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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阻止，因为他阻止不了。 他没有证据，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他只有一套公寓、一辆车、一个U盘，和几个人。 杨博文、陈思罕、张桂源、张函瑞、陈浚铭。 就这些。 但有时候，“就这些”已经够了。 杨博文在律所里夜以继日地整理证据。 他把U盘里的财务数据一份一份地核对，把陈慧兰的口述记录一字一句地整理，把左明德生前留下的那些旧文件一页一页地扫描。 他开始起草诉状，措辞严谨，逻辑严密，每一个论点都有证据支撑，每一条证据都有法律依据。 陈思罕在大学里一边上课一边收集资料。 他利用学校的数据库，查到了左明远名下所有壳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绘制出了一张完整的股权结构图。 这张图比之前那张更详细，更精确，每一条线都标明了持股比例、控制关系和资金流向。 张桂源在公司里暗中收集证据。 他找到了当年经手那笔拆借的所有内部文件，包括审批单、合同、银行回单，以及一份被遗忘在档案柜底层的、周建国亲笔签名的承诺函。 这份承诺函上写着：“本公司承诺，本次拆借资金仅用于正常经营活动，不涉及任何违法违规用途。”落款是周建国的签名和恒远实业的公章。 张桂源把这封信复印了三份，一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份寄给了杨博文，一份存在银行的私人保管箱里。 张函瑞在画室里画了一幅新画。画的是一片海，夜晚的海，海面上有一轮月亮。 月亮是碎的，碎成了无数块银白色的碎片，散落在黑色的水面上，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 画的右下角，他用铅笔写了一行很小的字：“月亮，会照亮每一个抬头看他的人。” 陈浚铭住在左奇函的公寓里，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他没有再见过陈建国，也没有再收到任何来自那个人的消息。但他知道，那个人还在某个地方，也许在等，也许在找，也许已经放弃了。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再见到他，但他确定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他的哥哥是杨博文。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两个月后，杨博文提交了诉状。 被告是左明远。案由是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伪造文件、以及涉嫌故意杀人。 最后一项指控没有直接证据，但杨博文在诉状中写道：“被告在受害人左明德死亡前曾对其进行威胁，有证人证言为证。被告在受害人宋晚晴死亡前曾与其单独接触，有监控录像为证。两起死亡事件发生在被告与受害人发生冲突后的短时间内，且存在共同的异常特征——关键证据被销毁、关键证人失踪、关键环节存在人为干预的痕迹。综合全案证据，被告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这份诉状，杨博文写了整整一个月。 他改了十七稿，每一稿都拿给左奇函看，拿给陈思罕看，拿给他信得过的同事看。 他推敲每一个词，斟酌每一个标点，确保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被对方律师抓住把柄。 提交诉状的那天，他站在法院门口，手里拿着那份厚厚的文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天很蓝，风很轻，阳光很好。 他低下头，看着文件封面上“左明远”三个字，看了几秒。 然后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左明远收到传票的那天，左奇函正在老宅的院子里，坐在那把竹椅上。 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摇摇欲坠，像迟暮的美人，勉强维持着最后的体面。 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冠落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 左明远从大门走进来，手里拿着那张传票。他走到左奇函面前，把传票举到他眼前。 “你的杰作？”他的声音很平，平到听不出任何情绪。 左奇函抬起头，看着他。 “是杨博文的杰作。”左奇函说，“我只是提供了材料。” 左明远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和以前不一样。 不是似笑非笑的、恰到好处的弧度，而是一个真正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某种近乎疯狂的笑。 “你以为你们能赢？”左明远把传票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你以为就凭这些东西，能把我送进去？” “能。”左奇函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左明远看着他，笑容慢慢地消失了。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左奇函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冰冷的、毫无温度的、像蛇一样的平静。 “奇函，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左明远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 “撤诉。放弃继承人的位置。离开左家。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你可以和你的律师男朋友去任何地方，过任何你们想过的生活。” 他顿了一下。 “如果不撤——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都会出事。” 左奇函从竹椅上站了起来。 他比左明远高半个头，当他站直的时候，左明远不得不微微仰头才能看着他的眼睛。 “小叔，”左奇函说，“您在威胁我？” “我在提醒你。”
