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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简安。 简安没有接,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逼了回去,抬起头看着江余,眼睛里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 “你们是不是在查那个连环案?现场有数字符号的那个?” 江余没有回答。 “我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简安的声音低得像是怕被人偷听,“我姐姐失踪前,画了很多那种符号。圆圈套三角形,里面有数字。她画了整整一个本子。她的主治医生说那是她的强迫症状,但我觉得不是——她觉得那些符号有某种意义。她一直在找最后一个数字。” “最后一个数字?”江余的瞳孔微微收缩。 “她画了1到10,但缺了11。她一直在找11。她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第十一根手指,是看不见的那根。’” 简安说这句话的时候,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快步朝他们走来。 “简安,急诊来了一个车祸伤,需要你马上进手术室。”医生说完,看了一眼江余和沈渡,“你们是病人家属?这里不能长时间逗留。” 简安看了看医生,又看了看江余,像是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她拿起桌上的笔,在便签纸上飞快地写了一行字,塞进江余手里,然后转身跟着医生走了。 江余低头看那张便签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临川市城东区,永安路18号,负一层,11号柜。 “这是什么?”沈渡凑过来看。 “不知道。但她不会无缘无故给我们。”江余把便签纸仔细折好,放进警服的内袋里,“走,去看看。” 永安路18号,是临川市的一个旧货市场,和东城的城南旧货市场很像——堆满了旧家具、旧电器、旧书,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木头味和灰尘的气息。 负一层是储物层,一排排铁皮柜子像士兵一样整齐地排列着,灯光昏暗,只有几盏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作响,每隔几秒闪一下,像是随时会熄灭。 江余和沈渡找到11号柜的时候,发现柜门是锁着的。密码锁,六位数。 “简安给我们地址,但没有给我们密码。”江余蹲下来,看着那个密码锁,试着按了几个数字——简晴的生日,不对;温晚的生日,不对;简安的生日,也不对。 沈渡蹲在他对面,目光落在柜子旁边的墙壁上。墙上有一行用小刀刻的字,很浅,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11-3-5-7-9-10。” 江余看着那行数字,脑子里突然闪过什么:“案件现场的符号数字——3、5、7、9、10。她缺了1、2、4、6、8、11。但11是柜子的编号,不是数字本身。” “也许11不是编号,是答案。”沈渡说着,输入了“1-1-3-5-7”——不对。他又输入了“1-1-5-7-9”——也不对。 江余想了想,输入了“1-1-3-5-9”。锁开了。 柜门打开,里面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纸箱,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江余把纸箱抱出来,拆开胶带,掀开盖子。 纸箱里装的是一个素描本、一沓照片、几封信,还有一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日记。 素描本的封面上,画着那个熟悉的符号——圆圈套三角形,里面是一个大大的数字:11。 江余翻开素描本,第一页是一幅画。 画上是一个男人,穿着白大褂,戴着银框眼镜,嘴角带着职业化的微笑。画得不算精致,但抓住了这个人的神韵——温和、斯文、让人放松警惕。 下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顾城。 第二页,画的是一个女人,穿着病号服,长头发,眼睛很大,但不看镜头,像是在看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画得很细腻,每一根头发丝都画得很用心。 下面写着:温晚。 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每一页都是一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有穿着病号服的病人。每一幅画下面都写着名字和日期,时间跨度从2018年到2020年。 一直翻到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是一幅没有完成的画。只画了一个轮廓,没有五官,没有衣服,只是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下面没有名字,只有一行字: “第11个。他藏在所有人中间。” 江余的手指停在那一页上,久久没有翻动。 沈渡从他手里拿过素描本,看着那行字,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 “简晴在画什么?”江余的声音有些发沉,“她在画疗养中心的所有人?” “她在寻找某个人。”沈渡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所有人画下来,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找到她要找的那个人。” “她为什么要找那个人?” 沈渡翻开那本破破烂烂的日记,翻到中间的一页。 日记上写着:“温晚说,疗养中心里藏着一个杀人犯。那个人在2018年杀了一个人,把尸体埋在了疗养中心后面的山坡上。温晚亲眼看到的。但温晚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了,因为那天晚上没有灯,她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所以简晴在帮温晚找那个杀人犯?”