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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了一下，看着老韩。
“老韩，你把二〇〇五年林屿案的全部卷宗重新梳理一遍。包括你当年没有写进报告里的那些东西。”
老韩看着他，点了点头。
“散会。”陆沉舟说。
众人陆续离席。椅子腿刮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阿苗抱着电脑走得最快，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陆沉舟和江临还站在地图前面，一个看着左边的圈，一个看着右边的线。他们的肩膀之间隔着的那一掌距离，在她看的那几秒钟里，缩短了。不是谁动了，是两个人同时往中间靠了一点，近到袖子擦到了袖子。
阿苗的嘴角翘了起来。她快步走了。
老韩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底，拿起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
“陆沉舟。”
“嗯。”
“那个走路姿势。步态差异两厘米，右脚尖外偏五度。不是巧合。”
他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陆沉舟站在地图前面，双手插在口袋里。江临站在他旁边，也看着地图。
“老韩看出来了。”江临说。声音很轻，轻到像在和地图上的那些红圈说话。
“嗯。”
“你不问他？”
“不问。”
江临转过头看着陆沉舟。陆沉舟没有看他，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圈圈出来的、待拆迁的区域，看着那片区域中心那座废弃精神病院的坐标。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拿起桌上那根新剥开的棒棒糖，橘子味的，塞进嘴里。
“你说过。等我准备好。”
陆沉舟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塑料棍上还沾着糖渣。“我说过。”
江临转回去，也看着地图。他看着那个红圈，看着那座废弃精神病院的坐标，看着那条连接着三个案发现场的、不规则的弧形线。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放在陆沉舟的手旁边。两只手之间隔着一张纸的距离，纸是空白的，没有被写过，没有被画过。他可以把它拿走，可以把它推过去，也可以让它继续留在那里。他把手放在那里，没有动。
陆沉舟也没有动。
窗外的天光从灰白变成了深灰，从深灰变成了那种太阳已经落下、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临的、暧昧的、什么都看不清的暮色。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图上，落在那些红圈上，落在那两只隔着一张空白A4纸的手上。
老韩坐在技术科门口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窗户外面是那栋居民楼，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亮着灯。他把茶杯放在膝盖上，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他想起二〇〇五年夏天，那个穿着白色T恤的、缺了一颗门牙的、在他面前哭得稀里哗啦的十七岁少年。他想起自己拍着那个少年的肩膀说“我们会找到他的”。他没有找到。他找了十八年，没有找到。但那个少年找到了。他找到了那个走路姿势和林屿一模一样的人，把那个人放在专案组里，放在自己身边。
老韩睁开眼，端起那杯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苦的，凉的，和十八年前一样。但十八年前的那杯茶，是沈鹤亭倒的。
江临回到宿舍，没有开灯。他坐在床沿上，脱了鞋，把鞋放在门口。他看着对面那栋楼，陆沉舟的窗户拉着窗帘，光从缝隙里透出来。他的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个小本子。本子还在。里面的空白页还在等他。他没有拿出来，把手抽出来了。
他知道自己走路姿势不一样。右腿胫骨平台骨裂，二〇〇四年冬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林屿的那次。老韩看出来了。老韩还记得。老韩把那个步态差异精确到了厘米和角度。他没有对老韩说任何话，因为他说不出来。他看着地图上那些红圈的时候，他感觉到陆沉舟的目光不在红圈上，在他的手上，在他放在桌上的那只手旁边。那只手在等他，在等他把手伸过去。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掌心里有那些被指甲掐出来的、月牙形的红印，有那些从废弃厂房捡回来、在口袋里放了一个多月的碎片。他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看着自己的手指，看着那些骨节，看着那些细小的、白色的疤痕。
“沉舟哥，再给我一点时间。”他在黑暗中说。
那扇窗户里的光还亮着。橘黄色的，从窗帘的缝隙里挤出来，落在他脚边。
第36章 老韩的回忆
专案组成立之后，老韩没有搬进市局给他安排的办公室。他说他不需要办公室，给他一张桌子就行。阿苗把自己的工位让出了一半，在电脑旁边清出一块空地，放了一个老式的木质笔筒和一杯用搪瓷缸泡的浓茶。老韩坐在那把从仓库里翻出来的折叠椅上，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当年林屿案的卷宗复印件。他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翻页的动作很慢，每翻一页都要用手指在纸面上抚一下，像在摸一个人的脸。
陆沉舟从走廊经过的时候，看到老韩坐在那里，花白的脑袋低垂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把那些白发照成了近乎透明的银色。他的手指在纸面上移动，从这一行移到下一行，从这一页移到下一页。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那些他亲手写下的、已经过去了十八年的字。
他没有打扰老韩，端着那杯凉透了的咖啡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下午四点，老韩敲了陆沉舟办公室的门。
门没关，他敲在门框上，指节撞击木头的声音不大，但很沉。陆沉舟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看到老韩站在门口，手里端着那个搪瓷缸，缸子上的字已经磨没了，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白色的痕迹。他的表情和平时不一样，不是那种老刑警特有的沉稳和淡然，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柔软的、像一个人在回忆某件他以为已经忘了但其实一直记得的事时的表情。
