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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睡觉。没人能证明，我一个人住。”
每一个回答都滴水不漏，每一个回答都把陆沉舟推回来的问题又推了回去。陆沉舟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右手在桌面下攥成了拳头，指节发白。
审讯在上午六点暂停了。陆沉舟走出审讯室，站在走廊里，点燃了一根烟。他没有抽，只是夹在指间，看着烟雾在惨白的灯光下上升、变形、消散。
“他不怕。”小刘走过来，声音压得很低，“他不是那种被抓住后惊慌失措的类型。他很平静，甚至可以说很享受。”
“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直接证据。”陆沉舟把烟掐灭了，“我们只有间接线索，没有物证把他和两起案子直接联系起来。只要他咬死了不松口，我们最多扣他四十八小时。”
“那怎么办？”
陆沉舟没有回答。他走回单向玻璃后面，站在那里，看着审讯室里的周远。
周远一个人坐在那里，手铐在铁环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手在桌面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敲着——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根手指轮流抬起、落下，像在弹什么曲子，又像在数什么数字。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什么，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江临看到了。
他站在单向玻璃的角落，离所有人都有两步远。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右手攥着那个小本子，拇指在封面上来回摩挲。他的眼睛盯着周远的手，盯着那三根在桌面上轮流敲击的手指，盯着那张带着淡淡微笑的脸。
那种微笑，他见过。
在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脸上。
江临的胃痉挛了一下，像被人从里面拧了一把。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翻涌的不适压了下去。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瞳孔微微放大了——不是恐惧的反应，是警觉的反应。他的身体在告诉他，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模仿犯。
上午七点，第二轮审讯开始。
这一次，陆沉舟换了一种问法。他不问案件细节了，他开始问周远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周远对这些问题也来者不拒，一一回答，语气轻松得像在和老朋友聊天。他说他父母都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说他年轻时在一家化工厂上班，后来厂子倒闭了，他就靠打零工过日子。他说他信佛，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会去庙里烧香。
“你没有去庙里。”陆沉舟打断了他，“你去的是教堂。”
周远笑了，笑得很真诚：“陆队，菩萨和上帝又不打架。我两个都信，求个双保险。”
陆沉舟盯着他。那双空洞的眼睛里，有一瞬间闪过了一道光——不是恐惧的光，不是紧张的光，是一种更复杂的、更让人不舒服的光。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被聚光灯照到的时候，眼睛里反射出的那种光——兴奋的、满足的、被注视的。
“周远。”陆沉舟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你不是凶手。”
周远的手指停了一下。那三根在桌面上敲击的手指同时停在了半空中，像一支交响乐队的指挥突然放下了指挥棒。
“你是他的崇拜者。”陆沉舟的声音更低，更低，“你模仿他，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如他。你想成为他，但你做不到。所以你只能复制他的作品，像一个小学生临摹大师的字帖。”
审讯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安静到能听到墙后面水管里水流的声音。周远的手还悬在半空中，那三根手指微微张开，没有收回，也没有落下。
他的表情变了。
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陆沉舟说中了他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那张平静的脸出现了一道裂缝，裂缝里渗出来的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委屈。像一个被老师当众拆穿作弊的学生，脸上带着的那种“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委屈。
“我不是模仿。”周远的声音变了，变低了，变沉了，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我是他的学生。他教过我。他说我有天赋。”
“他是谁？”
周远笑了。那个笑容和之前的所有笑容都不一样——之前的笑容是表演，是面具，是挡箭牌。这个笑容是真实的，因为它不是对陆沉舟笑的，他不是对任何人笑的，是对自己笑的。
“老师。”他说，眼睛亮了起来，像两颗被人从灰烬里捡出来的、还带着余温的炭，“真正的老师。他还活着。他说你们永远抓不到他。”
陆沉舟的手指在桌面上收紧。他的右手握着的那支笔——一支普通的黑色签字笔——在掌心里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几乎听不到的脆响。塑料外壳裂了，黑色的墨汁从他的指缝间渗出来，顺着虎口往下淌，在他手背上画出一条蜿蜒的、丑陋的线。他没有松手，也没有看那支笔，甚至没有意识到它已经碎了。
他的眼睛盯着周远。盯着那个笑容，盯着那双亮起来的眼睛，盯着那张说出“老师还活着”的嘴。
老师。
这个词，像一个烧红的烙铁，按在了他的胸口上。
周远还在笑。他看着陆沉舟，看着那张不动声色的脸，看着那支被捏碎的笔，看着那些从指缝间渗出来的黑色墨汁。他笑得更开了，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根，露出两排发黄的、参差不齐的牙齿。
