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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后的推土机发出轰鸣声，慢慢将坑旁边的土推下去，一层层地埋住这些动物的尸体。 一个年轻的摄像师走了过来，木然地举起手里的摄影机，似乎想要把这个场景给拍下来。 奥列格马上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别着急，我们要拍的是这个——” 摄影机换了个角度，对准了推土机上的司机，那个司机停了下来，手里拿了一张最新的《真理报》，报纸上黑色加粗的字体写着戈尔巴乔夫的演说语录——“一切都控制下来了，国家不会抛弃人民！” 在他们拍摄的时候，阿列克谢注意到，不远处一个废弃的屋子旁的灌木丛中，隐隐约约有个身影在晃动，看上去像一头小牛。他轻手轻脚地慢慢走近，那个身影逐渐显现出来——那是一头还未长角的幼年驼鹿。 那头小驼鹿警惕地盯着他，身上还在不停地发抖。阿列克谢这才发现，它那还未发育完全的腿上带着一片没有愈合的伤口。 怕惊扰到面前的生物，阿列克谢停留在了原地，没有多余的动作。小驼鹿试探性地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湿漉漉的眼睛望向了阿列克谢，在确定他手上没有猎枪后，撒开腿一瘸一拐地奔向了茂密的森林里。 奥列格突然扯开嗓子大喊阿列克谢的名字，他如梦初醒般转过身往回走。汽车重新启动，向核电站的方向开去。 他们和事故清理员一起住在了一栋宿舍楼里。那栋楼本来是给核电站的值班人员住的，现如今却住满了事故处理人员。张贴在墙体上红得发黑的横幅上，原本用来激励人心的白色标语已经看不清了，破裂的布条在风里有气无力地摆动着。 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雨停后，天空泛着深海般的蓝色，阿列克谢走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他看到宿舍楼下散落着几只乌鸦的尸体，那些鸟儿乌黑发亮的羽毛湿漉漉的，死气沉沉的眼睛半睁着望向天空。 “我们的记者朋友，”奥列格突然出现在阿列克谢身后，“你观察到这里的辐射指数了吗？” 阿列克谢看了看手上的辐射计，“我每到一个地方就记下一组数字。”他掏出怀里的记事本，将它递给奥列格。 奥列格翻开本子，快速浏览了里面的内容后，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随后笑着把本子还给阿列克谢。 “安德列夫同志，你还是没有明白，记者的首要任务不是记录，而是把一个早就拟定好的故事讲得逼真一些。至于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奥列格伸手指了指上方，“他们知道就行，轮不到我们关心。” 他用力拍了拍阿列克谢的后背，“早点休息吧，明天有个书记要来检查呢，他们正在加紧给土路铺上柏油。拍完这个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要打好精神。” 阿列克谢翻开笔记本，看见里面他记录下的辐射指数全部被涂改掉了，留下了一组更低许多的数字。 —— 往后的好几天，阿列克谢都住在这栋宿舍里。那些清理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跟阿列克谢差不多大，有几个甚至比他还要小。他们经常在工作完成后邀请阿列克谢和他们一起喝伏特加聊天。 “伏特加能消解辐射！”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摄像师给阿列克谢拍了许多照片，照片里他将用来测量环境、而非单件物品的辐射计靠近农户刚挤出来的牛奶、刚烤好的蛋糕、生鸡蛋等物品，辐射计的指数稳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这些照片会被刊登在报纸上，出现在电视里，用来哄骗民众——这里的一切安全得很，不要听信西方的谣言。 他们走过一个个空荡荡的村庄，一些老年人不愿听信劝告，坚持留在他们荒凉的房子里，紧紧抱着养的猫狗，警惕每一个路过的人，生怕被强行带离自己的家园。许多房子都被闯进隔离区的流浪汉洗劫一空，门窗大开，玻璃碎片掉落一地，屋子里不剩下任何值钱的物品。 “什么时候会允许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回去？”阿列克谢担心地问。 奥列格耸耸肩，“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就让人们回去收拾东西，但你要说回去住的话，”他摇了摇头，“不清楚。” 一周后，阿列克谢返回基辅，他没有机会回到普里皮亚季的公寓。他在基辅看望了父亲，留下来写了几天稿件，所有他写的东西都在交给奥列格一一过目后，连带着拍摄的照片一起寄给莫斯科。 阿列克谢没有马上回到莫斯科，因为没有机会在笔记本上进行记录，他只能用大脑记住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所以一回到基辅，有了自己独处的空间和时间后，他就立刻开始将记忆里的场景诉诸纸面。 他把偷偷写好的文章带在身上，一到莫斯科后就去见了加林娜，把所有稿件都交给她，由她去负责发表。 将一切事情办妥后，阿列克谢躺在公寓的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一醒来他就接到了加林娜的电话。 “文章反响特别好，有一些国外的记者注意到了你的文章，一些国内的独立出版社也想要联系我们，但我全部拒绝了。”加林娜兴奋地说，但她马上语气一转，压低声音道：“阿列克谢，虽说我删去了很多可能会暴露你信息的内容，但为了安全起见，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要再联系，你也不要再写这些会让你陷入危险的文章了。” 