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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还不需要在深夜里独自上天台，对着空无一人的城市，对着吹了十八年也没有停的风，说一句没人听得见的话。
陆沉舟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看了一眼。糖已经被咬碎了，只剩一小块还黏在塑料棍上，橘子味的白色糖体在夜色里泛着淡淡的光。他把剩下的糖含进嘴里，塑料棍揣进裤兜——他不会乱扔垃圾，这是他的习惯，也是林屿的习惯。那个少年连可乐瓶都要走半条街找到垃圾桶才肯丢。
“林屿。”
他念出这个名字，声音很低，低到风一吹就散了。没有回音，没有回应，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他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他从十七岁想到三十五岁的问题：如果那天他回头，如果他没有跑，如果他也被那辆白色面包车带走，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林屿不会替他失踪。
他不会愧疚十八年。
他会和林屿一起面对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起被关在那间403病房里，一起被扎针，一起被训练成某种东西，或者一起死。
那样至少，他们是在一起的。
陆沉舟深吸了一口气，把肺里的空气全部挤出去。他的胸腔里有一股酸涩的东西在涌动，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的、模糊的、无法命名的东西。
他抬起头，看着南边的天空。
城市的灯光把夜空染成了橘红色，看不见几颗星星。但他还是努力地找，找一颗最亮的，想象那上面有一个人，正在看着他，正在等他。
“我找到线索了。”他对着那颗看不见的星星说，“你再等等。”
他在天台上又站了十分钟，风吹干了他眼角的一点点潮湿。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需要看到。他转身往回走，鞋底踩在防水卷材上，发出细微的、黏腻的声响。
伸手去推那扇铁门之前，他停了一下。
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感觉到了什么——一种很微妙的、几乎不存在的感觉。像有人在看他的背影，目光落在他肩胛骨的位置，温度不高不低，距离不远不近。
他没有回头。
铁门被推开，铰链发出和来时一样尖锐的摩擦声。他走进楼梯间，脚步声在消防通道里回响，一下，两下，三下，越来越轻，越来越远，最终被关闭的铁门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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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另一栋楼的天台。
隔着一栋楼的间距，隔着十八年的时光，江临站在那里。
他站在天台的边缘，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面朝北。北边是市公安局的办公楼，灰白色的建筑在夜色里显得沉闷而庞大，只有少数几个窗户还亮着灯。重案组在七楼，灯已经灭了。但十五楼的天台上，刚刚还有一个人。
江临看见了。
他看见陆沉舟走上天台，看见他在围栏边站了很久，看见他的外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看见他拿出棒棒糖，看见他的头仰起来，面朝南边的天空，嘴唇翕动了几下。
他没有看见眼泪。但他知道陆沉舟在做什么。
他在和林屿说话。
十八年了，他还是没有忘记。
江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夜风灌进肺里，带着凉意和海水的咸腥。
“你还是老样子。”他低声说，声音被风吹散，碎成了无数个音节，散落在两栋楼之间的空气里，“睡不着就上天台。”
他来这里多久了？他不知道。从市局回来之后，他就在自己的那间小办公室里整理卷宗，整理了三个小时，一个字都没看进去。那根橘子味的棒棒糖含在嘴里，含到糖化了，塑料棍还叼在嘴角，像一根没有点燃的烟。
九点多的时候，他走到窗前，朝外看了一眼。
他看到了对面那栋楼上有个黑影，在十五楼的天台边缘。
于是他也上来了。
他的宿舍在这栋楼的十四楼，和十八年前林屿家的楼层一样。这不是他刻意选的，是局里安排的。但当他把行李搬进宿舍、推开窗户、看到对面那栋楼的轮廓时，他愣了整整一分钟。
太巧了。
巧得像有人安排好了一样。
他不信命运。但那一刻，他信了。
江临站在那里，目光越过两栋楼之间的空隙，看着那个已经空无一人的天台。围栏还在，水泥做的，绿色的油漆起皮剥落，和十八年前一模一样。但爬上去的那个少年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嘴里含着棒棒糖，裤兜里揣着褪色的照片。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那个夏天，想起那两瓶可乐，想起那首钢琴曲，想起“你吃橘子味，我吃草莓味”的约定。想起他在天台围栏上踮起脚尖，指着自家厨房的窗户喊“我妈在炒菜”。想起他说“我以后要当钢琴家”，陆沉舟说“信”。
那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夏天。
两个星期后，他被带走了。
被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从那条巷子里，从陆沉舟的眼前。
他还记得陆沉舟回头的那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恐惧，是犹豫。陆沉舟在想是不是要冲回来，是不是要和他一起面对。是他用口型说“跑啊”，替陆沉舟做了选择。
他在那辆白色面包车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见陆沉舟骑着车冲出去，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巷口。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被尼龙扎带绑住的双手，心想：还好，他跑了。