江余的声音拔高了。 “不完全是。”沈渡翻到下一页,“简晴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她在找那个人,不是为了温晚,是为了顾城。顾城让她找的。顾城说,如果她能找到那个人,他就可以帮她治好温晚的病。温晚一直在做一个噩梦,梦里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黑暗中,手里拿着一把刀。顾城说,找到那个人,温晚的噩梦就会消失。” 江余靠在铁皮柜子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所以简晴画了这么多画,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那个人。她只画了十幅确定的画像,第十一幅没有画完,因为她还没有找到。” “她找到了。”沈渡说。 江余猛地看向他:“什么?” 沈渡把素描本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不是画,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背影,穿着深色的夹克,戴着一顶帽子,正走在一条昏暗的走廊里。照片拍得很模糊,看不清脸,但能看出那个男人走路的时候,左腿比右腿短一点点。 沈渡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而急促,像是在匆忙中写下的: “我找到他了。他就是第11个。他的名字叫——” 字到这里就断了。 江余看着那行没有写完的字,后背一阵阵发凉。 简晴在写下这个名字之前,可能发生了什么。她永远没有机会写完这个名字了。 “沈渡。” “嗯。” “2021年简晴失踪。她找到了她要找的人,然后她失踪了。” 沈渡把那张照片放回素描本,合上,放在纸箱里,然后站起来,看着江余。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走路左腿短一点点的人。”沈渡说,“他不是凶手,他是凶手的影子。找到他,就找到了11号。” 江余抱着纸箱站起来,和沈渡一起走出阴暗潮湿的负一层,走进午后的阳光里。 阳光很烈,刺得他睁不开眼。 但他知道,有些真相,藏在比负一层更深的地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需要有人提着灯走进去。 他转头看了一眼沈渡。 沈渡正低着头看手机,阳光打在他的侧脸上,把那总是冷淡的线条照得近乎温柔。 “沈渡。” “嗯。” “你怕不怕脏?” 沈渡抬起头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不解。 “我是说,”江余把纸箱换了个手抱着,露出一个没心没肺的笑,“接下来的路,可能会很脏。” 沈渡把手机揣进口袋,看着江余的眼睛,那双冷淡的眼睛里有一种笃定的、不会被任何东西动摇的光。 “不怕。”他说。 江余笑了。 他们没有再说话,一起走向停在路边的车,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并排,等长,像两根并立的、不会弯折的柱子。 远处,旧货市场对面的咖啡店二楼,一扇窗户后面,有人放下了望远镜。 “他们找到了。”那个人低声说,声音沙哑,像是感冒了很久,“比我想象的快。” “要动手吗?”另一个声音问。 “不急。让他们再找找。找到最后,他们会发现——那个数字,不是11。” 窗玻璃上倒映出一张模糊的脸,看不清五官,但能看清嘴角的那个弧度。 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期待。
第19章 老狗 简晴的纸箱像一颗被埋了三年的地雷,在江余手里终于被拆开了引信。 当天晚上,临川市公安局专案组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孟冬把所有人都叫来了——两个年轻刑警小周和小吴,一个技术员大刘,还有那个中年女警何芳。加上江余和沈渡,七个人围坐在那堆被摊开的证物周围,像一群考古学家在发掘一个古墓。 素描本被一页一页地扫描、存档。每一幅画像都被放大投影在大屏幕上,逐一标注身份。江余指着第一幅画:“顾城,确认。第二幅,温晚,确认。”沈渡站在他旁边,声音不疾不徐,像在核对一份清单。第三幅画上是一个中年女人,圆脸,短发,穿着疗养中心的护工制服,笑容憨厚。何芳查了一下说:“刘芳,栖心疗养中心的护工,2020年疗养中心关闭后去了南方打工,目前在广州一家养老院工作。” 第四幅是一个老年男人,干瘦,眼神阴鸷,沈渡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忽然开口:“这个人的步态有问题。” 孟冬凑过来看了看:“步态?你从画像里能看出步态?” 沈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翻出简晴日记里的一页——上面写着:“4号走路右脚拖地,像拖着一条死狗。”他再翻到对应的画像下面,简晴的标注写着:老周,勤杂工,右脚有旧伤。 江余靠在椅背上,把笔在手指间转了两圈:“简晴不只是画画,她是在做档案。每一个人,她不仅画了脸,还记录了他们的体态特征、行为习惯、在疗养中心的活动轨迹。这不是一个病人的消遣,这是一个调查者的工作手册。” 沈渡点了点头,但目光没有离开第五幅画像。那幅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圆脸,眼睛很小,嘴角带着一个有些讨好的笑,像是随时准备说“您有什么吩咐”。画像的下面,简晴的标注写着:大何,护工,力气很大,经常一个人搬两个人才搬得动的东西。2020年离职,去向不明。 “大何。”江余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然后问何芳,“能查到这个人吗?” 何芳在电脑上敲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何是大姓,光凭一个‘大何’的外号,很难定位。需要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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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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