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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渡把素描本翻到后面，找到一页关于“大何”的详细记录。简晴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不想让别人轻易读懂：“大何说他以前在屠宰场工作。他知道怎么用刀，知道哪里一刀下去最干净。他喜欢晚上一个人值班。他说晚上的疗养中心和白天不一样，有些东西白天看不到。”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屠宰场。用刀。晚上一个人值班。江余和沈渡几乎同时看向对方——不是那种“心有灵犀”的对视，而是一种“我们都闻到了同一种臭味”的确认。 孟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视，因为他正在翻那沓照片。翻到一半，他的手指突然停住了，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你们来看这张。”他的声音变了。 所有人凑过去。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正面照，穿着深色的夹克，站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背景是疗养中心那条长长的走廊。照片拍得很清楚——比素描本里任何一幅画像都清楚——但那个男人的脸被一支记号笔涂掉了。黑色的粗线条，一笔一笔地涂，涂得很用力，纸都快被戳破了。 照片的背面，简晴的字迹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潦草、更急促，像是在极度恐惧中写下的： “他一直在看着我。在我画他的时候，他就站在走廊那头，看着我。第二天，我的素描本少了一页。不是我自己撕掉的。他进过我的房间。” 江余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又拿起素描本里那一页——关于“大何”的记录。两份笔迹的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自同一个人。 “简晴在画大何的时候，大何发现了。”江余的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拆解着这个事实，“简晴说‘他一直在看着我’，这个‘他’就是大何。大何发现简晴在调查他。他进了简晴的房间，撕走了她画的那一页——也就是素描本里缺失的那一页。” “然后简晴失踪了。”沈渡接上了他的话，语气冷得像解剖刀，“但不是在大何撕掉那一页之后立刻失踪的。她失踪之前，还做了最后一件事——她去了永安路18号的旧货市场，租了一个柜子，把这个纸箱存了进去。” 江余低下头，看着纸箱底部那层薄薄的灰尘，灰尘上有几道新鲜的划痕——那是他们打开纸箱时留下的。但除了这些划痕，灰尘的分布很均匀，说明纸箱被放进柜子之后，就没有再被人动过。 “简晴存这个纸箱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会出事。”江余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把所有调查结果都留在了这里——除了她写在照片背面的那个没有写完的名字。大何的全名，她没有来得及写。”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孟冬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大得椅子往后滑出去半米，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声音洪亮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喂，我是孟冬。调派两组人，一组去广州找那个叫刘芳的护工，一组给我找那个姓何的——对，就是栖心疗养中心那个姓何的护工，外号大何，2020年离职，去向不明。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 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看着江余和沈渡，用力地搓了搓脸，像要把疲惫和焦虑一起搓掉。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江余对他好感倍增的话：“江队，沈顾问，你们今晚住哪儿？我让何芳给你们安排。” “不用安排，”江余指了指角落里的两张行军床，“睡这儿就行。” 孟冬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沈渡一眼——沈渡正在把素描本放回纸箱，动作轻得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你们东城的人，都这么拼？”孟冬问。 江余笑了笑：“不是东城的人拼，是破不了的案子在后面追，你不跑不行。” 孟冬走了之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江余和沈渡。 灯关了大部分，只留了江余工位头顶那盏日光灯，惨白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硬，贴在地面上像两把并排的刀。江余躺在行军床上，沈渡坐在椅子上，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堆满卷宗的桌子。 “沈渡。” “嗯。” “你说，大何现在在哪儿？” 沈渡闭着眼睛，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低沉而平稳：“三种可能。第一，他离开了临川，换了一个身份，在另一个城市生活。第二，他还在临川，藏在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第三——” 他顿了一下。 “第三，他已经死了。” 江余翻了个身，面朝沈渡的方向。行军床发出嘎吱一声响，像一只老猫被踩了尾巴。 “如果他死了，”江余说，“那简晴的失踪就不是他造成的。或者说，不只是他。” 沈渡睁开了眼睛。那目光不是看向江余，而是看向天花板上那道细细的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你在想，简晴可能还活着。”沈渡说。 江余没有回答。但他知道，沈渡能从他沉默的长度里读出答案。 第二天一早，孟冬带来了一条消息。 去广州找刘芳的那组人还在路上，但查“大何”的那组人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不是他们找到了大何，而是大何找到了他们——用一种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 “今早六点，临川城东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孟冬把一份接警记录放在桌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一个男人打来的，说他知道大何在哪里。 