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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渡伸出手，把江余翘起来的头发压下去。压了，又翘了。又压，又翘。第三次的时候江余握住了他的手腕。 “别压了。它要翘就让它翘。” “太乱了。” “乱就乱。又没人看。” “我在看。” 江余看着他。沈渡的眼睛里有血丝，不多，但能看到。他昨晚没有睡，在椅子上坐了一整夜，听着江余的呼吸，看着他翻身、踢被子、把风衣蹬到地上。 他把风衣捡起来，盖回去。江余又蹬了，他又捡。捡了四次，盖了四次。第五次的时候他没有盖，把风衣叠好，放在椅背上。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盖在江余身上。围巾小，盖不住全身，只能盖住肚子。江余的手放在肚子上，围巾盖着他的手。 “你昨晚没睡。”江余说。 “睡了。” “你骗人。” “睡了一会儿。你踢被子的时候我醒了，你盖好被子我又睡了。” 江余看着沈渡的眼睛。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有红血丝，有疲惫，有熬了一整夜的痕迹，但他的瞳孔里有一道光。 不是晨光，是另一种光，更亮，更暖，更像是一个人看到他最想看到的东西时眼睛里才会亮起来的那种光。他看到了江余。江余在他面前，头发翘着，眼睛肿着，嘴角有红印，衬衫皱得像抹布。 江余从沙发上站起来，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地板是凉的，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蹿。他走到窗边，拉开了百叶窗。阳光猛地涌进来，把整间办公室照得像一个金色的、透明的盒子。盒子里有两个人，一张沙发，一把椅子，一个杯子。杯子里的豆浆喝了一半，还有一半，凉了。 沈渡站起来，走到江余身后。两个人站在窗前，面朝街道。街道上的车流开始密了，人行道上有了脚步声，早餐摊的老板在吆喝，油条在锅里滋滋地响。新的一天开始了。 “沈渡。” “嗯。” “你的围巾。” “送你了。” “我不要。你冷。” “我不冷。” 江余转过身，把围巾拿起来，绕在沈渡脖子上。围巾很长，绕了两圈还有余。他把余出来的那一段塞进沈渡的毛衣领口里，手指碰到他的锁骨，碰了一下，没有停留。 沈渡低下头，看着脖子上那条围巾。深灰色的，羊绒的，很软。江余的手指在上面按了一下，按出一个浅浅的凹坑。凹坑在他指腹下慢慢弹回来。 “你晚上还来办公室睡？”江余问。 沈渡看着他。 “你希望我来吗？” 江余没有回答。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把折叠刀。刀柄上的“回”字硌着他的掌纹。 “我的沙发太小了。两个人睡不下。” “我可以坐椅子。” “你坐了一夜椅子，脖子不酸吗？” “不酸。” “你骗人。你的脖子刚才响了一下。” 沈渡看着江余的眼睛。江余的眼睛里有一道光，不是晨光，不是阳光，是另一种光，更亮，更暖，更像是一个人看到他最想看到的东西时眼睛里才会亮起来的那种光。他看到了沈渡。 沈渡在他面前，围着围巾，穿着昨天那件毛衣，毛衣袖口上有一道暗红色的铁锈痕迹。 “搬来住。”江余说。 沈渡的手指在口袋里动了一下。 “我那里有床。够大。两个人睡得下。” 沈渡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买的床？” “昨天。我在网上买的。今晚送到。” 沈渡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握住了江余的手。 “好。” 一个字。很轻，轻到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但江余听到了。他不仅听到了，他还把这个字刻在了骨头里。和“回”刻在一起，和“归”刻在一起，和所有沈渡说过的、他舍不得忘的字刻在一起。 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一道一道的，落在两个人身上。像一把被拆散了的、金色的尺子。尺子量着他们的肩膀、手臂、交握的手指。手指上有一枚戒指，金色的，暗沉沉的，内壁上刻着“陆砚”两个字。 字很小，小到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但沈渡看到了，他看了这枚戒指很多次，从昨天看到今天，从今天看到这个早晨。 豆浆凉了。江余端起来，一口喝完。很甜，凉了也很甜。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口朝下，扣在杯架上。 “走吧。”江余说。 “去哪？” “搬家。先把你的东西从你家搬到我家。” 沈渡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转身，朝门口走去。江余跟在他后面。 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在身后熄灭。楼梯间的灯也是声控的，他们的脚步点亮了一层又一层。 走到一楼的时候，身后所有的灯都灭了，整栋楼陷在一片比夜更深的黑暗里。但外面是白天，阳光从大门涌进来，把整个大厅照得像一个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透明的玻璃盒子。 盒子里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前面的穿着黑色毛衣，围着深灰色围巾。后面的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头发翘着，眼角还有一道红印。他们走出了玻璃盒子，走进了阳光里。 阳光很好。
