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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沉舟的手指在桌上动了一下。小指从收拢的状态变成了张开，向江临小指的方向靠了一点点。只是指尖动了，指根没动。那个移动的距离很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江临看到了，他的目光从自己手上移到陆沉舟手上，移到那根正在向他靠近的小指上。
江临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信封里有三样东西。一本假护照，照片是我的，名字不是林屿。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叠美金，够买一张机票、交三个月房租、再吃几个月的饭。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在美国东海岸的一个城市。纸条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去美国，成为最优秀的犯罪心理学家，然后回来找我。’”
陆沉舟的手指停了一下。
江临的声音更轻了，轻到像是在和自己说话。“我拿了。护照、钱包、纸条。我把它们装进口袋里，走出403病房，走下楼梯，走出那栋楼。外面是白天。我已经八个月没有看到白天的天空了。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眼泪流了一脸。不是想哭，是生理反应，眼睛太久没有见过光了。”
江临停了一下，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茶叶梗浮上来，粘在他的下唇上，他没有拈掉。他握着杯子，杯壁上的凉意从他的指尖传进来，和他的体温混在一起。
“我上了车。一辆黑色的轿车，司机没有说话。他把我送到机场，帮我办了登机牌，把信封还给我，然后走了。我上了飞机，飞了十四个小时。在飞机上我没有睡觉，一直看着窗外。起飞的时候是白天，飞了一会儿变成黑夜，又飞了一会儿变成白天。我在那十四个小时里想了很多事。想他为什么要放我走，想他说的‘你会回来’是什么意思，想我到底要不要回来。下飞机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陆沉舟看着他。“什么决定？”
江临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接触桌面的声音很轻，像一滴水滴进了水池。他看着陆沉舟，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还有那层薄薄的水光，但除了水光，还有一样别的东西——一种更硬的、更亮的、像一把被磨了很久的刀终于露出了刀刃的光。
“我要活下来。”江临说，“不是活着，是活下来。活着是呼吸、吃饭、睡觉。活下来是在这些东西之外，还有别的。还有等。我要活下来，才有机会见到你。”
“为什么？”
陆沉舟问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裂开了。不是哭，是声带在做一件它做了很多次、但每一次做还是会疼的事时的裂开。
江临看着他。“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还认识我的人。不是认识‘江临’，是认识‘林屿’。你知道我缺一颗门牙，知道我爱喝可乐，知道我弹钢琴会走音，知道我在天台上踮着脚尖喊过你的名字。你是唯一一个还知道这些的人。如果我死了，这些就没有人知道了。”
陆沉舟的手伸过来，盖住了江临的手。不是之前那种手心朝下的覆盖，是手心朝上、手指张开、把江临的手包裹在掌心里的那种握。他的手指很长，骨节粗大，从江临的手背绕过去，指尖抵在江临的掌心。他把江临的手握住了，整个手，不是手指，是整个手。
江临没有抽回手。他的手躺在陆沉舟的掌心里，手指微微蜷着。
“用了十年。”江临的声音从很低的地方升起来，“读完学位，拿到博士。从社区大学开始，学分不够就多修，语言不行就多练。转了学，申请了研究生，读了博士，考了执照。每一步都很难，每一步都有人告诉我‘你不属于这里’。”
陆沉舟握着他的手，江临的手很凉，指尖的温度比正常体温低。
“进了FBI。不是我想进的，是他们来找我的。他们说我的研究对行为分析部有用。我在BAU待了八年。八年里，我分析了上百起案件，见过上百个凶手，写过上百份侧写报告。每一个凶手，我都在他们身上看到沈鹤亭的影子。不是长相，是眼神。他们看受害者的眼神，和沈鹤亭看我的眼神是一样的。不是恨，不是爱，是‘你是我的’。没有商量余地，没有讨价还价。就是我的。从骨子里认定的我的。我用了十八年想从这个眼神里逃出来，但每一次我以为自己已经逃出来了，就会在另一个凶手的眼睛里看到它。”
江临停了一下，把那只被握着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手指张开，和陆沉舟的手指交错在一起。他的指尖碰到了陆沉舟的指根，皮肤和皮肤接触的面积比刚才大了很多。手心的温度从江临的手心传到陆沉舟的手心，两个人的体温在掌纹之间交换。
“他在每一站都等着我。不是人，是他的影子。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他设计好的。他给我护照，给我钱，给我地址。他让我去美国，成为最优秀的犯罪心理学家，然后回来找他。我照做了。不是因为我想照做，是因为我不知道除了照做，还能做什么。”
陆沉舟的手指收紧了。“你是顺着他的路走，但你走出了自己的路。”
江临看着他。“我走的是他画的路，但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的。社区大学是我申请的，博士是我读的，FBI是我进的，侧写报告是我写的。他没有替我上过一节课，没有替我写过一篇论文，没有替我分析过一个案件。他只是把我推上了这条路，然后站在终点等我。”
“他在等你。”
“等我变成他要的样子。”
陆沉舟看着他。“你变成了他要的样子吗？”
江临低下头，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他的手指在陆沉舟的指间蜷着。“他让我成为最优秀的犯罪心理学家。我做到了。他让我回来找他。我回来了。他让我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我每一个都做到了。陆沉舟，你说我不是怪物，但一个被凶手训练出来的人，不是怪物是什么？”
