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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临知道。
因为他也想了十八年。
每天晚上闭眼之前，他都会想起那个傍晚——他冲出去的时候，陆沉舟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不是恐惧，是犹豫。陆沉舟在想是不是要留下来，是不是要和他一起面对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
是他用口型说“跑啊”，替陆沉舟做了决定。
他替陆沉舟选择了活下来的路，而自己走上了另一条。
现在他回来了。
但陆沉舟不认识他。
或者说，陆沉舟不敢认识他。因为一旦确认了，陆沉舟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你跑了十八年，你找到我了，然后呢？
江临不知道答案。
所以他也没有相认。
两个在走廊里擦肩而过的男人，一个不敢接棒棒糖，一个不敢喊名字。
江临睁开眼，从内兜里掏出那根橘子味的棒棒糖，剥开糖纸，含进嘴里。
橘子味。甜的。
和十八年前一样的味道。
他含着糖，翻开卷宗，重新开始看。
窗外，天终于透出了一点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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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沉舟回到重案组办公室的时候，阿苗正在整理今天的会议记录。她看见陆沉舟推门进来，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手指敲键盘的声音变得又轻又碎。
陆沉舟没看她。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工位，坐下，拉开抽屉，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一遍。
抽屉里有三样东西：一个旧档案袋，贴着“血色盛夏”的标签；一个铁盒，里面装着橘子味棒棒糖；一把钥匙，是老韩退休前留给他的，说是档案室铁皮柜的备用钥匙。
他拿出那把钥匙，看了两秒，放回去了。
他又从内兜里掏出那份江临的侧写报告，翻开第一页，再次看到那个被拉长最后一笔的“林”字。
“林屿。”
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嘴唇没有动，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合上报告，塞回内兜。内兜里已经有两样东西了——草莓味棒棒糖、照片、报告。三样东西，每一件都和一个名字有关。
陆沉舟从抽屉里拿出一根橘子味棒棒糖，剥开，塞进嘴里。
他咬了一口，碎了。糖渣在牙齿间咯吱作响，甜味弥漫开来，但他的眉头没有松开。
阿苗从屏幕上方偷偷看了一眼，看见陆沉舟的表情，立刻把目光缩回去了。
她在心里想：陆队今天不太对劲。
但她没有说出来。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暗下去，又一点点亮起来。钟表走到十二点，午休的铃声响了，但没有人起身。
陆沉舟坐在那里，嘴里含着一根咬碎的棒棒糖，面前的咖啡凉了第二次。
他没有说话。
但他在想一件事——一个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心理侧写师，为什么要给他一根橘子味的棒棒糖？
巧合？
他不信巧合。
他从来不信。
第5章 天台上的可乐往事
夜里十一点四十分，陆沉舟从办公室出来。他没有坐电梯，走楼梯，一层一层往上。消防通道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只有每隔两层才有一盏昏黄的灯泡亮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像一只在墙壁上爬行的、疲惫的兽。
他走到十五楼，推开通往天台的门。
铁门上锈迹斑斑，铰链发出尖锐的摩擦声，像某种古老的乐器在演奏最后一个走调的音符。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十月底的凉意和海水的咸腥。海滨城的海在城市的东边，离这里有七八公里，但风不嫌远，把海的味道裹在夜色里，送到每一个愿意敞开门的人面前。
天台很大，铺着灰色的防水卷材，走上去有细微的黏腻感。角落堆着几摞废弃的砖头和一台锈蚀的分体空调外机，铜管被人剪断了，断口处裸露着黄铜的颜色，像被割开的血管。四周的围栏不到胸口高，水泥浇筑的，表面涂着绿色的油漆，油漆已经起皮剥落，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本体。
陆沉舟走到围栏边，没有靠上去，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面朝南。
南边是这座城市的旧城区，低矮的楼房连绵起伏，像一片灰色的、沉睡的丘陵。更远处是新城区，玻璃幕墙的高楼闪烁着密密麻麻的光点，像一面巨大的、被人从内部点亮的棋盘。城市的灯光在天际线上画出一条弧线，把夜空和大地切开，一半是光，一半是暗。他站在暗的这一半。
天台上的风比地面大得多，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衣角打在腰间的配枪上，发出细微的、沉闷的撞击声。他没有缩脖子，也没有拉上拉链，就那么站在风里，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树。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剥开糖纸，塞进嘴里。糖纸被风卷走了，在空中翻了几圈，落进了天台的某个角落。他没有去追。
陆沉舟很少有独处的时间。白天有案子，晚上有电话，凌晨有噩梦，每一个小时都被切割成块，填满了各种声音——对讲机里的杂音、键盘的敲击声、嫌疑人的狡辩、受害人家属的哭声。他已经很久没有站在一个真正安静的地方，听风声。