如果陆沉舟也被带走，他会恨自己一辈子。
现在陆沉舟也恨自己。但恨的方向不一样。陆沉舟恨的是自己跑了，而他恨的是自己让陆沉舟跑了。
两个人，一种愧疚。像镜子的两面，面对面站着，谁也碰不到谁。
江临收回目光，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十指伸展开，又慢慢握拢，像在抓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他的右手中指侧面有一块薄薄的茧，是多年握笔留下的。十八年前，这块茧的位置更偏一些，因为他那时候握笔的姿势不对，林屿的母亲纠正过他好多次。
“林屿。”
他念出这个名字，声音比风还轻。
那是他自己的名字，却像一个陌生人的。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个名字称呼过自己了。在美国，他是“江临”，在FBI，他是“Jiang”，在深夜的噩梦里，他是“那个男孩”。只有在这座城市的夜风里，在两栋楼之间的空隙中，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他才是林屿。
林屿十五岁，爱弹钢琴，爱吃草莓味棒棒糖，爱在夏天的夜晚拉着陆沉舟上天台喝可乐。
林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一个三十五岁男人的裤兜里，活在一张褪色的照片里，活在两句诗一样的承诺之间——“你等我”和“我回来了”。
江临转了个身，背靠着围栏，面朝南。
南边是旧城区，低矮的楼房连绵起伏。他看到其中一栋楼的某扇窗户亮着灯，橙黄色的灯光透过窗帘，模糊而温暖。不知道是谁的家，不知道是谁在厨房里忙碌，不知道是谁在等谁回家。
他想喝可乐了。
冰镇的，玻璃瓶装的，瓶壁上凝着水珠的那种。瓶盖要用起子撬开，噗的一声，气泡涌出来，顺着瓶壁往下淌，在手指上留下一道糖分的痕迹。
他说过要当钢琴家。
他没有当成。
但他在美国的公寓里有一架立式钢琴，白色的琴键泛黄，和十八年前那架一模一样。他偶尔会弹，大多是在失眠的深夜，不弹肖邦，只弹那首夜曲。Op.9 No.2。和十八年前一样。
手指放在琴键上的时候，他会闭上眼睛。闭眼的那个瞬间，他不在美国的公寓里，他在那间朝南的客厅里，母亲在厨房炒菜，陆沉舟站在钢琴旁边，一句话都不说，但他知道他在听。
江临低下头，看着脚下的防水卷材。
灰色，有细微的黏腻感。落叶堆在角落里，被风吹得打旋，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响。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不是棒棒糖，糖已经吃完了，只剩一根塑料棍，他还没扔。他捏着那根白色的塑料棍，举到眼前，对着月亮看了一眼。
月亮不圆，缺了一小块，像被人咬过一口。
他想起十五岁那年缺了一颗门牙的自己，笑得那么难看。陆沉舟说“信”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反光，是从内部发出的，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燃烧，烧得又安静又热烈。
江临把那根塑料棍揣回口袋，没有扔。
他不会乱扔垃圾，这是他的习惯，也是陆沉舟的习惯。十八年前在天台上喝可乐，他们拎着空瓶子走了半条街才找到垃圾桶。林屿走在前面，陆沉舟跟在后面，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现在，一个在天台，一个在另一个天台，隔着风，隔着夜，隔着十八年没说出口的话。
江临转身，推开铁门，走进楼梯间。
铰链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和对面那栋楼的那扇门一模一样。
他的脚步声在消防通道里回响，一下，两下，三下。走到第十四层的时候，他停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宿舍的门，走进去，关上门。
他没有开灯。
他摸黑走到床边，坐下，拿出手机。屏幕的蓝光打在脸上，照出一双安静的眼睛。
他打开备忘录，新建了一行字：
“今天他问我了。‘你怎么知道？’我说，侧写推理出来的。他不信。”
江临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删掉了。
不需要记。他一样都不会忘。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闭上眼睛。
那首钢琴曲的旋律在脑海里自动播放起来，肖邦的夜曲，Op.9 No.2。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得像刻在骨头上的纹路。
他想起陆沉舟站在钢琴旁边，穿白色T恤，袖子卷到肩膀，手臂晒成小麦色。他的眼睛很干净，像冬天的湖水。
“我以后要当钢琴家。”
“信。”
那个字，他记了十八年。
今天晚上，在那个走廊里，陆沉舟没有接他的棒棒糖，也没有看他的眼睛。但那句“信”，他十七岁那年说过的，应该是还算数的。
江临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窗外，风还在吹。
两栋楼之间，隔着一整个夜空。夜空里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的灯光，把天幕染成一片模糊的、苍茫的橘红色。
但在那两栋楼的天台上，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十八年前，两个少年在这里喝可乐，说梦想，看星星。
十八年后，两个男人在这里站了同一段时间，想着同一个人，念着同一个名字，对着同一阵风，说了一句没有人听见的话。
“林屿，是你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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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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