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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见他，不是替温静等，是替自己问——你为什么要杀她们？她们都是你爱的人。你爱的人，你都杀了。下一个是我吗？ 赵小刀在下午三点打来电话，说在翠屏山公墓找到了白鸢。她一个人坐在温凝的碑前，没有哭，没有说话，就那么坐着。从早上坐到下午，坐到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坐到影子从短变长，坐到她的影子投在温凝的碑上，像一个活着的人靠在了一个死去的人身上。 赵小刀没有上前，远远地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了白鸢也不会听。白鸢来这里不是为了听人说话，是为了听自己说话。她心里有很多话，攒了二十六年，从温静走的那天就开始攒。 她没有人可以说，温鸢不听，温静不在，林秋死了，苏晚也死了。她只能来这里，对着一块石头说。 江余到的时候，白鸢还坐在那里。她的头发比在医院时长了一些，披在肩膀上，被风吹得很乱。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眶很深。她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开衫很大，像是男人的，袖口挽了两道。她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 江余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在温凝的碑前，像两个来上坟的、不认识的人。 但白鸢认识他，他从温鸢的案子里来过很多次，在电视上见过，在报纸上见过，在白鸢的梦里见过。梦里的他和现在不一样，梦里的他穿警服，现在的他穿白衬衫。梦里的他站在很远的地方，现在的他坐在旁边。 “你来找林深。”江余说。 白鸢没有回答。 “他来过这里。在你的病房里。不是昨天，是前天。他来看你，你没有认出他。他的脸换了，声音换了，名字换了。但他的眼睛没有换。浅褐色的，像秋天的落叶，和你姐姐一样，和你姑姑一样，和你自己一样。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谁。” 白鸢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的，顺着她消瘦的脸颊往下流，滑过颧骨，滑过下颌，滑过颈侧，滴在开衫的袖口上。袖口是深灰色的，眼泪滴上去看不出痕迹，但她知道那里湿了。 湿的地方是凉的，凉的里面是她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但不知道该说什么的人留下的温度。 “他说什么了？”白鸢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他说‘对不起’。” 白鸢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颤抖，没有声音。她哭的时候和温鸢一样，没有声音。 温家的女人哭起来都没有声音，不是因为不想让人听见，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她们怎么哭出声音。哭出声音会被人听到，被人听到会被人问“你怎么了”，被人问“你怎么了”就要回答。她们回答不了，她们不知道怎么了，只知道疼。疼到骨头里，疼到说不出话。 江余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柴犬图案的。他把纸巾放在白鸢手边，白鸢没有拿。她把眼泪蹭在袖口上，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尖红红的，脸上全是水。 “他还会来吗？”白鸢问。 江余看着她，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倒映着翠屏山的树影、温凝的碑文、和白鸢的脸。 “不会了。他来看你，是把温家交给你了。温家的女人死了六个，只剩下你一个。你不用替她们活，你替自己活。活到老，活到走不动，活到有一天你来这里，不是坐在碑前哭，是坐在碑前笑。笑给她们看，你活着。温家还有人。” 白鸢看着他，看了很久。 风从山脚下吹上来，穿过树叶，穿过草丛，穿过碑前那枝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换过的、新鲜的鸢尾花。花是紫色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你是陆砚。”白鸢说。 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弹了一下。 “温鸢跟我说的。她说你是她姑姑的儿子，她姑姑是温凝。温凝是你妈妈。你妈妈死了，你爸爸杀了她。你爸爸死了，你妈妈还在。在翠屏山，在这棵树下，在这块碑下面。你来看她了。你来了，她就不孤单了。” 江余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把碑前那枝鸢尾花扶正了。花枝有些歪，他扶了，花就直了。直了的花在风中轻轻摇晃，像一个在点头的人。 沈渡站在山坡下面，靠着那棵老槐树，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看着山上。他的位置没有变过，能看见江余，也能看见周围的一切。 江余不需要他上去的时候，他就在下面等着。等，他不是在等江余下来，是在等风停。风停了，他就能听到江余的声音。江余没有喊他。 但他听到了——不是用耳朵，是用别的什么。也许是用骨头，也许是用血，也许是用那个在七岁时就刻在掌心里的、永远不会消失的“回”字。 江余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沈渡面前。 “白鸢会回去吗？”沈渡问。 “会的。她不是温鸢，她不会走。她会回医院，会吃药，会做治疗，会好起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温家。温家还有人，她是那个人。那个人不能倒。” 沈渡看着江余，伸出手，把他衬衫领口那颗被风吹开的扣子系上了。手指碰到喉结，碰了一下，没有停留。 江余握住他的手，握了两秒，松开。 “走吧。” “去哪？” “回分局。苏晚的案子还没结。林深还没找到。白鸢还没出院。还有很多事要做。” 沈渡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转身，朝停车的方向走去。江余跟在后面。 翠屏山的风从南边来，带着远处什么工厂的气味和河流潮湿的气息。阳光从西边斜射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山坡上，很长很长，像两条黑色的、不会干涸的河流。河流汇入同一片海，海是他们的以后。
