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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顾问，您认识韩老师？”
“不认识。”江临的声音很轻，“但他是当年负责林屿案的刑警。”
阿苗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没有问。她看着江临端着保温杯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门关上了。她站在走廊里，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在转，转得她有些头晕。她拿出手机，在群里打了一行字：“老韩来了。他看到江顾问的时候，表情很奇怪。”她把这行字看了两遍，删掉了。她把手机塞进口袋，抱着那摞文件，朝技术科走去。
老韩站在重案组办公室门口，门开着。陆沉舟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专案组工作方案，手里转着一根没剥开的棒棒糖，在指间翻着花。
“老韩。”
陆沉舟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门口。他伸出手，老韩握住了。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年轻，一只衰老。一只的皮肤光滑，一只的皮肤粗糙。一只的骨节粗大，一只的关节变形。但它们握在一起的力道是一样的，一样的沉，一样的稳，一样的像在说“我来了”和“我知道你会来”。
老韩没有松开陆沉舟的手。他看着陆沉舟的脸，看着这个他从十七岁看到三十五岁的、从一个少年长成一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里那层亮亮的光更亮了。
“你瘦了。”
“你老了。”
老韩笑了。他松开手，拍了拍陆沉舟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他走进办公室，在那把陆沉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把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放在脚边。
“我看到他了。”老韩说。
陆沉舟的手指在棒棒糖上停了一下。
“江临。心理顾问。我在走廊里遇到他了。”老韩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灯管嗡嗡地响着，光很白，很亮。“他走路的姿势。左脚落地的时候，脚尖会微微向外偏一个很小的角度。右腿的步幅比左腿小大约两厘米。这个步态差异，是右腿受过伤留下的。伤的位置在膝盖下方，胫骨平台。不是骨折，是骨裂。骨裂愈合之后，关节的活动范围会受一点影响，步幅就会变小。这种程度的差异，普通人看不出来。但我看得出来。”老韩低下头，看着陆沉舟。
陆沉舟靠在桌沿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右手在口袋里攥紧了那枚备用钥匙。
“林屿。”老韩说出了这个名字，声音低到像在和自己的膝盖说话，“林屿的右腿，也受过伤。二〇〇四年冬天，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右腿膝盖下方骨裂，打了石膏，养了两个月。他走路的时候，也是这个步态。”
办公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日光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安静到能听到墙上那台挂钟的秒针在跳，一下，一下，一下。陆沉舟看着老韩，老韩看着天花板。两个人沉默了很久。
“你早就知道了？”老韩问。
“知道什么？”
“知道他就是林屿。”
陆沉舟从口袋里抽出手，把那根棒棒糖的糖纸剥开了，塞进嘴里。橘子味的，甜的。他咬了一口，碎了。糖渣在牙齿间咯吱作响。他嚼着糖，嚼了很久，嚼到糖渣化成了糖水，从喉咙滑下去。
“我不确定。”他说。
“你不确定？”老韩看着他，眼睛里的光从亮变成了更亮，像一个人在荒原上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灯火时眼睛里的光，“你不确定，你就把他放在专案组里，放在你身边，让他碰卷宗，让他进现场，让他看那些只有林屿才知道的细节？”
“我确定他有什么事瞒着我。但我不能确定那件事是不是我想的那件。我需要证据。”陆沉舟把棒棒糖的塑料棍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指间，看着它，“但我找不到证据。因为他把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烧了，或者藏了，或者从未留下过。”
老韩沉默了。
“老韩。”陆沉舟的声音低了下去，“你当年查林屿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沈鹤亭背后有人？”
老韩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他看着陆沉舟，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有挣扎，有犹豫，有那种一个人在决定要不要把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搬起来时肌肉的紧张。
“有。”老韩说。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档案袋，牛皮纸的，边角磨损，封面上写着“韩德明·办案笔记·二〇〇五年”。他把档案袋放在陆沉舟的桌上。
陆沉舟看着那个档案袋，没有打开。他看着老韩，老韩看着那个档案袋。
“沈鹤亭的背后有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沈鹤亭的上级，不是他的同伙，是他的保护者。那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到此为止’。那个人调走了沈鹤亭的死亡档案，那个人让海滨城精神病院在二〇〇八年关闭，那个人把所有关于林屿案的线索都封存了。”老韩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和那个档案袋说话。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但我记得那个电话。那个人的声音，不是沈鹤亭的声音。更年轻，更冷静，更——”
“更像一个警察。”陆沉舟说。
老韩看着他。他点了点头。
陆沉舟把那个档案袋从桌上拿起来，它的重量比一个普通的档案袋重了一些，里面的纸张比看起来多。他把档案袋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锁上了。钥匙拔出来，放在桌上，压在台灯的底座下面。
“我会查清楚的。”
