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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中野看向我，问道：“喂，渡边，你在少年院里一直没有写悔过书吧。现在呢？你后悔了吗？” “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中野愕然片刻，笑道：“答得比在少年院里还快啊。” 分别时，我跟中野交换了手机号码。出院后换的新手机里，通讯簿暂时只有四个名字，分别是里见医生，阿部先生，中野，还有我父亲。 帮我找工作的时候，里见医生曾经问过我父母的态度，知道母亲远在国外，父亲又一直没有联络后，还宽慰我说也许父亲还不知道我出院的消息，我应该主动联络他。其实，父亲应该是早就知道了。哪怕没有关注少年院的信息，看家里的电费账单也能明白。不过，父亲很擅长装糊涂，他不想知道的时候，是没办法告诉他任何事的。 在少年院时，我有时候会思考，父子关系意味着什么。据说我擅长料理这一点是遗传了父亲的天赋，但我从未见过父亲做饭。他认为进厨房有损男子气度，也不乐见我下厨，经常教训我不要做母亲的活。如果母亲听到这话，则会反驳说自己也要工作没有时间，又反过来责怪父亲工作懈怠薪水太低。二人常常就此吵起来。到后来，我已经习惯他们的争执，只要见到父亲和母亲共处一室，便会带着渡边星躲到房间里去。 父亲只跟母亲吵架，很少与我起冲突。念小学时，我觉得父亲脾气很好，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总惹他生气，后来才意识到，父亲只是更擅长粉饰太平。他很在乎面子，不吝于撒谎以维持自己的形象。有时我想，他或许是真的相信也说不定。毕竟自欺欺人，先要骗过自己，才能骗过别人。 英语里说如父如子，我揽镜自照，不敢断言有几分相似。 像母亲的地方倒是有，主要在样貌上。我和渡边星的面部轮廓都与母亲相似，渡边星继承了母亲微微上翘的嘴唇弧度，我则生着一双很像母亲的眼睛。 至于性格，我说不上来。母亲的形象在我眼里是矛盾的。在我勉强有记忆的幼儿时代，她性格温柔，总是带着笑意，喜欢烹饪，擅长家务，对待我和父亲有无穷的耐心。后来一切都变了。工作后，母亲换上了职场的套裙，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挽起来，妆容凌厉，跟过去的照片判若两人，性格也变得雷厉风行。 说着要重新出去工作，就在做了七年家庭主妇之后毅然重入职场；说着要离婚，就押着心不甘情不愿的父亲硬是签下了离婚协议；说要去巴西，就在只会用西班牙语说你好再见的时候飞去南美洲。母亲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我不知道。或许单纯是一种失望。渡边星的降生让她对父亲失望，而我的入院让她对整个家失望。在失去所有指望之后，便只好指望自己。 如果我也失去所有指望，会做出什么事呢？ 晚慧之人（六）
第六章 四季之中，我最讨厌夏天。蚊虫拍打翅膀的嗡嗡声很讨厌，长跑后黏腻的汗水很讨厌，不得不换上短裤短袖，将更多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的感觉也很讨厌。金泽的夏天虽然不算太热，但总是沉闷而漫长，连带着人都精神不起来。 记得信也是夏天开始收到的。 那天，阿部先生来巡店了。店里没有客人，他大大咧咧地靠着小推车跟我聊天：“最近没有干劲啊，是夏天太热了吗？” 我一边把冷饮从小推车摆上冰柜，一边回答道：“不，是因为阿部先生挡路了。” 阿部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小推车收进储物间，回到柜台后。搭班的店员藤泽小姐正在准备炸物。她提起过自己是金泽短大的学生，我便一边帮忙一边问起了短大的事。 念短期大学的想法是上个月与里见医生见面时萌生的。假释期间，必须有合适的理由才能长期离开居住地。念书是这些理由里最容易的一个。少年院的经历不影响短期大学的录取，招生考试也比普通大学简单很多。我打算一边打工攒学费，一边复习备考。明年入学的话，时间上刚好，只是不知道该报考哪所学校。 “欸，不过在金泽念的话只有金泽短大一个选择吧？还是说渡边君想去别的城市？”藤泽小姐问道。 “嗯，想去京都。”我回答道。 阿部先生听着我们聊天，在旁边感慨说：“年轻人就是好，只要想念书，什么时候都可以重新出发啊。像我这样的年纪，早就学不下去了。” 藤泽小姐脱下手套，对阿部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我们营养学班上有比阿部先生年纪还大的学生呢。” 她走向邮箱，准备整理寄到店里的货单和信件，我则接手了柜台的清洁工作。阿部先生还在试图跟我争辩他这个年纪到底能不能继续念书的时候，藤泽小姐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阿部先生与我循声望去，她手里是一封信。纯白色的信封上没有邮戳也没有落款，只有一行淋漓的红色字迹： 这里有杀人犯。 这样的信一连收了数天。店员们人心惶惶，不时有人提出要报警，都被阿部先生否决了。阿部先生坚称这是恶作剧，自己亲自动手，把邮箱从店的侧面改装到了正面入口处店员能看到的地方。这一措施卓有成效，次日果然没有再收到信。 那天刚好又是我和藤泽君当值。接班的店员迟到了几分钟，进店时行色匆匆。我从货架间走出来，向他打招呼，他却像见鬼似的，几乎叫出了声。藤泽君问他怎么了，他支支吾吾，看向店外。我心有所感，推门而出，便见到了那个女人。 