第67章 搬家 沈渡的东西少得不像一个活了快三十年的人。一个行李箱，半箱是书，半箱是衣服。 书摞得整整齐齐，书脊朝外，按高矮排好了顺序。衣服叠得四四方方，棱角分明，像一块一块被切好的豆腐。 没有相框，没有纪念品，没有任何一样多余的东西。他活得像是随时准备离开，把所有的行李压缩进一只箱子，把所有的痕迹压缩进一只箱子，把他自己压缩进一只箱子。江余站在旁边，看着那只箱子，看了很久。 “你就这么点东西？” “够用了。” “你以前的照片呢？你小时候的照片呢？” 沈渡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江余手心里。一张照片，两个男孩站在一棵树下，穿着白衬衫的拿着花，穿着深蓝色短裤的什么都没有。 照片的边角已经磨白了，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上、折上又打开了无数次。沈渡把它放在内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他不需要相框，不需要影集，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 他只需要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有他的全部——翠屏山，那棵树，那朵花，还有那个按下快门的女人。她没有入镜，但她的笑在风里，在光里，在照片的每一个像素里。 江余把照片翻过来。背面那行稚嫩的铅笔字还在——“陆砚和沈渡。1990年夏。翠屏山。”旁边多了一行新的字，墨迹很新，像是刚写上去的，字迹是沈渡的，工整，有力，收笔干净——“回来了。” 江余把照片放回沈渡手里。“这张照片，放在我那里。”沈渡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把照片放回风衣内袋，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提着箱子走到了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这间屋子一眼。 屋子不大，三十来平，一室一厅，家具很少，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窗帘是房东配的，深蓝色的，很旧了，边角起了毛。他在这里住了三年，从临川调到东城的那天就住进来了。 三年里他没有添过一样东西，没有换过窗帘，没有在墙上钉过一颗钉子。他像一个住在旅馆里的人，随时准备退房，随时准备离开，随时准备去下一个地方。今天他退房了。不是离开，是搬。搬去江余那里。江余那里不是旅馆，是他的家。 江余把车停在楼下了，是一辆白色的轿车，不是沈渡那辆深灰色的SUV。他的车送去保养了，借了赵小刀的车。 赵小刀的车很干净，仪表台上放着一个摇头晃脑的太阳能小黄鸭，鸭子的脑袋在阳光下一点一点的，像在打瞌睡。沈渡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关上，拍了拍手上的灰。 “你的车什么时候取？” “明天。” “那我明天送你。” “不用。我自己开。” “你的车送去保养了。你没有车。” “我打车。” “我送你。” 沈渡看着他。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江余脸上投下一片一片细碎的、金色的光斑。他的头发还是翘着的，衬衫还是皱的，但那枚戒指在他无名指上反着光，金色的，暗沉沉的。 “好。” 江余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沈渡坐在副驾驶。小黄鸭的脑袋在仪表台上一点一点的，像在给他们指路。车子发动了，驶出小区大门，汇入主路。 从沈渡的住处到江余的住处，开车二十五分钟。这二十五分钟里他们没有说话。没有说话的必要。两个人在这座城市里各住各的住了三个月，从秋天住到冬天。今天他们不住各的了。今天他们住一起。 江余住在城东一条安静的巷子里，老小区。楼梯间的声控灯是坏的，他用手电筒照着亮，光在墙壁上晃来晃去。沈渡提着行李箱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像两颗心脏在不同的胸膛里跳着同一个节奏。六楼，左边那户。 门是深褐色的，门上新贴了一个“福”字，红色的，倒着的，是沈渡上次来的时候贴的。江余不会贴这个，他不知道“福”字要倒着贴，也不知道过年要贴春联。 沈渡贴的时候他没有帮忙，站在旁边看，看着沈渡把胶带剪成一小段一小段，贴在“福”字的四角，然后踩上椅子，把它按在门板的正中央。 他按了很久，久到江余以为他要把那个“福”字按进门板里。他下来了，江余问他“你贴那么紧干什么”，他说“怕掉了”。怕掉了。掉了就没了。没了就不吉利了。不吉利了他会再贴一个。他口袋里还有一张，叠成小方块，放在风衣内袋里，和照片、纸巾、钥匙放在一起。 江余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比他刚才离开的那间大一些。客厅里有一张旧沙发，是他从上一个租客手里买下来的，沙发布是深灰色的，上面搭着一条浅蓝色的毯子。茶几上放着一杯凉白开，是他今天早上倒的。他没有喝，等沈渡来喝。 沈渡把行李箱提进来，靠在玄关的墙边。他站在客厅中央，四下看了一圈——沙发，茶几，电视柜，电视柜上放着一盆绿萝，绿萝的叶子有些黄了。 厨房在进门右手边，很小，只能站一个人。灶台上放着一口崭新的铁锅，锅把上还挂着标签。沈渡走过去，把标签扯下来，揉了揉，扔进垃圾桶。 “你买锅了？” “嗯。昨天买的。” “你不是不会做饭吗？” “学。” 沈渡看着那口锅。铁锅，黑色的，很重。江余的手腕那么细，端得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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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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