陆沉舟的手从握着变成了托着。他把江临的手从桌面上托起来，举到两个人之间，让台灯的光照在江临的手上。那只手很白，很瘦，骨节分明，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是常年握笔、握枪、握方向盘留下的。他的手背上有几道细小的、白色的疤痕，是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也许是被纸张割的，也许是被什么东西划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甲床的形状很好，圆润的，饱满的。
“他训练你成为犯罪心理学家。但你用他给你的技能，在破他犯下的案子。”陆沉舟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他要你成为他的作品。但你成了他自己的掘墓人。这叫报应。不是怪物。”
江临的眼眶又红了。这一次不是那层薄薄的、透明的红，是一种更深的、更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烧过的红。从瞳孔的边缘开始，向虹膜蔓延，把那些浅褐色的纹路染成了深褐色，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在被风吹落之前，叶脉里流淌的最后一滴汁液。
“陆沉舟。”
“嗯。”
“你还记得二〇〇四年冬天，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次吗？”
陆沉舟的拇指在江临的手背上停了一下。“记得。”
“你把你的外套脱了，盖在我腿上。你蹲在我面前，看着我膝盖上的血。你的脸是白的，比我的还白。我问你，‘沉舟哥，你怕血吗？’你说，‘不怕。怕你疼。’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不会丢下我，那个人就是你。”
江临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不是之前那种安静的、无声的、从眼眶边缘慢慢溢出来的泪，是那种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带着温度的、一颗一颗的、圆润的、饱满的泪。泪珠从他的下眼睑滚出来，沿着颧骨的弧线往下淌，经过他脸颊上那道细细的、在台灯的光线下微微发亮的泪痕，经过他的嘴角，经过他的下颌线，滴在他的手背上，滴在陆沉舟的拇指上。
陆沉舟把那滴眼泪接住了。用拇指的指腹，和之前一次一样。但他没有把拇指收回来，让它留在那里，留在江临的手背上，让那滴眼泪在他的指腹和江临的皮肤之间慢慢干。
“我找了十八年。”陆沉舟说，“不是因为他要我找，是我要找。你走的那天晚上，我在那条巷子里站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当警察，找到你。不是把你从谁手里救出来，不是把你带回来，不是要你变回十五岁的林屿。只是找到你。知道你还活着，知道你还在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呼吸，吃饭，睡觉。知道你不是那辆白色面包车里的人。知道你不是那间403病房里的人。”
江临的眼泪还在流。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流，是那种安静的、无声的、像一条小河在冬天的阳光下慢慢融化的流。泪珠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一颗接一颗，没有声音，没有喘息，没有抽泣，只是流着。他没有擦，让它们自己淌。泪淌过的地方，皮肤被盐分蛰得微微发红，红的像被什么东西烫过。
陆沉舟没有松开他的手。他握着那只凉了十八年的手，用自己掌心的温度一点一点地捂它。他不知道要捂多久，也许还要捂很久。
江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他的眼泪已经不再流了，眼睛下面全是泪痕。他的脸上很湿，但他的表情是平静的。
“第一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语。什么都不会，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写。每天晚上回到租的地下室里，对着字典查单词，查完就忘，忘了再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学会十个新单词才能睡觉。有时候学到凌晨三点，学完了十个，躺下来，闭上眼，脑子里全是那些单词。梦里的对话是英语的，但我说不出来。在梦里我也说不出来。”
陆沉舟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
“第二年，我转到了州立大学。学心理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也许是因为沈鹤亭说过，要成为最优秀的犯罪心理学家。我在和他赌气——你要我学，我就不学。但后来我发现，除了心理学，我对别的都不感兴趣。我选了这门课，从第一节课开始就没落下过。每一本书都读了，每一篇论文都写了，每一次考试都考了。教授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听了很难过。因为我不是最好的，我只是最不要命的。”
江临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灯管很白，亮得他眯起了眼睛。
“第三年，我开始做研究。研究犯罪心理。导师问我想研究什么方向，我说连环杀手的作案动机。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个方向很难，需要接触真实案件’。我说我知道。他说‘你想好了吗’，我说想好了。我没有想好，但我必须做。因为我要知道沈鹤亭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找到答案才能把那个人从我心里赶出去。”
陆沉舟把他的手从桌上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不是把江临的手拉过去，是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拉了十厘米，缩短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江临的手放在他膝盖上，他的手覆盖在江临的手上。他的膝盖很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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