她站在便利店门口，头发盘起，后颈上汗水岑岑，不知在烈日下站了多久。她穿一身黑色正装，黑色高跟鞋在脚后跟磨出了轻微的血迹。她的手中高举一张报纸大小的标牌。那标牌似乎很沉，她不时换手，调节重心。标牌背面的字迹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只剩配色依稀可辨，是县级长跑资格赛的入场式标志。 我越过她，转到她面前。她正专注地对一个过路的女孩说话，没有注意到我。那张标牌支在她的肩膀上，像某种猛兽的头颅。标牌正面对半分隔开，各蒙着一张纸。左侧是一张高中证件照，黑白打印，照片上的人笑得很灿烂。我过了片刻才意识到那是我。右侧的白纸上，用显眼的红色写了两行字： 这里的店员是杀人犯。 他杀了我的儿子。 藤泽君通知了阿部先生，阿部先生当机立断报了警。警察到场后，没收了那张标牌，又把一之濑的母亲带回警局教育。在那之后，她便不再举牌了，但还是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便利店前。她拦住路过的顾客和来上班的店员，客气有礼地微笑说，不好意思耽误您的时间了，我想要告知您一件事：这家店雇佣了杀人犯。 阿部先生焦头烂额，让我先停工回家，避避风头。他后来又报警几次，但无甚成效。警察能做的也不多，哪怕当场将她劝离，第二天她又会风雨无阻地回来。便利店基本陷入了停工状态，不要说顾客，连店员们都纷纷请假，已经有人提出了辞职。 一周后，阿部先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来便利店跟他谈谈。他特意叮嘱我从后门进来。 我抵达时，店里门可罗雀，柜台后只有愁眉不展的阿部先生。他叹着气给我结算了薪酬。递过来工资信的时候，阿部先生对我说抱歉。其实阿部先生已经很偏袒我了。是我该向他道歉才是。 我从后门离开，又绕到了店前的路口。一之濑的母亲仍在那里。她穿着同一身黑色正装，妆容在烈日下被汗水晕开。 我在家庭裁判所见过她。是她坚持给昏迷不醒、脑活动接近于零的一之濑继续治疗，也是她拒绝了渡边家提出的一切民事赔偿。我记得三年前她站在证人席上，用梦呓一样轻柔的声音说，暑训前一周是一之濑的十七岁生日，她给一之濑买了一双新的跑鞋，一之濑非常高兴。一之濑说妈妈，我一定会穿着这双鞋跑进箱根驿传。 现在她老了。 我向她走去。四下无人，她很快注意到我，扬起了礼貌的笑容。我摘下遮阳帽，她的笑僵在了脸上。我想她认出了我。 我向她微鞠一躬。 “杀人犯。”她说。她说得很平静，好像在跟我打招呼，好像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已经辞职了。”我说，“请您不要妨碍别人工作。” 她紧紧地盯着我：“你会下地狱的。” 我朝她又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 次月，与假释监护人里见医生见面时，我提起这件事，里见医生说已经从阿部先生那里听说了。 “少年院希望涉及命案的院生取得受害者谅解，也是为了不发生这样的事情。”里见医生感慨道，“虽然少年犯的身份隐私受法律保护，但毕竟住在同一座城市，一旦遇到，很容易事态升级。除了报警没什么解决的办法。唉，哪怕报警也很难解决啊。” 里见医生建议我重新找一份工作。他愿意继续帮我介绍新岗位，而我自己这边，有便利店的工作经历和阿部先生的推荐信，找新工作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困难。 “总之还是要尽快向对方道歉。”里见医生说，“虽然这样讨论过于功利……如果真的起了冲突，决定假释结束时会参考相关的悔罪表现的。” 我谢过里见医生，说还想再考虑一下。 回家之后，我发了很久的呆。我难以抑制地想念渡边星，又庆幸他此刻不在这里。看中的几所京都短大的报考指南都在桌子上，封面上的金阁寺美轮美奂。为了去见渡边星，我可以重新学一遍讨厌的高中数学，为什么不能写一封道歉信呢？ 我从储物柜里找出来了纸笔。纸是父亲还住在这里时，写奠仪用的和纸。我写上抬头：“致一之濑女士”，然后又写：“谨呈歉意”。“歉意”两个字写得太草率，我搁笔打量片刻，想要删改，却不知如何下笔。 我没有歉意。 少年院的教官对我们这些涉及命案的暴力犯进行悔罪教育时，曾经让我们想象受害者的一天。这对我来说很容易。一之濑高行与我同校同年，同在长跑队，我们相似到想象他的生活仅仅需要一些回忆。 教官说正是如此。他与你在学校的轨迹几乎重合，你们都是普通的高中生而已。设身处地，倘使稍有口角，便有人中断你的生命，扼杀你的未来，这何其可怖？ 是一之濑自己的错，我回答说。如果我像他一样做下错事，我甘愿受到惩罚。 教官说，不论什么样的惩罚都只能由法律执行，尤其是死亡。死亡是最残忍的事，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你们之间或许有过误会与过节，但那都属于过去。在将来，他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与你冰释前嫌。暴力行为扼杀的是这种美好的可能性。你难道不为之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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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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