第87章 胜诉 “小叔，”左奇函说，“您在威胁我？” “我在提醒你。” “那我也提醒您一件事。” 左奇函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 “杨博文的诉状里，有一项指控是涉嫌故意杀人。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项指控成立，您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左明远看着他，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您今晚可能睡不着了。”左奇函说，“从今天开始，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了。因为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他转身，走向大门。 “左奇函。”左明远在身后叫住了他。 左奇函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妈临终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左奇函的手指攥紧了。 “她说——‘放过奇函。’”左明远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回荡，像某种古老的、不祥的咒语， “她求我放过你。” 左奇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风从老槐树的枝桠间穿过，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我没有答应她。”左明远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求我的时候，太晚了。” 左奇函走出大门。 他没有回头。 开庭的日子定在了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 陈慧兰从看守所被转移到了医院。 她的身体状况恶化得很快，长期的关押和精神压力让她的免疫系统几乎崩溃。 医生说她需要住院治疗，否则可能撑不到开庭。杨博文为她申请了取保候审，理由是“被告人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羁押，且其作为案件关键证人，需要接受治疗以确保证人能力”。 法院批准了。陈薇娅在医院见到母亲的时候，哭了很久。 周建国被警方控制了。张桂源提供的那份承诺函成了关键证据——周建国在承诺函上的签名和他在其他文件上的签名不一致，笔迹鉴定确认这份承诺函是伪造的。 周建国在审讯中供出了左明远，但很快又翻供了。他说自己是被逼的，说那些话是警察让他说的，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翻供之前说的那些话，已经被记录在案了。 孙强失踪了。左明远的司机，那个在陈思罕学校门口出现过的、在图书馆里坐了三排的、在私人会所门口被陈思远的镜头捕捉到的孙强，在警方传唤他的前一天消失了。 他的手机打不通，家里没有人，车子停在车库里，但人不见了。左明远说他不知道孙强去了哪里，说孙强只是他的司机，说他对孙强的私生活一无所知。 左明远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三个律师，每一个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赫赫有名。 他们在开庭前提交了三十多页的答辩状，逐条驳斥杨博文的指控，称其为“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中伤的、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 杨博文看到那份答辩状的时候，笑了。不是苦笑，是一种——终于等到对手出招了的、带着某种释然的笑。 “他们急了。”他对左奇函说，“答辩状写得越长，说明他们越慌。一个心里没鬼的人，不会请三个律师，不会写三十页答辩状，不会在开庭前一个月就开始放风说对方‘诬告’。” 左奇函坐在他旁边，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 “你有把握吗？”他问。 杨博文沉默了一会儿。 “有。”他说，“但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法庭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证人可能翻供，证据可能被质疑，法官可能有偏见。我能做的，就是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了。” 他转过头，看着左奇函。 “剩下的事，交给法律。” 左奇函看着他，看了很久。 “杨博文，”他说，“不管结果如何——” “我知道。”杨博文打断了他，“你不用说。” 两个人坐在律所的办公室里，窗外的城市在夜色中闪烁着万家灯火。二十三层的高度，让他们离那些灯火很远，离天空很近。 天空中没有月亮，只有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云，像一床没有盖严的被子。 左奇函放下咖啡杯，伸出手，握住了杨博文的手。 杨博文的手是凉的，他的掌心是热的。热和凉贴在一起，像两条汇合的河流，在黑暗中无声地流淌。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开庭。 法院门口挤满了记者。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太大了——左家，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它的核心成员站在了被告席上，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伪造文件、涉嫌故意杀人。 无论结果如何，这都将成为这座城市商业史上最轰动的案件之一。 左奇函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走进了法院的大门。杨博文走在他身边，手里提着那个装满了案卷材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很重，重到杨博文的肩膀微微倾斜，但他的步伐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张桂源、张函瑞、陈思罕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 张桂源的手攥着膝盖，指节泛白；张函瑞坐在他旁边，表情平静，但目光一直追随着杨博文的背影；陈思罕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已经写了十几页，字迹工整，密密麻麻。 陈薇娅坐在第二排，旁边是她的母亲陈慧兰。 陈慧兰穿着医院的衣服，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外套，脸色苍白，但眼睛是亮的——那种亮，是烧到最后的那一点火苗的亮，风一吹就会灭，但风还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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