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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得自己当时看了看那行字，又看了看林屿缺了门牙的笑脸，然后把谱子放在桌上，说：“等你长出门牙再说。”
林屿笑着踢了他一脚。
那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玩笑。
一个月后，林屿在那条巷子里被带走了。
陆沉舟把镜框翻过来，拆开背板，取出那张照片。照片背后还有一行字，是母亲写的，圆珠笔，蓝色的墨水：“沉舟十七岁，小屿十五岁。愿两个孩子平安长大。”
愿两个孩子平安长大。
一个长大了，一个没有。
陆沉舟把照片揣进外套的内兜。内兜里已经有三样东西了——草莓味棒棒糖、江临的侧写报告、一张褪色的照片。现在又多了一张。他把内兜的拉链拉上，拉到头，确认不会掉出来。
然后他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衣服，一床被子，一些锅碗瓢盆。他在衣柜的深处找到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母亲这些年攒下的存折、证件，还有一张他小时候的百日照。他把重要的东西装进一个布袋，不重要的留在原处。屋子里的东西他不想动，也不想带走。他想让这个房子保持原样，保持母亲还在时的样子，哪怕灰尘一天天堆积，哪怕柿子一年年落地。
他在母亲的床边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远处村子里零星的灯光，像几颗被遗忘在棋盘上的棋子。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柿子树腐烂的甜味。
“妈。”他对着空气说了一声。没有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他只是想说一下，告诉母亲他回来了，告诉母亲林屿的案子有线索了，告诉母亲他还没有放弃。
他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下楼的时候，他踩空了最后一阶楼梯，膝盖磕在水泥地面上，疼得他咧了一下嘴。他蹲在那里，低着头，没有动。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他突然想起来——林屿第一次来他家，也是在楼梯上摔了一跤，从第三阶滑到第一阶，裤子磨了一个洞，膝盖擦破了皮。他母亲拿了碘伏和棉签，蹲下来给林屿消毒。林屿疼得龇牙咧嘴，但没有哭，嘴里还含着那颗缺了门牙的空洞。
“阿姨，没事，我不疼。”
“还说不疼，都冒血了。”母亲用棉签轻轻点着伤口，动作很轻很慢，“下次小心点，上下楼梯扶着栏杆。”
“嗯。”林屿乖乖地点头，然后转头看着站在旁边的陆沉舟，笑着说，“沉舟哥，你家楼梯比我家多一阶。”
“一样的。”陆沉舟说。
“不一样。我数了，你家十五阶，我家十四阶。”
陆沉舟没有数过，但他相信林屿。那个少年对数字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什么东西都要数一数，楼梯的阶数、钢琴键的黑白数量、可乐瓶上的气泡。
母亲笑了，摸了摸林屿的头：“你这孩子，什么都要数。”
“数清楚了才能记住。”林屿说，“记住了就不会忘。”
陆沉舟蹲在漆黑的楼梯拐角，膝盖还在疼，但他没有起来。他把脸埋在手臂里，肩膀微微发抖。没有声音，没有眼泪，只是发抖。像一辆发动了很久但始终没有挂挡的车，引擎在空转，车轮一动不动。
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出了门。
回城的路比来时更黑。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偶尔对面驶来一辆，车灯像两把白色的刀，劈开黑暗，又迅速合拢。陆沉舟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伸进外套内兜，摸到那张照片的边缘。他没有拿出来，只是用指腹感受它的轮廓——长方形的，直角，边缘有些毛糙，是被裁开时留下的。
他把手收回来，双手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
车载收音机没有开，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沙沙沙沙，像有人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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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市局已经快十点了。
陆沉舟从侧门进去，走楼梯上七楼。他不想坐电梯，不想在这个时间和任何人挤在同一个铁盒子里。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两盏，每上一层就要跺一下脚才能点亮下一盏。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响，一下，两下，三下，和心跳同频。
重案组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阿苗还在加班，桌上摊着一堆A4纸，是今天调取的路面监控截图。她正对着一张模糊的照片，用放大镜看车牌号，眉头皱得像一团揉皱的纸。
“陆队？”阿苗抬头，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您还没走？”
“刚回来。”陆沉舟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拉开椅子坐下。他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永远摆着三样东西——一个印着警徽的杯子、一摞整齐的文件夹、一排橘子味棒棒糖。
阿苗继续低头看监控，没有再说话。办公室里恢复了安静，只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和阿苗偶尔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陆沉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不是照片，不是棒棒糖，是钱包。黑色的皮质钱包，用了好几年，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他打开钱包，里面有几张卡、一些现金、一张他的警官证。警官证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比现在瘦一些，眼神也更锋利一些。