老韩看着他，那张被岁月一刀一刀刻出深沟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不是欣慰，不是放心，是一种更安静的、更像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另一串脚印时的表情。
“我知道。”老韩说。
下午四点，专案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案组办公室召开。
陆沉舟坐在主位，面前摊着那两份地图——城东老纺织厂周边和城北老教堂周边。地图上已经画满了红色的圆圈和箭头，圆圈套着圆圈，箭头连着箭头，像一张被人画了很多遍的、已经看不清原图的、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他的旁边坐着江临，江临的面前放着那本黑色的笔记本，笔记本翻开到最新的一页，上面写着几行字，字迹工整，每一个字都收得很干净。
阿苗坐在电脑后面，手指放在键盘上，准备记录。小刘坐在墙角，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本子上已经写了半页。老周坐在门口，端着保温杯，杯口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老韩坐在陆沉舟的对面，面前的桌上什么都没有，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看着这些比他年轻了三十岁的、穿着警服的、眼睛里还有光的人。
陆沉舟站起来，双手撑在桌面上。
“‘血色盛夏’专案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先讲一下案件的总体情况。”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二〇〇五年七月至八月，海滨城连续发生七起针对青少年的凶杀案，作案手法一致——受害者被捆绑、跪姿、后颈有三枚针孔，死因为膈肌痉挛导致的呼吸抑制。第八名受害者林屿，十五岁，男，于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五日晚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案件未破，卷宗封存。”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二〇二五年十月，李晓雨案发，作案手法与‘血色盛夏’高度吻合。此后连续发生三起同类型案件，作案手法一致，但细节上出现了变化——药物剂量、针孔位置、现场符号。这些变化表明，凶手在进化。”
他把目光落在江临身上。
“江临，你把心理侧写的初步结论跟大家讲一下。”
江临站起来。他走到那两块地图前面，拿起一根红色的马克笔，在地图上画了三个圈——李晓雨案的废弃厂房、第二个受害者的废弃教堂、第三个受害者的枣树巷院子。他用一条线把三个圈连了起来，线的走向不是直线，是一个不规则的弧形。弧形的中心，是那片待拆迁的区域。那片区域里，有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
“凶手不是随机作案。”江临的声音不高不低，“他在选择地点。每一个地点都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废弃厂房代表‘工业’，废弃教堂代表‘信仰’，枣树巷的院子代表‘家’。他在用这些地点构建一个叙事，这个叙事的主线是‘囚禁’。”
他把马克笔放在桌上，转过身，面对着所有人。
“凶手有医学背景，熟悉人体解剖结构和药物配比。他有稳定的生活和职业，在社会中扮演着受人尊敬的角色。他的年龄在四十五到六十岁之间，独居，或者有独立的、不受干扰的个人空间。他的作案不是突发的，是长期预谋的。他在作案前会反复勘查现场，进行排练。排练的过程本身，对他来说和实际作案一样重要。”
阿苗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她的目光在江临和屏幕之间来回移动，在记录他的每一个字。老韩靠着椅背，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江临，看着他那条右腿在站立时微微向外偏的角度。老周端着保温杯，杯口的热气在他眼前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没有擦。
“凶手的心理动机在十八年间发生了变化。”江临的声音低了一些，低到像在说一个秘密，“十八年前，他在完成一个使命，在为某个更高的存在进行献祭。十八年后，他不再为别人服务了。他在为自己服务。他不再是祭司，他是神。”
老韩把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着。“你说他把自己当成了神。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江临看着他。老韩也在看着他。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文件和地图的桌子，对视了大约两秒。
“因为现场没有慌乱。”江临说，“一个杀人的人，不管他杀过多少次，他的身体都会留下痕迹——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手会抖，汗会出。但这个人的现场没有任何慌乱的痕迹。地面的脚印是清晰的，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位置上；扎针的力度是均匀的，没有因为手抖而产生的偏移；符号是完整的，一笔画成，没有犹豫，没有修改。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心率可能只有六十。他在享受这个过程，像一个人在欣赏自己完成的作品。”
老韩没有说话了。他看着江临，看着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看着他那条右腿在站立时微微向外偏的角度。他的手指在桌面上交叉着，拇指在拇指上慢慢地绕圈。
陆沉舟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站在江临旁边。两个人的肩膀之间隔着一掌的距离。
“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他的声音比江临的大，也更沉，“第一，阿苗继续追查暗网用户§的真实IP地址，同时扩大监控调取范围。第二，小刘带队走访海滨城精神病院周边的居民，看有没有人在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八年间见过可疑的人或车辆。第三，老周把四起案件的尸检报告做交叉比对，找出所有一致点和差异点，形成一个完整的毒理分析图谱。第四，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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