但今夜不是来找安静的。
他来这里，是因为一个名字。
林屿。
这个名字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在他的脑子里转，像一颗被丢进搅拌机的钢珠，撞到哪里都是疼的。江临的出现，把那根草莓味的棒棒糖，把那张褪色的照片，把那个十五岁少年的笑脸，统统从记忆的深水里打捞上来，湿漉漉地摊在他面前，让他不得不看。
他闭上眼。
风从耳边掠过，发出持续的、低沉的呜咽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拉大提琴。在这片声音的底噪上，他的记忆开始倒带，倒回到十八年前的夏天。
十八年前，他十七岁。十七岁的陆沉舟比现在瘦，肩膀没有这么宽，下颌线没有这么硬，眼睛里没有这么多层东西。他穿白色的棉质T恤，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晒成小麦色的手臂。他不爱吃棒棒糖，他爱喝可乐，冰镇的，玻璃瓶装的那种，瓶盖要用起子撬开。他的母亲在一家纺织厂上班，每天早出晚归，他放学后就在家里等她，偶尔去林屿家蹭饭。
那个夏天特别热，热到蝉叫得像是嗓子要冒烟。
林屿家在这栋楼的十四楼，比他家低一层。他们是在电梯里认识的——林屿刚搬来那天，抱着一箱书，在电梯里按错了楼层。陆沉舟帮他按了十四楼，林屿说谢谢，然后从箱子里抽出一本书递给他：“送你的，当作见面礼。”
那是一本肖邦的钢琴曲谱，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你会弹钢琴？”陆沉舟问。
“学了一年多了。”林屿笑得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我妈说等我考过十级，就给我买一架三角钢琴。大三角，黑色的，放在客厅里。”
陆沉舟把曲谱还给他：“我不懂钢琴。”
“那就当认识一下。”林屿又把曲谱推回来，这次塞进了他的书包里，“你不懂没关系，我弹给你听就行了。”
那天下午，陆沉舟第一次走进林屿家的客厅。房间不大，靠窗的位置摆着一架立式钢琴，白色的琴键有些泛黄。林屿坐下来，把谱子架上，然后弹了一首曲子。
肖邦的夜曲，Op.9 No.2。
陆沉舟站在钢琴旁边，看着林屿的十根手指在黑键和白键之间跳跃、滑动、按下、抬起，像一群训练有素的舞者。少年的侧脸在午后阳光里镀上一层金边，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数节拍，又像是在和钢琴说一种只有他们才懂的语言。
那天之后，陆沉舟家的床头柜上多了一排棒棒糖。
林屿送他的，说：“你吃橘子味的，我吃草莓味的。”
他问：“为什么分口味？”
林屿说：“这样我们换着吃，就能吃两种味道了。”
陆沉舟睁开眼。
风还在吹，城市的灯光还在闪，但天台上的那个少年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嘴里含着一根咬碎的棒棒糖，裤兜里揣着一张褪色的照片。
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天台。这个天台。
林屿第一次来这里，也是这样一个夜晚。那天的月亮比现在更圆，云更少，风也更大。林屿穿着拖鞋跑上来，手里拎着两瓶可乐，玻璃瓶的那种，瓶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沉舟哥，你看你看！”他跑到围栏边，踮起脚尖往下看，“从这里能看到我家的窗户！我妈在厨房炒菜，你看到了吗？”
陆沉舟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十四楼的窗户亮着灯，橙黄色的光透过窗帘，模糊而温暖。林屿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身影在窗前来回移动，像一个快进的皮影戏。
“看到了。”陆沉舟说。
林屿把一瓶可乐递给他，瓶盖上已经用起子撬开了，噗的一声，气泡涌出来，顺着瓶壁往下淌，在他的手指上留下一道糖分的痕迹。林屿吸了一口自己那瓶，满足地发出“哈”的一声，然后仰起头看天。
“沉舟哥，你说星星上面有人吗？”
“不知道。”
“我觉得有。”林屿认真地说，“不然它们干嘛一直在那儿？没有人的话，它们早就灭了。”
陆沉舟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个逻辑有问题，但懒得纠正。他看着林屿的侧脸——少年的眼睛很亮，比天上的任何一颗星星都亮。那种亮不是反光，是从内部发出的，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燃烧，烧得又安静又热烈。
“沉舟哥，我以后要当钢琴家。”林屿忽然说，语气很笃定，像是在宣布一个他已经决定好的事实。
“哦。”
“你不信？”
“信。”陆沉舟喝了一口可乐，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激得他打了个颤，“但你得先把缺的那颗牙长出来。”
林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露出那个黑漆漆的缺口。他用舌头舔了一下那个缺口，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但很快又抬起来了，目光越过围栏，看向远方。
“等我当上钢琴家，就在最大的音乐厅开演奏会。到时候你坐在第一排，穿西装，打领带，给我献花。”
“我不穿西装。”
“那就穿警服。”林屿转过头看着他，“你不是说要考警校吗？以后你当警察，我当钢琴家，咱俩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
他没说完。
因为陆沉舟的母亲在天台上喊他们下去吃西瓜。两个人拎着可乐瓶往回跑，林屿跑在前面，踩着拖鞋的脚步声噼里啪啦，像放了一串小鞭炮。
那是十八年前的夏天。
那是他还来得及保护林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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