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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刀第一个到，抱了两箱啤酒，瓶子和瓶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得像是谁在敲一组很小的、不会跑调的编钟。她把酒放在桌上，开瓶器挂在手指上转了两圈，像一个西部片里的枪手在转他的左轮。 大刘第二个到，手里提着一袋卤味，猪蹄、鸡爪、鸭脖、花生米，袋子里油汪汪的，隔着塑料袋都能闻到那股混合了酱油、八角、桂皮和时间的味道。 小周和小吴一起来的，两个人手里各拎着一袋水果，橙子、苹果、葡萄，水果很新鲜，上面还贴着超市的价签。何芳最后一个到，她从家里带了一盒自己做的凉拌菜，木耳、腐竹、黄瓜，拌得红油汪汪的，花椒的香味隔着保鲜膜往外钻。 江余和沈渡是踩着饭点来的。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巷子，沈渡走在前面，江余跟在后面。这不是他们的惯常位置——平时都是江余在前面，沈渡在后面。今天换了，不是故意的，是走的时候沈渡站在门口等江余穿鞋，江余穿好鞋站起来，沈渡已经转身出门了，他就跟在后面。 跟了一路，从分局到巷口，从巷口到烧烤摊，跟了十几分钟，没有超过去。不是超不过，是不想。走在后面可以看到沈渡的背影——风衣的下摆在夜风中轻轻摆动，肩膀的线条笔直而沉稳，后脑勺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在路灯下几乎是透明的。 赵小刀看到他们，站起来挥手，手里的鸡腿还在往下滴油。“江队！沈顾问！这儿！”她喊的声音很大，整条巷子都能听见。旁边桌的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江余和沈渡，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弹了一下，然后转回去继续喝酒了。 江余坐下来，沈渡坐在他旁边。长桌很长，十二个人坐得很散，中间空着几个位置。赵小刀坐在江余对面，大刘坐在赵小刀旁边，小周和小吴坐在长桌的两头，像两个被派去守关的卫兵。 何芳把凉拌菜打开，红油的味道散开来，有人吸了吸鼻子，说了一句“好香”。马老板端着第一盘烤串走过来，羊肉串，肥瘦相间，滋滋冒油，孜然和辣椒面的香味混在一起，浓烈得几乎要把人的眼睛熏出泪来。他把盘子放在桌子中间，说了一句“慢吃”，又转身回了烤炉后面。 赵小刀把啤酒开了，一瓶一瓶地传过去。传到江余手里的时候，瓶壁上全是水珠，凉得他指尖发白。他把瓶口的白气吹散了，但没有喝。 沈渡从他手里拿过酒瓶，替他喝了一口。不是替他喝，是帮他尝——尝一下苦不苦。沈渡喝完，把酒瓶还给他，说了一句“不苦”。江余不信，但还是喝了一口。不苦。沈渡说的是真的。 三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了。大刘开始讲他刚入行时办的那个案子——一个偷电缆的，爬电线杆爬到一半被电打了，从上面摔下来，腿断了，趴在田埂上哭了一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 他讲得很生动，手舞足蹈的，讲到小偷趴在田埂上哭的时候，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像是在替那个小偷哭。小周讲了一个更搞笑的——一个报假警的，说自己被抢劫了，警察调了三个小时的监控，发现他把钱包忘在厕所里了。 小吴笑得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何芳没有讲案子，她讲了她女儿——今年高考，考了六百多分，报了警校。 “她想当警察。”何芳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有些红，但嘴角是翘着的。赵小刀举起酒瓶，说“敬未来的警察”。所有人都举起酒瓶，碰在一起，发出参差不齐的、清脆的声响，像一小队正在紧急集合的士兵。 江余没有讲案子，也没有讲任何事。他坐在那里，手里握着酒瓶，听着别人说话，偶尔笑一下，偶尔点一下头。沈渡坐在他旁边，也没有说话。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需要说。在这种场合，不说话比说话更难。不说话意味着你不怕冷场，不怕被人觉得闷，不怕成为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个。他不是不怕，是不在乎。他在乎的东西不多，其中一个坐在他旁边，手心里握着一瓶不苦的啤酒。 夜色越来越深。马老板的炭火越来越红，烤串一盘接一盘地上，啤酒一瓶接一瓶地空。塑料凳子上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 赵小刀喝得最多，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话密得像开了闸的洪水。她搂着何芳的肩膀，含糊不清地说着“何姐你女儿以后来我们队，我带她”。何芳笑着把她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拿下来，说“你先把你自己带好吧”。 大刘喝得也不少，已经开始重复讲同一个案子了——偷电缆那个，讲到第三遍的时候，小周忍不住说“刘哥，你讲过了”，大刘愣了一下，然后说“讲过了不能再讲一遍吗”，小周说“能”，大刘就又讲了一遍。 江余喝了两瓶，不多不少。他的脸没有红，眼睛没有花，说话没有乱。但他知道自己醉了——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心。醉不是身体的事，是心的事。心软了，松了，该挡的不挡了，该关的不关了，该藏的不藏了。 他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在裤缝上轻轻敲着。节奏很慢，一下，两下，三下。不是思考的节奏，是另一种——他在等。等这顿饭结束，等人散，等灯灭，等他和沈渡两个人走在回分局的那条路上。那段路不长，十几分钟。他在等那十几分钟。 饭局在十一点多散了。赵小刀被何芳扶着走的，大刘被小周和小吴架着走的。塑料凳子被收起来，叠在一起，五颜六色的，像一小片被折叠起来的春天。一次性桌布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马老板从桌子下面捡起一个酒瓶，看了看，又捡起一个，又看了看。 他看了很久，不是在看瓶子，是在看瓶子里剩下那一点点酒。酒是琥珀色的，在路灯下像一小块被融化了的、不会凝固的夕阳。