“有空吗？”
陆沉舟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进来坐。”
老韩走进来，在陆沉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底接触桌面的声音很重，像一块石头落在地上。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陆沉舟。他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桌子的这头移到了那头，久到搪瓷缸里茶叶沉到了杯底，水面上没有了任何涟漪。
“二〇〇四年冬天。”老韩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的，像一个人在说一个很久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林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天，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陆沉舟的手指在桌上停了一下。
“那天我在巡逻，接到报警说有个小孩在建设路摔了。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人从地上扶起来了，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右腿膝盖以下全是血。他没有哭。旁边好几个大人围着他，问他家里电话，他不说。问他父母的名字，他也不说。他就是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腿。我蹲下来，问他，‘小朋友，你家住哪？我送你回去。’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没有泪，但有一团很小的、正在燃烧的火。那团火不是愤怒，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是那种一个人在受了伤、但他不在乎自己的伤、他在乎的是别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的光。”
老韩停了一下，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茶叶梗浮上来，粘在他的下唇上，他用手指拈掉了。
“他说，‘叔叔，你能帮我推一下自行车吗？我的车在那边。’他指了指路边。那是一辆蓝色的自行车，二六的，后座有一个夹子，夹不紧。我帮他把车推到医院，医生说要拍片，我帮他挂了号，付了钱。他坐在急诊室的长椅上，腿伸得直直的，不敢弯。我问他，‘你家里人的电话是多少？我帮你打。’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我说，‘你这个腿怎么自己回去？’他说，‘我能走。’他说这话的时候，嘴唇在抖，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他在忍。他在忍疼，也在忍别的。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他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他而麻烦。”
老韩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看着陆沉舟。
“后来我坚持要送他回去。他坐在我车的后座上，指路，左转，右转，直行，再左转。他指的路是对的，每一条街都说得上来，每一个路口都没有错。到了他家楼下，他下了车，单腿跳着上了台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林屿。’他说。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陆沉舟的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拇指在拇指上慢慢地绕圈。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拇指绕圈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慢到像是在用这个动作测量时间的流逝。
“后来呢？”陆沉舟问。
“后来他腿好了之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我办公室的号码，打过来，说‘叔叔，谢谢你的医药费，我会还你的’。我说不用还。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能请你吃饭吗？等我攒够钱。’我说好。他请我吃了一碗面，八块钱的牛肉面，在一家很小的店里。他坐在我对面，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在数，数面条的根数，数牛肉的片数。他吃东西的时候很专注，专注到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老韩停了一下，看着陆沉舟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被岁月和案件磨损了很多年的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光。
“他走路的时候，右腿会轻微地往外偏。不是瘸，是骨裂愈合之后关节活动范围受限导致的代偿。这个步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安静到能听到搪瓷缸里茶叶梗在水面上轻轻碰撞的声音，安静到能听到墙上那台挂钟的秒针在跳，一下，一下，一下。
陆沉舟看着老韩，老韩看着陆沉舟。
“这个江临也有。”老韩说。他没有问“你注意到了吗”，没有说“你不觉得奇怪吗”，没有用任何修饰词。他就是把那几个字放在桌面上。
“我知道。”
老韩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那你为什么不点破？”
陆沉舟把双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又收回来了，像一个想要靠近但又告诉自己不能靠近的人。他看着桌上那排橘子味棒棒糖，看着那些被剥开的、整整齐齐地摆在纸巾上的糖，看着糖纸在日光灯下反射出的细小的、金色的光。
“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在等的是‘林屿’，不是‘江临’。”
老韩看着陆沉舟，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那片阳光从墙壁上移到了地板上，从地板上移到了墙角，从墙角消失不见了。久到搪瓷缸里的茶彻底凉了，水面不再有任何热气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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