帮他系腰侧的绑带。手指偶尔擦过后腰，隔着两层绸缎，触感若有若无。系完了，他没有松手。手停在程砚卿腰侧，下巴轻轻搁在他肩窝里。 “砚卿。这出唱完，回屋我给你擦剑。” 然后梦就散了。程砚卿睁开眼，天还没亮，月光从天窗上漏下来照在空铺位上。被子还叠着，霸王剑搁在枕边。他把手从被窝里伸出去碰了碰对面那张空床板的边沿，凉的。他把手收回来压在眼睛上，压了很久。 天亮之后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这个梦。照常起床，照常喊嗓，照常带着师弟们把茶棚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傍晚开了戏，台下坐了八个人。八个人，二十一条长凳，他只收了八张票钱。他扮上虞姬，对着那个画在台板上的粉笔圈唱完了全折。唱到“大王且把愁眉展”，他的目光落在那个空圈上，停了半拍。 散了戏，他一个人坐在茶棚的条凳上，把虞姬剑横在膝头用软布一寸一寸地擦。师弟们都走了，茶棚里只剩他和头顶那盏煤油灯。灯芯快烧干了，火苗摇摇晃晃。他擦完剑站起来，走到台上那个粉笔圈旁边蹲下，用手指沿着边缘重新描了一遍。描完站起来，把剑匣背上，走出茶棚。法租界的霓虹灯灭了，街上黑漆漆的，远处偶尔有巡逻的脚步声。他把手伸进领口摸了摸那块玉佩，玉是温的。 回到仓库，老赵头已经睡了，伙房里还温着一碗粥。他端起来站在灶台边喝完，把碗洗了。走进屋里，关上门。铁盒子还在枕头底下，他拿出来打开，把六封信从头到尾摸了一遍。然后合上盖子，躺下来，侧过身，面朝那张空铺位。眼睛闭上一会儿又睁开，伸手把枕边那把霸王剑拿过来抱在怀里。剑鞘冰凉，他贴着脸颊焐了很久。
第38章 八年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消息传到法租界的时候是傍晚。有人从无线电里听到广播，跑到街上喊了一嗓子，整条霞飞路就炸了。报童举着号外在电车站狂奔，油墨未干的头条被风掀得哗啦啦响。酒铺把藏了八年的酒坛子搬出来砸开泥封，不认识的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法租界的霓虹灯全亮了，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八年没有亮过的灯牌一盏接一盏地跳起来，把整条南京路照得恍如白昼。 程砚卿是在茶棚后台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正在勾脸，虞姬的眉尾画了一半，赵文魁撞开门冲进来，嗓子劈了：“日本投降了！”他手里的眉笔顿了一下，笔尖在颧骨上点了一个极小的黑点。他把笔搁下，站起来走到茶棚门口。街上已经乱了——有人敲脸盆，有人放鞭炮，有人跪在马路中央嚎啕大哭。一个美国水兵把一个中国小孩扛在肩上，小孩举着一面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青天白日旗拼命摇。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镜子前，拿起卸妆的棉布把画了一半的虞姬妆擦干净。眉尾的墨迹洇在棉布上，他没有再补。他走到戏箱前打开盖子，翻出那套鱼鳞甲、百褶裙、云肩——不是平时穿的那套旧的，是另一套。这套是去年一个从北平逃难来的老裁缝给他做的，用的是攒了半年的铜板，料子不是绸缎，是普通的棉布，但针脚细密，金线是赵大爷一根一根拆了旧戏装上的金线重新绣上去的。他一次也没穿过。他把它一直收在戏箱最底层。 他穿上这套戏装，系好腰封，披好云肩。对着镜子自己勾了虞姬的妆，比平时画得慢，每一笔都像是在完成一件大事。眉尾收得利落，眼角的胭脂挑得微扬，和民国二十五年在吉祥戏院首演那天刘师父亲手给他画的，分毫不差。然后他走出茶棚，走上霞飞路。 街上已经成了狂欢的河流。人群从各个巷口涌出来，汇成一股浑浊的激流往南京路方向涌。有人跳上汽车引擎盖跳舞，有人爬上路灯杆挂彩带，有当兵的被老百姓抬起来往天上抛，落下时又稳稳接住。程砚卿穿着虞姬的戏装走在人流里，云肩的金线在霓虹灯下明明灭灭。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个陌生中年妇女，眼睛里全是泪，把自己脖子上挂的花环摘下来套在他脖子上。“孩子，仗打完了！你还活着！”她说。程砚卿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用皱报纸和野花编的花环，点了点头。 “活着。”他说。 他站在南京路和霞飞路的交叉口，面朝北边。法租界的霓虹灯在他身后闪得热闹非凡，电车的叮当声和鞭炮的噼啪声搅在一起。他站在那里面朝北边，目光越过狂欢的人潮，越过南京路上被踩烂的花环和碎纸屑，越过法租界的铁栅栏和铁丝网，越过苏州河，越过长江，越过淮河，越过黄河——往北。北边有北平，有广德楼，有西厢房，有老槐树，有瓦上的月光，有一个八年没回来的人。他从衣襟内侧摸出那枚胭脂扣握在掌心里。 他说，虞姬等到了，霸王也该回来了。 那天晚上，程砚卿没有回仓库。