他把两个瓶子里剩的酒倒在一起，凑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他把瓶子放下，继续收拾桌子，动作不快不慢。 江余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软，不是喝多了，是坐太久了。他的膝盖响了一声，弯腰去按，手还没碰到膝盖，沈渡已经把手伸过来了。 沈渡的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手心是热的，手指是长的，骨节是分明的。那只手按了三秒钟，然后收回去。 “能走吗？”沈渡问。 “能。” 两个人并肩走出巷子。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路面照得像一条银白色的、不会流动的河。脚步声在安静的夜里显得很响，一下，又一下，像两颗心脏在同一个胸膛里跳。 走过花店门口的时候，花店已经关门了，卷帘门上喷着红色的“花”字，在路灯下像一小团快要熄灭的火。江余停下来，看着那个字。沈渡也停下来，站在他旁边。 “沈渡。” “嗯。” “你第一次来东城，是什么时候？” 沈渡沉默了片刻。 “三个月前。” “为什么来？” 沈渡转过身，面对江余。路灯的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看着江余的眼睛，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倒映着路灯的光，倒映着花店的门，倒映着江余的脸。 “因为你在这里。” 江余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沈渡。路灯在他们之间投下一片暖黄色的、薄薄的、像纱一样的光。那片光被夜风吹得微微晃动。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江余问，“知道我是陆砚。” “第一天。” “第一天就知道？” “第一天就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沈渡伸出手，指尖触到江余的脸颊。不是抚摸，是确认——确认他是真的，不是梦，不是酒后的幻觉，不是他在东城分局门口等了很多年终于等来的那个人。 那个人站在他面前，路灯的光把他照得很亮，他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和在翠屏山那棵树下时不一样。但他是同一个人——那个在他手心里写了一个“回”字的人。他回来了。 江余握住了沈渡的手，没有让他收回去。 两个人站在花店门口，手交握在一起。 “沈渡，你喝多了。” “没有。” “你手在抖。” “那不是抖。” “那是什么？” 沈渡没有说话。他看着江余的眼睛，那双深黑色的、和七岁时不一样的眼睛。然后他低下头，额头抵在江余的肩膀上。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靠着。像一棵树靠在另一棵树旁边。 江余的手从沈渡的手里抽出来，环住了他的背。 “走吧。”江余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去哪？” “回去。” “回哪？” 江余没有回答。他知道沈渡知道。不是分局，不是办公室，不是那张破沙发，不是任何他们待过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地方，一个从今晚开始才会存在的地方。 他们走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面上，交叠在一起，像两条河终于汇入同一片海。 江余租的房子在分局后面那条街的尽头，六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是坏的，他用手机照着亮，光在墙壁上晃来晃去，把两个人的影子晃得忽大忽小。沈渡跟在他身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像两颗心脏在同一个胸膛里跳。 门开了。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家具很简单。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上面堆着几件没来得及收的衣服。茶几上放着一杯凉白开——沈渡今天早上倒的，江余没有喝，水还在，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江余把那杯水端起来，放在沈渡手里。 “你倒的，你喝。” 沈渡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里面是今天的日期，是今天的时间，是今天他和江余一起走过的每一步。 杯子空了。江余从他手里拿过杯子，放在茶几上。玻璃碰到木头，发出很轻的一声响，像一个句号。画完了。 沈渡看着江余，江余看着沈渡。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拳头还在，但那个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缩回去了。距离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是不需要了。他们站在一起，很近，近到能感觉到对方呼吸的温度。近到不需要说话，近到不需要看对方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近到一个人伸出手，另一个人就已经把手放在了那里。 江余先动的手。他的手指触到沈渡的领口，解开了第一颗扣子。沈渡没有动。江余解第二颗，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他怎么都控制不住的、像电流一样的震颤。 沈渡握住了他的手。不是阻止，是覆在上面。 “江余。” “嗯。” “你想好了？” 江余抬起头，看着沈渡。他的眼睛很亮，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更硬的、像是等了很久终于等到这一刻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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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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