他把新取出的那张照片折了一下，塞进警官证后面的夹层里。那个夹层本来是用来放驾驶证的，但他把驾驶证挪到了别处，给这张照片腾出了位置。
照片塞进去的时候，有点紧，他用拇指用力按了按，把边缘压平整。
然后他把钱包合上，放回口袋。整个动作很快，不到十秒钟。但他没有注意到，阿苗在他掏出钱包的时候，正拿着一张打印的监控截图走过来。
“陆队，您看这张——”
阿苗的话说了一半，停住了。因为她看到走廊的玻璃门外有一个人影。
江临站在门口。
他穿着和白天一样的烟灰色薄毛衣，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水的热气在杯口上方袅袅上升，在走廊的白炽灯光下变成一团淡白色的雾气。他显然是刚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打算去接水，路过重案组办公室的时候，透过玻璃门看到了里面的光亮。
他的目光落在陆沉舟的手上——那只手刚从口袋里抽出来，钱包已经收好了。但江临看到的是那短暂的一瞬间：陆沉舟的手指从钱包里抽出来，拇指还在夹层的位置按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是否安好。
江临的手指微微一僵。
端在手里的茶杯倾斜了一个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角度，水面晃动了一下，有几滴茶水溅出来，落在他的手指上。他没有去擦。他的眼睛盯着陆沉舟的口袋，盯着那个装着钱包的口袋，盯着那个夹层里的东西。
那僵硬的持续时间不到一秒。一秒之后，他恢复了正常。他推开门，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和平时一样的、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笑容。
“还在加班？”他问，语气轻松。
“阿苗在整理监控。”陆沉舟说。他也在看着江临，但目光是散的、随意的，像一个普通人在和另一个普通人说话。
但他在看。
他在看江临的手——那只右手的手指上有一小片水渍，还没有干，说明刚才洒了水。洒水是因为手抖了。手抖了是因为看到了什么。看到什么了？他看到了我掏钱包。钱包有什么好看的？他不应该在意一个钱包。
除非他知道钱包里有什么。
陆沉舟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某个他一直不敢直视的角落。他没有表露出来，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变化。但他的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性动作，和阿苗敲键盘、江临转笔一样，是刻在骨头里的节奏。
阿苗把监控截图递过来：“陆队，这张是城东公交站附近的，时间和李晓雨失踪当晚吻合。但画面太模糊了，看不清人脸。”
陆沉舟接过截图，看了一眼，放在桌上：“明天让技术科做图像增强处理。”
“好。”阿苗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打了个哈欠，“那我先走了。陆队，您也早点回去。”
“嗯。”
阿苗抱着文件走到门口，看了江临一眼。江临朝她点了点头，阿苗笑了一下，出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
陆沉舟收拾桌上的东西——文件夹摞在一起，杯子里的凉水倒进窗台的花盆，棒棒糖的糖纸扔进垃圾桶。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江临就站在门口，手里的茶已经不冒热气了。
“陆队。”江临忽然开口。
陆沉舟没有抬头，继续擦拭桌面上的水渍。
“你今天回老家了？”江临问。
陆沉舟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去了哪里。阿苗不知道，局长不知道，小刘不知道。江临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抬起头。
江临笑了笑，用下巴点了点陆沉舟的鞋：“你鞋底的泥。城郊的土和市区的土不一样，黏度更高，颜色偏红。海滨城只有城西那片老城区才有这种土，而那片老城区里，只有你老家的那个村子还有没硬化的土路。”
陆沉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鞋底边缘确实沾着一小圈深红色的泥，干了大半，裂成细小的纹路。他没有擦，因为他没注意到。
他抬起头，看着江临。
“观察力不错。”他说，语气不是夸奖，是陈述。
“职业病。”江临说。
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对视了一秒。然后陆沉舟站起来，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
“走了。”他说。
“路上慢点。”江临侧身让出门口。
陆沉舟从他身边走过，肩膀擦着肩膀，距离近到能闻到江临身上那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某种花果香的、甜而不腻的味道。他走出办公室，走向楼梯口，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江临站在办公室门口，没有动。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根被茶水溅湿的手指，水渍已经干了，只留下一小片微乎其微的、紧绷的触感。他把手指举到眼前，看着指尖上那层薄薄的、看不见的痕迹。
“钱包。”他低声说。
他看到了。陆沉舟掏钱包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钱包的牌子、颜色、磨损程度，也看到了陆沉舟往夹层里塞东西的动作。但他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因为角度不对，距离太远，时间太短。
他不需要看到。
他知道那是什么。
十八年前，他见过那个钱包。黑色的，皮质的，边角磨得发白。陆沉舟从十五岁用到三十五岁，二十年没换过。他说“用习惯了”。
那个钱包里，有一张照片。三个人——陆沉舟的妈妈，陆沉舟，林屿。
林屿笑得缺了一颗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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