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一整夜。狂欢的人潮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人喝醉了躺在人行道上唱歌，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抱着一双旧布鞋发呆。他站着，穿着那套一次也没穿过的棉布戏装，云肩在夜风里轻轻飘。凌晨时分人群渐渐稀疏，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陆续灭了，只剩下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有个卖糖炒栗子的老汉推着车从他身边走过，栗子在铁砂里沙沙响。 “后生，站一晚上了，回去吧。”老汉递过来一包热栗子。 “等个人。” “等谁？” “霸王。”他说完，接过栗子，微微欠了欠身。老汉摇摇头，推着车走了。 栗子是用报纸包的，他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甜的，烫嘴。他吃了一颗又剥一颗，把栗子壳小心地拢在报纸边上。东方天边泛起鱼肚白。法租界的早晨照常到来——电车叮叮当当，咖啡店的伙计把遮阳篷摇下来，报童换了新的一叠报纸扯着嗓子喊：“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抗战胜利！”他手里最后一颗栗子凉了。他把栗子壳包好放进路边的垃圾桶，把脖子上的花环摘下来挂在那根路灯杆上。然后转身沿着霞飞路往回走。街上有人在扫地上的碎纸屑和鞭炮皮，扫帚刮在石板路上沙沙响。他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茶棚门口停下脚步。 茶棚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去。台上两个粉笔圈还在，褪色了大半，但轮廓还在。他走到台上自己的那个圈里站定，对着对面那个空圈。 “大王。”他轻声说。茶棚里很静，只有破顶缝隙里漏进来的晨光。他站了很久，然后蹲下来，用手指把两个粉笔圈重新描了一遍。
第39章 死讯 他在茶棚门口站了三天。 第一天穿的是那套新戏装，虞姬的云肩从早披到晚。第二天换了平时那件灰布长衫，茶棚照开，戏照唱，台下坐了十几个刚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老观众，戏散了一个没走，围着他问“程老板，仗打完了你还在这儿唱吗”。他说唱，等个人，等到了再说。第三天他把茶棚的破顶又补了一遍，踩着条凳往窟窿上钉木板，赵文魁在底下扶着凳子，钉完了发现太阳已经偏西了。 第四天早上，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站在茶棚门口。 不是顾惊淮。这个人比顾惊淮矮半个头，圆脸，戴一副圆框眼镜，左边的镜片上有一道裂纹。他手里托着一顶军帽，帽子是灰布做的，帽檐磨破了，正中间有一个被烟灰烫出来的焦洞。程砚卿从台上走下来，手里还拿着虞姬剑。他看了看那顶军帽，又看了看那个年轻人，把虞姬剑搁在条凳上。 “程先生。”年轻人开口，嗓子干得像砂纸，“我是顾营长的副官，姓沈。常德那一仗打到最后，顾营长接了掩护全营撤退的命令。他带了两个排断后，在阵地上撑了一夜。炮弹炸塌了指挥所的掩体。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程砚卿没有动。他站在原地，右手垂在身侧，指尖刚刚松开剑柄，还保持着握剑的弧度。 “这是顾营长的军帽。还有——”沈副官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小布包，布是灰布，上面沾着暗褐色的污渍，已经干透了，“他的私人物件。上头交代，都要交给家里人。可是我们在档案里查遍了，顾营长没有家里人。只有入营登记表上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写的是你的名字。” 他把布包递过来。程砚卿伸出手，手指在碰到布包的时候微微蜷了一下，然后接住了。布包很轻，轻得像是空的。他没有当场打开，只是把布包握在手里，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话了，声音很平。 “他埋在哪儿。” “常德郊外，马鞍山脚下。部队临时立的碑，木头做的，刻了他的名字和番号。”沈副官顿了一下，“后来那块阵地又被炮炸了一遍，木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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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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