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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市殡仪馆。 这是江余第二次来这个地方了。上一次是和顾城在二号告别厅，这一次是殡仪馆后面的老员工宿舍区——一排建于八十年代的平房，红砖墙，石棉瓦屋顶，墙面上爬满了枯死的爬山虎，像一张被撕碎了的绿色的网。 赵小刀的调查显示，顾明在医学院实习期间，曾在殡仪馆后面的这排平房里租住过一年。1994年到1995年，他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每天面对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他在这里练习缝合技术，用的是遗体的皮肤。他在这里研究毒药的剂量，用的是从医院偷出来的药剂。他在这里画了他人生的第一幅画——不是油画，不是素描，是一张人体解剖图。他在那张图上标注了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每一个可以被一刀毙命的位置。 那幅画，他画完之后贴在了墙上。就像温鸢把画贴在413室的墙上一样。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方式，走的是同一条路。一个画活人，一个画死人。一个把画藏在墙里，一个把画贴在墙上。一个等着别人来揭，一个等着别人来看。 平房的最里面那一间，门是锁着的。不是挂锁，是暗锁，铁门，看起来换过了，不是三十年前的旧门。江余蹲下来，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屋里拉着窗帘，光线很暗，但能看到地面上有脚印，新鲜的，不止一个人的。 沈渡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细长的铁丝，在锁眼里拨了两下。江余看着他的动作，嘴角抽搐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在大理寺的时候。” “大理寺教你开锁？” “大理寺没教我。罪犯教我的。” 锁咔嗒一声开了。沈渡把铁丝收好，推开门。 屋子里有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混合着陈旧的灰尘和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时间的气息。窗帘是深蓝色的，很厚，把午后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线光照亮了门口的一小片地面。 沈渡摸到了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没有亮。他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白色的光柱切开了黑暗，像一把刀。 墙上有画。 不是温鸢的那种油画，是人体解剖图。手绘的，用铅笔和炭笔，每一幅都画得极其精细，精细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肌肉、骨骼、血管、神经，每一层的解剖结构都被拆解开来，单独绘制，标注了名称和功能。 但有一些标注不是医学术语——在心脏的位置，有人用红笔圈了一个圈，旁边写着“她在这里”。在脑干的位置，有人用蓝笔画了一个箭头，写着“开关”。在右手的位置，有人用黑笔写了一个数字：“11”。 和案件现场的数字符号一模一样的11。
第30章 顾明2 “11不是数字，是手指。”沈渡的手电光停在了那个数字上，声音低得像从地下传上来的，“人体有十根手指。第十一根手指是看不见的——在手里。手本身，就是第十一根手指。顾明在解剖图上的标注，不是在标注器官，是在标注杀人的位置。心脏是‘她在这里’——于某。脑干是‘开关’——控制恐惧的中枢。右手是‘11’——杀人的那只手。” 江余站在那面墙前，手电光在那些解剖图上移动，像一艘在黑暗中航行的船，照亮一片，又陷入一片新的黑暗。他的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不是恶心，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质的不适——就像一个人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眼睛承受了超出负荷的信息，大脑在拼命地试图消化，但消化不了。 这些画不是用来展示的，是用来练习的。顾明在这里，对着遗体，一遍又一遍地画这些解剖图，就像温鸢对着记忆一遍又一遍地画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把恐惧变成图像，把图像变成习惯，把习惯变成本能。当杀人变成了一种本能，你就不再需要思考要不要杀，你只需要想怎么杀。 屋子里还有别的东西。一张单人床，床板上铺着发黄的褥子，枕头的位置有一个浅浅的凹陷，像一个人的头颅压了几十年的印记。一张书桌，桌面上的油漆已经起泡脱落，露出了底下灰黑色的木头。抽屉是锁着的，沈渡用铁丝打开了。 抽屉里的东西不多——一本破旧的医学教科书，扉页上写着“顾明，1994年购于临川”；一支已经干涸的钢笔；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男孩，大的大约十七八岁，小的七八岁，站在一棵树下。大的那个是顾明，小的那个是顾城。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依然可以辨认：“我和弟弟。妈妈拍的照片。她按下快门之后，就走了。” 走了。不是离开了，是死了。1990年8月14日晚上，于某按下快门，给两个儿子拍了最后一张照片，然后走出家门，去了永安路23号。她在那里等谁？等顾远山？还是等别的什么人？没有人知道。但顾明知道。他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站在门口、看着一切发生、却什么都没有做的人。 裴萧问他的那个问题——“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进来？”——顾明不需要回答。因为他从来没有出去过。 他一直在那扇门里。从1990年8月14日晚上开始，他就把自己关在了那扇门里。门外面是活人的世界，门里面是死人的世界。他选择了门里面。 他成了外科医生，每天切开活人的身体，看到的是和死人一模一样的结构——肌肉、骨骼、血管、神经。