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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说“你起来吃点东西”,没有说“你不能这样”,没有说任何那些正确但无用的话。 他只是走到床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像一根金色的针。 “杨博文没死。”张桂源说,“你说他没死,我就信你。但他没死,你也不能把自己弄死。你死了,他回来的时候谁给他开门?” 左奇函的眼睛动了一下。张桂源把吃的放在床头柜上,把用的放在椅子上,然后走了。走之前他说:“明天我还来。你要是不开门,我就自己进来。” 左奇函没有说话。但那天晚上,他坐起来,喝了半杯水,吃了两口面包。面包是干的,嚼在嘴里像沙子。但他咽下去了。 第五天的时候,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出了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杨博文的律所楼下。 二十三层,那扇窗户黑着。灯没有亮。也许再也不会亮了。 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扇黑着的窗户,看了很久。路过的行人偶尔看他一眼,以为他在等人。 他确实在等人。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一个月,左奇函开始整理杨博文留下的东西。 杨博文的出租屋里,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搬走了,只剩下一些带不走的、或者不想带的。 左奇函每个月来一次,打扫卫生,开窗通风,换掉冰箱里过期的食物。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看到他就叹气,说“小伙子,你也该往前看了”。左奇函笑了笑,没有说话。 往前看。往哪里看? 抽屉里的那本日记,他是在第二个月发现的。 那天他打扫完卫生,坐在书桌前休息,手指无意识地在抽屉边缘摩挲。 他拉开抽屉,看到了那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打开,黑色封面的笔记本,边角卷起,纸页泛黄。 他翻开第一页——“今天,又见到他了。心跳比鼓点还快。” 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日期,只有一行字:“他今天哭了。因为我。我不想让他哭。我想让他笑。但我不太会笑。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喜欢他?他不知道。我喜欢他。比他想的,多很多。很多很多。” 左奇函抱着那本日记,在书桌前坐了一整个下午。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从这头移到那头,照在他的身上,照在他怀里的日记上,照在地板上那些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泪痕上。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不是杨博文爱他,是杨博文爱了他很久。比他以为的久,比他以为的深,比他以为的真。 那些年,杨博文在走廊里说的“借过”,在操场上假装路过,不是不在意,是太在意了。 在意到不敢靠近,在意到把所有的心动都写在日记里、藏在抽屉最深处,在意到用十二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可是那又怎样?那个写这本日记的人,不在了。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远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甚至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本日记,记不记得那些字,记不记得他。 左奇函把那本日记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会拿出来翻一页,读一行。不是因为他需要提醒自己杨博文爱他,是因为那些字让他觉得杨博文还在。 在字里行间,在那些褪色的、有些模糊的、但依然清晰的笔迹里。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三个月,左奇函开始去杨博文姥姥的坟前。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 他从来没见过杨博文的姥姥,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和杨博文还没有在一起。 他只是听杨博文提起过——说她喜欢看月亮,说她会在夏天的晚上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月亮今天好圆”,说她走的那天晚上,月亮也很圆,很亮,像一个很大的、很亮的、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左奇函第一次去的时候,带了一束白色的菊花。他把花放在墓碑前,坐在石阶上,仰头看着天空。 天还没黑,月亮还没出来。他坐了很久,久到天黑了,月亮出来了。 不是很圆,但很亮,照在柏树的叶子上,照在墓碑上,照在他身上。 他想起杨博文说过的话——“姥姥说,以后她不在了,我想她的时候,就看看月亮。她就在月亮里。” “姥姥说,要和爱的人一起看月亮。” “左奇函,我想和你一起看月亮。” 他不知道杨博文现在看不看月亮。 瑞士的月亮,和这里的月亮,是同一个吗?他在月亮里,能看到杨博文吗? 杨博文在月亮里,能看到他吗?他坐在那里,看了很久的月亮。 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姥姥,我是左奇函。杨博文喜欢的那个人。他现在不记得我了,但我在等他。您帮我看着他,好吗?” 风吹过柏树,沙沙作响,像是一个老人的回应。 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去。 有时候带花,有时候不带。有时候坐一会儿,有时候坐一整个下午。他会在那里看月亮,从月初看到月尾,从缺看到圆,从圆看到缺。 月亮不会说话,不会回来,不会告诉他杨博文什么时候回来。但它会一直在那里。