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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何知道这些画的力量。他知道一个人如果看到了这些画，就再也忘不掉了，就像温鸢忘不掉1990年那天晚上的画面一样。他把它们封起来，不是为了让它们消失，而是为了让它们安息。 但他又在后山的老槐树下埋了那个路牌。 “11号”。
第28章 揭墙2 他留下了线索。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这些画。不是来找画本身，是来找画背后的真相。那个人需要看到这些画，需要看到温鸢用了三十四年反复描摹的那个画面，需要知道一个人要有多大的痛苦，才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反复画同一个死去的女人。 大何把路牌埋在那里，不是在等所有人，是在等那一个人——那个能让这些画从墙上走出来的人。 大何等到了吗？ 江余不知道。但他知道，今天，这些画要从墙上走出来了。 工具来得比预想的快。大刘带着三个技术员扛着工具箱爬上了四楼，箱子里的工具很全——锤子、凿子、铲子、刮刀，还有一台小型电钻。孟冬看了一眼那面已经露出一小块画布的墙，二话没说，拿起锤子和凿子，亲自上阵。 第一锤落下的时候，整个楼都震了一下。不是物理上的震动，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上的震荡，像是这座沉睡了多年的建筑忽然被唤醒了，像是那些被封在墙里的画忽然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像是温鸢在东城的看守所里，隔着六百多公里的距离，感受到了这一锤的震动。 墙皮一块一块地剥落，像冬天的雪从屋檐上滑落。漆层碎裂的声音清脆而密集，像无数只细小的虫子在啃噬木头。画布露出来的面积越来越大——女人的脸，女人的白裙子，女人脖子上的勒痕，女人身边的那朵鸢尾花。 当整面墙的漆层都被清除干净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不是一面墙，那是一幅画。不，不是一幅——是很多幅，重叠在一起，像时间的切片，像记忆的断层，像一个人三十四年的梦境被一层一层地叠压在同一个平面上。每一层都若隐若现，每一层都透出底下那层的轮廓，像水中的倒影，像雾中的山峦。 最上面那一层——也就是最晚画的那一幅——是苏晚。她穿着白色的睡裙，侧躺在沙发上，嘴唇上涂着复古红的口红，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身边放着一朵鸢尾花。和他们在苏晚案发现场看到的场景一模一样，和温鸢在审讯室里交代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但在这幅画的底下，还有另一幅画，隐约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女人，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表情。再底下，还有一幅。再底下，还有。一层叠一层，像地质剖面，像树的年轮，像一个从未停止的噩梦。 江余站在那面墙前，仰头看着这些重叠在一起的、互相覆盖的、互相吞噬的画面，忽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一种巨大的、压倒性的悲哀——一个人要有多大的痛苦，才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反复画同一个画面？ 一个人要有多孤独，才会把画藏在墙里，连自己都不敢看？一个人要有多渴望被看见，才会在死后留下线索，等着别人来把墙揭开？ 沈渡站在他旁边，两个人的肩膀几乎碰在一起。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面墙，目光平静得像一潭不会起波澜的水。但江余注意到，他的右手在身侧微微攥紧了，指节泛白。 孟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有些沙哑：“这些画……都是证据？” “是。”沈渡的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每一幅画，对应一个受害者。最上面的是苏晚，底下的——是温鸢在这三十四年里画过的每一个人。有的她杀了，有的她没有杀。但每一个人，都是她记忆中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的影子。” 江余忽然想起简晴素描本里那幅未完成的画像。人形的轮廓，没有五官，没有衣服，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简晴说她找到了第11个——她找到的不是一个人，是一面墙。一面被画覆盖的、被油漆封存的、藏着无数个女人影子的墙。 11不是数字，是墙。 简晴在死之前，找到了这面墙。她把这件事写在了素描本里，把素描本存进了旧货市场的柜子里，等着有人来翻开它，看懂它，替她走完她没有走完的路。 江余转过身，看着门口那些被大刘和技术员踩乱的脚印，又看了看从门口延伸到墙根的那两串新鲜脚印——沉稳的那串属于裴萧，凌乱的那串是谁的？ “大刘，拍下来。每一寸都要拍。拍完了，把这些画从墙上取下来，小心地取，一层一层地取。”孟冬的声音恢复了刑警队长特有的干练和冷静，但尾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些画是温鸢案的物证，也是她三十四年的——我不知道该叫什么。证据？供词？遗书？” “作品。”沈渡说。 孟冬看着他，没有反驳。 江余走到窗边，推开那扇破碎的窗户。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初夏的热气和松脂的香味。天井下面那片野草地还在，野草长得比上次来的时候更高了，已经齐腰深，绿得发黑，在风中起伏，像一片小小的海。 温晚就是从这扇窗户跳下去的。她落下去的地方，野草长得比别处矮了一截，像一个浅浅的、被压出来的坑。三年了，那个坑还在，野草怎么也长不回去，像是这片土地在替她保留一个位置。 