阿列克谢还没来得及应答，加林娜突然问道：“你是不是有一个在第六医院接受治疗的核工程师朋友？” “是——怎么了吗？” “你最近不要去看望他了，这对你们都好。近几天克格勃像乌鸦一样围着那些可怜的、奄奄一息的病人，他们打算把这起事故的所有罪责都推到当晚值班的工作人员头上，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既能堵住西方媒体的接连的问题，又能给群众一个交代。” “他们会怎样？”阿列克谢皱着眉问道。 “从医院里活着出来的话，可能会被检控。”加林娜回答，“至于后续如何，就要看他们有多仁慈了。” 电话很快被挂断了，阿列克谢木讷地坐在床上，他的心中拂过一丝莫名的不宁，这种感觉让他整日坐立不安。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按照加林娜说的那样，没有去医院看望瓦列里，也没有经常出门，甚至照常完成《苏维埃新闻》下发的任务。 没过几天，阿列克谢在凌晨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声音很小，他辨认了许久才听出来电的人是加林娜。 “我们杂志社被人举报了。” “你还好吗？”阿列克谢焦急地问。 “我在街头的一个电话亭给你打的电话。可以看出来现在他们还在审查阶段，不会立刻有什么举动，杂志社之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但是——”加林娜叹了口气，“他们很明显这次是奔着你来的，只是目前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伊戈尔·普拉霍弗是你——你现在很危险。” 阿列克谢感到喉头一紧，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应该立刻离开苏联，在他们发现你、并批捕你之前。这中间还有一些时间。” “有什么办法吗？”阿列克谢问道。 “合法的方法看上去是不行了，审批要等几个月。我在波兰有认识的人，他住在乌克兰和波兰的边境。我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你，他可以设法帮你从乌克兰穿过边境，到波兰之后，你想要去别的国家会更容易——你在国外有适合的落脚地吗？” “法国。”阿列克谢立刻说道，但很快他就心虚起来，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国家和他之间已经没有太多关联了，他的法语也生疏很多。 “很好，你现在记住我接下来念给你的地址和人名。”加林娜接着念了一串字母和数字，阿列克谢认真地将它们记在纸上，“他叫马雷克·诺瓦克，脸上有一块圆形的胎记，很好辨认，我也会发电报告知他。” “你不一起走吗？你也会被牵连。” “不，阿列克谢，这几年里我经历了好几次类似的事情，《信鸽》之前也不叫《信鸽》——你要相信我。”加林娜轻声说道，她的声音带着一些无奈。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加林娜的声音又重新出现了。 “对不起……阿列克谢，真的很抱歉。”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是阿列克谢第一次听到她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我不应该把你拖入泥潭的，你本来应该是一个可以光鲜亮丽地出现在各大新闻上的人，你很优秀，我毁了你……” “请不要这么说——” “这次举报杂志社的一定不是个普通人，不然他们不会注意到这些报道，也不会这么快找上门来，也有可能是我们早就被盯上了，只是这次事故事关重大，所以他们出手了。” “请不要自责，没有你就不会有伊戈尔·普拉霍弗，我很感谢这个笔名给我带来的自由。我从给《信鸽》供稿开始就清楚一切可能的后果，我心甘情愿冒着风险与你合作，也很感谢这几年来你给予的帮助。”阿列克谢郑重认真地说，“我会平安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信鸽》也会一直创办下去。” “明天你就出发，不要带太多东西，不要再联系我。”加林娜收拾好情绪，用着一贯正经的口吻嘱咐道。 电话立刻被挂断了，阿列克谢来不及思考，他马上趁着夜色收拾起了东西。 天刚亮的时候，阿列克谢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谎称自己被报社秘密派去法国工作一段时间，他叮嘱父亲，在这期间如果有人问起他的去向，就回答说不知道。他还问起了在法国居住的姨妈，那个和母亲拥有同一个姓氏、比母亲大几岁的女人，他记得她叫凯瑟琳·杜弗雷纳。上一次和凯瑟琳·杜弗雷纳见面还是在母亲的葬礼上。父亲给了阿列克谢很多年前凯瑟琳给他的妻子寄信时留下的法国地址，如果这个地址还有效的话，阿列克谢也许有机会能拜访她。 就在阿列克谢准备带着行李去车站的时候，公寓里的电话再次响起，他以为是加林娜，立刻拿起听筒。 “阿列克谢？”听筒里传来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是瓦列里。 “医院里不是不允许患者通电话吗？你是怎么打电话过来的？” “我自有办法。”瓦列里低声回答道，“你现在还好吗？” “嗯……我最近有工作在身，可能没有办法去看望你，你现在情况如何？” “医生在商量有必要给我截肢，我的左臂骨骼已经被辐射侵蚀，这条胳膊大概率是保不住了。”瓦列里说道，他的声音听上去没有丝毫起伏，仿佛正在宣读一个与他无关的人的命运。 阿列克谢呆愣地捏着听筒，对刚刚听到的话感到不可置信。 “不用担心，也许摆脱这条让人疼痛得不得安眠的手臂，我的情况会好很多。”瓦列里淡然地说，“你最近有听到安格琳娜·谢甫琴科的消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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