亮着。照着。等着。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六个月,陈思罕来找他。 那天晚上,陈思罕没有提前打电话,直接来了他的公寓。 他手里拿着一瓶红酒,不是张桂源那种热闹的啤酒,是一瓶安静的、深沉的红酒,像他这个人一样。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喝着红酒,看着城市的夜景。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片倒扣在地上的星空。 陈思罕喝得很慢,一杯酒喝了快一个小时。左奇函喝得更慢,一杯酒还没喝完。 “你瘦了。”陈思罕说。 “你们都说我瘦了。” “因为你确实瘦了。”陈思罕放下酒杯,看着他。“左奇函,你打算等他多久?” 左奇函沉默了一会儿。“等他回来。” “如果他永远想不起来呢?” 左奇函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挂在远处高楼的上方,像一个沉默的、知道一切的见证者。 “那我就让他重新认识我。”左奇函说,“从零开始。从‘你好,我叫左奇函’开始。用一辈子,让他再爱上我一次。” 陈思罕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短,但很真。“你比我想的傻。” “你也是。”左奇函说, 陈思罕没有说话。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红酒在他的杯壁上留下深紫色的痕迹,像一道干涸的泪痕。 那天晚上,陈思罕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左奇函。” “嗯。” “你不是一个人。” 门关上了。左奇函站在玄关,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他想起陈思罕在海边的露台上说的那句话——“兄弟都在呢。”他们都在。 张桂源每周来一次,送吃的,送用的,有时候什么都不送,就坐在他旁边,不说话,只是坐着。 张函瑞每个月给他寄一幅画,画上永远是海和月亮,有时候海是平静的,有时候海是汹涌的,但月亮永远在那里,圆着,亮着。 陈浚铭每周给他发消息,有时候是“左哥,我哥今天做康复训练,站了十五分钟”,有时候是“左哥,我哥今天吃到了他喜欢的菜,他说好吃”,有时候只是一张照片——瑞士的雪山,医疗中心的走廊,杨博文做治疗时的背影。 他存下了每一张照片。 第一年,左奇函学会了做饭。不是因为他想学,是因为他太想念老周做的排骨了,而老周在左明远入狱后就离开了左家,回了老家。 他给老周打过电话,问了排骨的做法。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少爷,您终于问我了。”他把步骤一条一条地告诉他,从选肉到焯水,从炒糖色到收汁,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很仔细。 左奇函按照老周说的,一步一步地做。第一次失败了,排骨太柴。第二次失败了,糖色炒苦了。第三次,他端着那盘排骨,尝了一块,味道不对。不是老周做的味道。但他吃了整整一盘。 因为他在做这道菜的时候,一直在想杨博文。想杨博文第一次吃排骨的时候说“好吃”,想杨博文坐在律所的办公桌前,低着头,安静地咀嚼,耳朵尖微微泛红。 他做了很多次,终于在第不知道多少次的时候,做出了和老周几乎一模一样的味道。他站在厨房里,看着那盘排骨,忽然哭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一道杨博文喜欢的菜。 可是杨博文不在。他学会了,也没有人吃。他把排骨放在冰箱里,第二天热了,自己吃了。第三天又做了一盘,又自己吃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做了很多盘,自己吃了很多盘。 吃到后来,他不再想哭了。他只是安静地吃,安静地洗碗,安静地把盘子放回橱柜里。 像一种仪式,像一种修行,像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对白——“我在等你。我在学着照顾自己。你回来的时候,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杨博文离开后的第十三个月,左奇函接手了左家的产业。 老爷子身体越来越差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偶尔下来走一走,也只是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看看那棵老槐树。 老槐树的叶子一年比一年稀疏,枝干一年比一年干枯,像一个正在慢慢凋零的老人。 但老爷子还活着。他活着,坐在那把竹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看着天空,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在看月亮,也许在看云,也许在看那些他再也回不去的、年轻时的日子。 左奇函每天去老宅看老爷子,陪他下一盘棋,或者只是安静地坐一会儿。 老爷子的棋艺大不如前了,经常下着下着就忘了该谁走,或者把棋子放在不该放的位置。 左奇函不提醒他,只是顺着他的棋路走,让他赢。老爷子赢了也不高兴,只是看着棋盘发呆,说:“老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左奇函说:“您养好身体就行。剩下的事,我来。” 老爷子看着他,看了很久。那双浑浊的、布满老年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不是眼泪,是一种释然。 一种终于可以把担子交出去的、如释重负的释然。 “你像你爷爷。”老爷子说,“不像你爸。” 左奇函笑了一下。“我是您孙子。” 老爷子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拍了拍左奇函的手背。那动作很轻,很慢,像一片干枯的叶子落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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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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