“陆队，你的手流血了吗？”他问，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真的、近乎孩子气的关切，“不对，是墨水。可惜了，那支笔挺好写的。”
陆沉舟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一声尖锐的响。他没有再看周远，转身走出了审讯室。铁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金属的撞击声。
走廊里很安静。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那两个字——“老师”。十八年前，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在那辆白色面包车里，在关上车门之前，那个男人转过头，隔着夜色和恐惧，对他笑了笑：“跟你们老师说一声，他的学生，我先带走了。”
他不知道“老师”是谁。他以为那只是凶手随口说的一个词，一个无关紧要的、虚张声势的称呼。
但现在，他从周远嘴里又听到了这个词。
老师。
不是虚张声势。不是随口一说。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一个真实存在的、活着的、还在运作的某种东西。
陆沉舟站在走廊里，低头看着自己沾满墨汁的右手。墨水已经干了，在手背上凝结成一片黑色的、龟裂的薄壳。他的手指上还残留着签字笔碎片的触感——塑料的、尖锐的、危险的。
他走到洗手间，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水流下面。凉水冲刷着他的手，冲走了墨汁，冲走了塑料碎片，冲走了那些黑色的、黏腻的痕迹。水从指缝间流下去，在白色的陶瓷盆里打着旋，发出持续的、单调的哗哗声。
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三十五岁，眼底青黑，胡子两天没刮，嘴唇干裂。他的眼睛里有一团火，不是愤怒的火，是更深的、更暗的、烧了十八年还没有灭的火。
他关掉水龙头，用纸巾擦干手，把碎成两半的签字笔从口袋里掏出来，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很轻，很稳，从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
江临站在审讯室门口，隔着单向玻璃，看着里面的周远。
周远还坐在那里，手铐在铁环上，脸上带着那个笑容。他的嘴在动，一直在动，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某个看不见的人说话。他的手指又开始在桌面上敲了，食指、中指、无名指，轮流抬起、落下，有节奏的，像在弹一首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曲子。
江临看着那双眼睛，那双空洞的、没有底的、像两口干涸的井一样的眼睛。
他认识这种眼睛。不是从卷宗里认识的，不是从书本里认识的，是从那个403病房里认识的。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沈鹤亭——就有这样的眼睛。不是空洞，是深。深到看不到底，深到你以为那里什么都没有，但其实里面装满了东西——装满了你无法想象的、不敢想象的、对某些人来说像食物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
“老师。”
周远说老师还活着。
他说的是谁？是沈鹤亭吗？沈鹤亭十五年前就死了——至少在纸面上是死的。但纸面上的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从来不是真正的死亡。江临见过沈鹤亭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像会轻易闭上的人。那双眼睛会一直睁着，一直看着，一直等着，等到他想要的东西出现，才会满意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合上。
江临的手在口袋里攥紧了那个小本子。他的指甲陷进封面的硬纸板里，留下几道深深的、弯曲的凹痕。他的呼吸变快了，快到他能感觉到氧气从鼻腔进入、经过喉咙、落进肺里的每一条路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股冷意，不是因为空气冷，是因为他的身体在告诉他——那个人，可能还活着。
他转过身，离开了单向玻璃。走廊里，陆沉舟刚刚从洗手间出来，手上还带着水渍。两个人对视了一秒。那一秒很短，短到不够说任何一句话，但足够两个人交换某种不需要语言的信息——我们都听到了“老师”，我们都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江临走向阿苗的工位。阿苗正坐在那里，面前摊着一堆打印出来的监控截图，她的眼睛红红的，是熬夜熬的。看到江临走过来，她抬起头，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江顾问？有什么事？”
江临站在她面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姿态和平时一样松弛，但他的声音不一样了。那个声音里少了一层平时总会带着的温和，多了一种更直接、更紧迫、几乎可以说是锋利的东西。
“帮我查一个人。”他说。
阿苗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谁？”
“沈鹤亭。”江临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速比平时慢了一些，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确认自己的发音是否正确，又像是在用舌尖称量这个名字的重量，“沈，鹤，亭。六十岁左右，精神科医生。十八年前在海滨城精神病院工作。十五年前，死于车祸。”
阿苗的手指已经开始敲了。她的手指很快，在键盘上跳动的声音像一连串细小的、急促的鼓点。她一边敲一边问：“有更多信息吗？身份证号？籍贯？”
江临摇了摇头。他不是不知道，是不能说。他知道沈鹤亭的身份证号，知道他的出生日期，知道他的籍贯，知道他父母的姓名，知道他毕业的学校，知道他发表过的每一篇论文的标题和期刊号。他知道沈鹤亭的一切，像病人知道医生的每一次问诊记录一样。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他没有理由知道这些。
“先从最基本的查起。”他说，“公安系统里的户籍信息、车辆登记、通信记录、银行流水。十五年前的交通事故档案，去交管部门调。他的死亡证明，去民政局查。凡是和他有关的，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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