第60章 未竟 白鸢回医院的第三天，赵小刀在档案柜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不是她翻出来的，是它自己掉出来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夹在林秋的案卷和温静的案卷之间，露出一个角。 她把那个角抽出来，信封很厚，沉甸甸的，封口用胶水粘得很紧，上面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任何字。她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没有拆，放在江余桌上。 江余拆信封的时候，沈渡站在他旁边。信封里是一沓画纸，折了好几折，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上、折上又打开了无数次。他把画纸一张一张地展开，铺在桌上。不是林秋的空白的脸，不是温鸢的穿白裙子的女人，是另一种画——水彩，颜色很淡，淡到像被水洗过很多遍，快要消失了。画上全是同一个人。 一个女人，短发，圆脸，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不同的地方——树下，河边，窗前，门口。她在每一幅画里都在笑，笑的幅度不同，眼睛弯的弧度不同，嘴角上扬的角度不同，但她确实在笑。不是那种“死的时候在笑”的笑，是真正的、活着的、会呼吸会变化会消失的笑。她活在画里，画在江余桌上。 江余认识这张脸。温静。 最后一幅画，不是水彩，是铅笔素描。画的是一个男人的侧脸，线条很简单，像是没有画完，又像是故意没有画完。男人的下颌线很清晰，鼻梁很高，眉骨的弧度很陡，嘴唇很薄。 他的脸只画了一半，从额头到鼻尖，从鼻尖到嘴唇，从嘴唇到下巴。另一半是空白的，不是没有画，是被擦掉了。橡皮的痕迹还在，纸面上残留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像雾一样的粉末。 画这幅画的人，画了半张脸，擦掉了半张脸。不是因为画错了，是因为不敢画完。画完了，这个人就完整了。完整了，就会出现在她面前。她怕。她等了他二十六年，等得头发白了，眼睛花了，手抖了。她不怕他出现，她怕他出现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他了。 画的右下角，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娟秀，和温鸢素描本里的字迹很像，但更轻、更不确定、像是在发抖。 “林深。你走了二十六年，我画了二十六年。你的脸我画了无数遍，每一遍都不一样。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我只记得你的眼睛。浅褐色的，像秋天的落叶。我画不出来。颜色调不对，水放多了，纸不对，笔不对。都不对。 不是工具不对，是我忘了。我把你忘了。不是故意的，是时间太久，久到你的脸在我脑子里变成了一团雾。我在雾里走了二十六年，走不出来。不是不想出来，是出来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江余把那些画一张一张地收起来，放回信封，封好。信封没有放回档案柜，他放在抽屉里，和那张两个男孩站在树下的照片放在一起。 “温静画了林深二十六年。”江余的声音不大，像在跟自己说话，“林深画了林秋二十六年。他们都在画，画一个不在身边的人。画了二十六年，没有一个人画完。不是画不完，是不敢画完。画完了，那个人就真的不在了。” 沈渡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 苏晚的案子有了新进展。赵小刀调了翠屏路那栋居民楼周边的所有监控，在案发当晚的画面里看到一个人影。不是苏晚，不是任何一个住户，是一个穿着深色连帽衫、戴着口罩、走路时左腿比右腿短一截的人。 步态分析的结果比对上了——和临川栖心疗养中心监控画面里的那个人影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影在413室的走廊里出现过，在温晚跳楼的那天晚上，在温鸢的画被大何从墙上取下来的那天晚上，在裴萧坐在413室门口哭的那天晚上。 他一直都在。在每一个和温家有关的案子里，在每一个雨夜，在每一扇门的后面。他没有名字，没有脸，没有身份。他只有一个特征——左脚落地比右脚重，步幅小两厘米，骨盆代偿性倾斜，脊柱轻微侧弯。 赵小刀把步态分析报告放在江余桌上，又放了一张照片。照片是从监控画面里截取的，模糊，看不清脸，但能看清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左肩比右肩低，左手摆动的幅度比右手小，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歪了、但还没有倒的树。 “这个人，不是林深。”赵小刀的声音有些干涩，“林深的步态是正常的。临川的卷宗里有他的步态分析，三年前，在他‘溺亡’之前，他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做过步态分析。他的左右腿一样长，步幅一致，骨盆没有倾斜。” 江余的手指在照片上停了一下。不是林深。是另一个人。一个从1990年就开始出现在温家每一个案子里的人。 他在温晚跳楼的楼下出现过，在温鸢被捕的现场出现过，在林深“溺亡”的河边出现过，在苏晚坠楼的楼下出现过。他一直在，在每一个温家女人死去的地方。不是凶手，是旁观者。 他看她们死，看她们被杀，看她们从高处坠落，看她们沉入水底，看她们在画里变成空白的脸。他不阻止，不报警，不离开。他站在那里，看着，然后转身走。走了二十六年，从临川走到东城，从1990年走到今天。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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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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