他说大何已经死了，死在2020年冬天，尸体埋在栖心疗养中心后面山坡上的一棵老槐树下面。他还说——大何不是被杀的，是出意外摔死的。但他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大何死之前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 江余的笔在指尖停住了：“什么名字？” “简安。” 沈渡的眉头动了一下。简安，不是简晴。 “报警的人是谁？”江余问。 “他说他叫‘老狗’，是当年在栖心疗养中心干活的临时工。他说他只跟办案的警察谈，而且要快——因为他觉得有人在找他。” “他怕谁？” “他没说。但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一直在抖。” 孟冬带着江余和沈渡去了城东。老狗约见面的地方不是派出所，不是公安局，而是一个废弃的公交站——铁皮棚子锈迹斑斑，站牌上的字早就看不清了，地面上的碎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像一地碎掉的星星。 后面是一片待拆的棚户区，人去楼空，只剩下一排排被拆了门窗的空壳，风从空洞的窗框里穿过来，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他们到的时候，老狗已经在了。 他蹲在公交站的长椅旁边，穿着一件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军绿色棉袄，袖口处的棉花露了出来，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 脸很瘦，颧骨高耸，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看到警车停下，没有站起来，只是抬起头，用一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们。 “你是老狗？”江余走过去，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老狗平齐。他不喜欢居高临下地看着任何人，尤其是已经蹲着的人。
第20章 老狗2 老狗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一层一层地打开——先是一个红色塑料袋，然后是保鲜袋，然后是一张已经被汗水和油脂浸透的纸巾，纸巾里面包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江余接过纸条，展开。 纸条上只有两个字，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字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但每一个笔画都很用力，圆珠笔戳破了纸面，在背面留下了一道道凸起的痕迹。 “简安。” 和大何死前手里攥着的纸条上写的一样。但江余注意到一个细节——纸条的边缘有不规则的撕痕，像是从一个笔记本上匆忙撕下来的，而且纸张的质地很特殊，比普通的纸更厚、更糙，像是一种专门用来画画的纸。 “素描纸。”沈渡的声音在江余耳边响起，低得只有他能听见，“和简晴素描本的纸是一样的。” 江余把纸条递给沈渡，转过身继续问老狗：“你怎么知道大何死在哪里？” 老狗沉默了很久，久到孟冬有些不耐烦，正要开口催他，老狗终于开口了，声音像是砂纸在磨玻璃：“我和大何一起在疗养中心干活。他比我晚来一年。2020年冬天，疗养中心要关了，大家都要走。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雪，大何喝了很多酒，说他不想走。他说他在疗养中心待习惯了，不想去外面。他一个人跑到后面的山坡上，摔下去了。” “你亲眼看到的？” 老狗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那个动作看起来像是一种下意识的抽搐：“我没有看到他摔，但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在喊。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树下面了，脖子歪成一个不可能的角度，眼睛还睁着，手里攥着这张纸条。我以为他还有救，跑到路边去拦车，等带着人回来的时候——他的尸体不见了。” 江余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不见了？” “不见了。雪地上有拖拽的痕迹，一直延伸到山坡下面，然后被雪盖住了。我顺着痕迹找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找到。”老狗的声音开始发抖，像一根被风吹得快要断掉的弦，“第二天，我去找疗养中心的负责人，说大何死了，尸体被人弄走了。负责人说——大何昨天就辞职走了，你做梦了吧。” 孟冬的脸色变了。 “后来呢？”沈渡的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但江余注意到他握着手电筒的手指关节泛白了。 老狗抬起头，用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沈渡，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后来，我就不敢再说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回去找大何的时候，在雪地里看到了另一串脚印。很大，很深，不像是正常人走路留下的——像是拖着什么东西。” 棚户区的风忽然大了起来，从拆了门窗的空壳里呼啸而过，把地上的碎玻璃吹得哗啦啦响。 江余站起来，拉了一下沈渡的袖子，两个人走到警车旁边，离老狗几步远。 “他不是在害怕凶手，”沈渡的目光落在远处蹲在地上的老狗身上，声音压低到只有江余能听见，“他害怕的是自己。他说大何的尸体‘不见了’，可能是真的被人移走了，也可能是他自己在极度恐惧和酒精的影响下产生了幻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那天晚上看到了某种他不理解的东西，那东西让他沉默了三年，直到今天才敢开口。” “你为什么今天开口？”江余走回去，蹲下来，看着老狗的眼睛。 老狗从棉袄的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被砍下来的手，手指齐全，但手腕处的切口很整齐，像被什么东西一刀切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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