江余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转过身，发现沈渡没有在看墙，而是在看门。 不，不是在门，是在门后面。门后面挂着一件灰扑扑的工作服，深蓝色的棉布，袖口和下摆都磨毛了，胸前印着“栖心疗养中心”几个字，字迹已经褪得看不清了。工作服的口袋鼓鼓囊囊的，像塞着什么东西。 沈渡走过去，把工作服从门后取下来。布料在他手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个信封。 信封是牛皮纸的，已经被汗水浸过很多次，纸上布满了暗黄色的水渍，像一张陈旧的地图。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封口处用胶水粘得很紧，胶水已经干透发黄，变成了半透明的琥珀色。 沈渡用小刀小心地划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两张纸。 第一张纸是一封信，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字的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每一笔都写得很吃力，但很认真，认真到了近乎虔诚的程度。 “白鸢，对不起。我把大何的录音带拿走了。我不会用它做什么，我只是想听一听你姐姐的声音。我听完了。你姐姐的声音很好听，像唱歌一样。她说的那些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把它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等我死了，它就会和我一起烂掉，没有人会知道。你不用来找我。我会一直记得你倒水给我喝的样子。谢谢你。大何” 江余的手指微微发凉。 大何。 这不是大何写的——大何是护工，小学文化，写不出这样完整的句子。但信纸上的字迹确实是属于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的，歪歪扭扭，笔顺错误，有些字写错了又涂掉重写，涂改的痕迹密密麻麻，像一张被反复修改的作战地图。 写信的人不是大何，是有人在模仿大何的语气和笔迹。为什么要模仿？因为真正的写信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想让白鸢以为这封信是大何写的，想让白鸢以为大何还活着，想让白鸢不要来找他。 沈渡把信纸放在窗台上，铺平了，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他的目光在每一个笔画上停留，像在做一场极其精密的手术。 “这是裴萧写的。”沈渡说。 江余的眉毛抬了起来。 “你看这个‘谢’字。左边的‘言’字旁写得很不规范，右边的‘射’字少了一横，这是典型的初学者错误。但你看这个‘记’字——‘记’字的右边是‘己’，他写成了‘已’，多了一横。 这个错误不是初学者的错误，是一个熟练的写字者在刻意模仿初学者的错误。他在每一个字里都放了类似的‘错误’，但有些字他忘了改——比如这个‘藏’字，笔画复杂，他写得太顺了，一蹴而就，没有涂改痕迹。一个连‘谢’字都写不好的人，不可能把‘藏’字写得这么流畅。” 沈渡抬起头，看着江余。 “裴萧在模仿大何的笔迹，给白鸢写了这封信。他想让白鸢以为大何还活着，让白鸢不要去找大何。 因为大何已经死了——老狗在山坡上看到的不是幻觉，大何确实摔死了。裴萧发现了大何的尸体，把他埋在了别的地方，然后写了这封信，伪造了大何还活着的假象。” 江余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响了，像一个锁扣被打开了：“裴萧为什么要保护白鸢？他怕白鸢知道大何死了会做什么？” 沈渡没有回答。他拿起第二张纸。 第二张纸是一幅画。不是温鸢画的，不是温晚画的，是简晴画的。画的是一个男人，侧脸，戴着银框眼镜，嘴角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简晴素描本里缺失的那一页。 那个她画了、又被大何撕掉的那一页。 画上的男人，江余见过无数次——在照片里，在卷宗里，在东城看守所的审讯室里，在他自己的记忆里。 顾城。 不，不是顾城。 江余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目光从眉眼移到鼻梁，从鼻梁移到嘴唇，从嘴唇移到下颌的轮廓线。每一处都和顾城一模一样，但有一处不同——眼睛。 顾城的眼睛是温和的、职业化的、滴水不漏的，像一扇关紧了的窗户，你看不到窗户后面有什么。但这幅画里的眼睛，和顾城的不同。 这双眼睛更冷，更深，像两口没有底的井，像温鸢在看守所里看沈渡时的那种眼神——你在看我的时候，我也在看你。 沈渡把那幅画翻过来。 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是简晴的，娟秀而工整，和她在素描本里的其他标注一致： “他是顾城的哥哥。顾明。临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医生。1990年8月14日晚上，他在永安路23号。” 临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医生。1990年8月14日晚上。 简安工作的地方。1990年案发现场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简晴在死之前，找到了那个人——不是大何，不是顾城，是顾城从来不肯提起的哥哥。 顾明。 江余把那幅画从沈渡手里接过来，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冽的、让他头皮发麻的愤怒。 “顾明。”江余把这个名字从嘴里吐出来，像吐出一颗钉子，“温鸢在临川的审讯室里说——‘她不敢画。因为她画完的那一天，就是那个人死的那一天。’她说的不是第十一个人，她说的是顾明。温鸢不敢画顾明，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顾明也在画她。他们两个在互相画，画了三十四年，谁都不敢先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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