活人和死人在他眼里没有区别。他用了三十四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活人身上练习解剖的人。 江余把照片放回抽屉，关上了抽屉。抽屉关上的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 沈渡的手电光照到了房间的最后一个角落——门背后。门背后贴着一张纸，已经发黄发脆，边角卷曲，纸张的表面布满了细小的裂纹，像一件一碰就会碎的古董。纸上只有一行字，用红笔写的，字迹和墙上解剖图的标注是同一个人的： “她按下快门之后，就走了。我按下手术刀之后，也会走。” 江余把那页纸从门背后取下来，小心地折叠起来，放进证物袋。他的手指碰到纸张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细微的、像是脉搏一样的颤动——不是纸在动，是他的手指在抖。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证物袋封好，揣进口袋。 手机震了。 孟冬的电话，声音大得不用开免提都能听见：“江队，找到裴萧了。” “在哪？” “栖心疗养中心，413室。他一个人在那面墙前面坐着，坐了不知道多久了。我们的人发现他的时候，他脸上全是泪，但没有声音。一句话都不说。” 江余和沈渡对视了一眼。裴萧没有去找顾明。他去了413室。他坐在那面被揭开的墙前面，看着那些重叠在一起的、被封存了几十年的画，看着那些死去的女人的脸，看着温鸢用了三十四年反复描摹的那个画面。然后他哭了。 没有声音，只是流泪。像温鸢在看守所里流泪一样。像白鸢在病房里流泪一样。像所有被那扇门困住的人一样。 江余转身走出平房，阳光猛地砸在他脸上，刺得他眼前一阵发白。沈渡跟在他身后，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锁芯咔嗒一声咬合，像一个沉睡了很久的东西，翻了个身，又睡了。 栖心疗养中心的主楼在下午四点的阳光中显得有些虚幻。光线从西边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地面上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从大厅一直延伸到楼梯口，像一条通往某个未知地方的路。 裴萧坐在四楼走廊的地面上，背靠着413室的门框。他的腿伸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脸上没有泪痕了，但眼睛是红的，眼眶下面有一圈深深的红晕，像刚被人打过一拳。 他的右手缠着绷带，绷带很干净，是新换的，但手指末端露出的一小截皮肤是青紫色的，像是骨折后没有完全愈合，或者愈合了又裂开了。 孟冬站在走廊另一头，几个技术员在他身后小声交谈，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葬礼上说话。看到江余和沈渡上来，孟冬朝他们点了点头，用手势示意裴萧的状态——不说话，不喝水，不吃东西，不回应任何人的呼唤。 江余走到裴萧面前，蹲下来，视线和他平齐。他没有说话，只是蹲在那里，看着裴萧的眼睛。裴萧的眼睛是棕色的，很深，像两口没有水的枯井。但枯井的底部还有一点湿润的光，像是雨后残留在井底的最后一小片积水。 “裴萧。”江余叫了一声。 裴萧的眼珠动了一下。不是看江余，是从门框上移开，落在了走廊尽头的窗户上。窗户外面是后山，后山上有一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没有叶子。 “我找到他了。”裴萧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玻璃，“他不是在那个房间里。他在那个房间的对面——414室。温晚跳下去的那个房间。他一直都在那里。从温晚住进414室的那天起，他就住在对面。不是413室，是414室。他换了房间号，把413和414的门牌对调了。” 江余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413室不是顾城挂画的地方，不是温鸢藏画的地方，不是任何人以为的那个地方。真正的413室是温晚的房间。顾明住在温晚的对面，用温鸢的画，看着温晚画了三年。 温晚跳楼的那天晚上，他就在对面。他听到了窗户打开的声音，听到了身体坠落的声音，听到了白鸢在楼下尖叫的声音。他没有出来。 裴萧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指了指走廊对面那扇门。门上的标牌写着“414”。但标牌是新的，螺丝还没有生锈，边角没有卷曲，不像其他房间的标牌那样陈旧。 “他把门牌对调了。”沈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冷得像冬天的风，“真正的414室是顾明住的房间。温晚住的是真正的413室。 温晚死后，顾明把门牌换了，让所有人都以为温晚住的是414室。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和温晚只隔着一面墙，听了三年的呼吸声、哭声、画笔在纸上摩擦的声音、录音带转动的声音。” 江余站起来，走到那扇标着“414”的门前，推了一下。门没有锁。他推开门，房间里很空，没有家具，没有床，没有窗台上的花盆，没有任何属于温晚的东西。但墙上有一面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是一面双面镜。从这面看是镜子，从对面看是玻璃。 对面就是真正的413室。 温晚的房间。 顾明坐在镜子的这一面，看着温晚画了三年的画。温晚不知道有人在看她。她在镜子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脸。但她不知道，那张脸的另一面，有一双眼睛，看了她三年。那双眼睛和温鸢一样，浅褐色的，透明的，像秋天的落叶。 江余站在那面双面镜前，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的脸在镜子中显得有些陌生，颧骨更高了，眼睛更深了，嘴角的弧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平直的、冷硬的线。他看了镜子里的自己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按在镜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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