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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死亡的难题排山倒海送到你眼前来了。我们不确知布洛克本人是否也读过达伦道夫这番话，但“九一一”之后布洛克的处境还真像达伦道夫讲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个巨大的死亡悲剧问题而已，还包括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由谁来提问。小布什政府再顺势不过把问题更形简化成西方文明和邪恶伊斯兰圣战士的黑白对抗，要求国会提高军事预算，出兵阿富汗造成不下于“九一一”的死亡，并借此掩饰他在经济上、在整体治国上的无能。这样的生命代价，只得到这种程度的反省，甚至被利用，只剩在球场上唱唱国歌和《天佑美国》，在机场、在街道、在公共场所找阿拉伯裔长相之人的麻烦，是这样才让“九一一”成为更大的悲剧，甚至成为更大悲剧的首部曲。 长期以来，我们都记得布洛克讲纽约有八百万种死法，现在显然又多出了一种了；我们也记得他为自己的一部小说命名为“一长串的死者”，意思是那种不由自主排好队、只能低头默默向死亡走去的卑微人们；我们更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在《恶魔预知死亡》书中引述的那首诗，刻于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之下，原作者是约翰·迈桂：“……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我们有爱，我们被爱；/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田野死去。……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使罂粟花仍旧开在/法兰德斯的田野。” 凭心而论，要将“九一一”这样真实且巨大的悲剧创伤纳入小说中真的是很困难的，然而——“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不是这样子吗？
《繁花将尽》——斯卡德死亡曲线 “九一一”之后，马修·斯卡德和伊莲·马岱依然住他们原来的14F大厦公寓没有离开亦无恙，但伊莲·马岱似乎多了个悲伤的习惯，她会从视野良好的窗子怔怔往外看，看向原来双子星大楼的所在，当然，如今只剩透明空茫的天际，像李白诗的结尾。 某种生途悠悠之感。 在福尔摩斯小说中，一般总误以为是长篇的《巴斯克威尔猎犬》，但其实出自短篇的《银斑驹》，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有趣而且充满文学隐喻力量的询问——奇妙的，不是深夜里为什么狗吠，而是狗为什么不吠？ 深夜狗吠，是“加法”的推理线索，寻常的现场多了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一具触目惊心的尸体，一把染血的刀子，一排脚印，一根烟蒂，一小团纸，以及愈来愈热门的，一些我们正常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指纹，尸体里的精液，洗刷掉的血迹，某物沾着的人体细胞组织云云。这个多出来的不寻常之物，仿佛是个迫切的邀请，或甚至是挑衅，命令我们提出解释，尤其是合于逻辑的乃至于科学的信而有征解释。 而应该吠叫却缄默的狗，却是“减法”的推理线索，是应该有的东西少掉了、凭空消失了，这个空白，逻辑推理依然有用，但实证式的科学却再没用武之地了，再精巧再进步的仪器却没办法“显现”不存在的对象。《百年孤独》小说中第一代的老约瑟·阿加底奥做过这个英勇但徒劳的努力，在吉普赛先知梅尔魁德斯为他带来外面世界的照相机后，演练好几天，老约瑟如机枪扫射般在屋子里四下乱拍，包括床底下、柜子角落云云，想像笛卡尔、斯宾诺莎般证明上帝的存在，老约瑟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迟早总会让他不小心拍到一张的。 推理世界的游戏主要是加法的线索，但如今正常人生的游戏却总是减法的，尤其是死亡一事。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现实人生缺乏新鲜的、多出来的东西，倒可能应该讲，是这些东西太多、太频繁而且太稠密了，以至于整个来说反而变得再“寻常”不过了，无法形成焦点，唤不起我们厚此薄彼的关怀并促成思考。这在现代的城居生活中尤其如此，我们每天每时，穿梭过一堆没见过面的人，掠过一堆不识的事物，却如同坚贞不动的信徒通过死荫幽谷般地不受诱惑行走无碍，除非它系以某种极其暴烈的、不比寻常的形式赫然逼到我们眼前来，然而，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发明和统治却又让我们身体已先产生了这方面的抗药性，我们的生命经验不管就质就量都难以跟它抗衡，因此，即使是上班途中亲眼目睹一具车祸残破的尸体，或在你面前真的忽然耸立起一幢超过一百层的摩天大楼，某种现场的、临即的、独一无二的感官或者会暂时撼动你，但通常只能保留到晚餐后的电视新闻报道为止，或者它果然被报道并依它出现的秒数多寡被纳入新闻档案柜中安置，或者它根本上不到众声喧哗的新事物排行榜中证明它半点不重要，无须我们记挂并赋予任何关怀云云。大致上，这就是我们直接生命经验的存活样式及其时间长度，如蜉蚁，如泡沫，如什么事也没发生或者说什么事都已提前在我们脑中、心中发生过了。 除了报纸和电视新闻，别忘了我们还有好莱坞，全球最大的预言罐头工厂，在这里，别说恐怖攻击总统暗杀此等寻常事，就连世界末日也反复以各种原因各种角度和形式演练过了，如果未来系指新鲜的东西、未曾有过的事件，那我们差不多等于提前把未来给预支殆尽了，或者更像粗鲁地让未曾清晰具体显像的底片哗啦一抽提前曝光一般。韦伯所哀叹“没有先知，没有预言，我们能仰靠谁？”如今较正确的语言应该是，“满满是先知，遍地是预言，我们能理会谁？” 凡此，加法的线索让我们面向着未来，但未来已然掏空了；减法的线索却让我们转头检视着过去，这是我们生命还勉强拥有的东西。 从心情来看，当人面向未来，尽管可能畏惧不安焦虑茫然，但基调上总是兴奋的；倒是转头看着过去时，尽管可能温暖眷念满是幸福，但基调却总是哀伤的。从人自身的年龄状态来说，面向未来，是年轻的当然生命特质，毕竟他拥有大把的未来时光却只有很少很少的记忆；转头过去，则是老年的心理状态，日暮途穷，留给你的有限时间只能用来打扫收拾这一路行来凌乱堆积的回忆。 所以，欢迎到这个哀伤苍老的世界来，不管你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显示，你究竟是垂垂老矣，还是挺倒霉的其实你应该才如旭日东升。 像珠链子把这些死亡串起来 小说书写人劳伦斯·布洛克，今年二月国际书展将首访台北，我们就权且以这个可资纪念的日子作为一个时间断点来看一下——这位来自纽约异乡的说故事人，现年六十六岁，业已写成十六册马修·斯卡德探案小说，其间处理过的诸多死亡我们暂时先以“难以计数”笼统来说，等哪天总会有哪一位男性处女座的读者会好心为我们一一算出来的。 之前，我们一本一本小说读，也一次一次死亡个别地谈，这是把死亡置放在横的空间之中，不让它脱离自身当下的现实情境而去，以避免死亡被我们一不小心概念化、抽象化，或更糟糕地，统计数字化，好保护每一次死亡的悲剧性，也保护它独特、彼此无法等同替换的丰饶内容和启示，这么做，从礼貌来说，是我们对每一个死亡(不管是现实人生的或小说的)理应有的尊重；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说，则是努力不让我们自己“习惯”死亡，不要我们变得麻木刚硬，成为一个满身硬壳再无感觉末梢神经的人，就像达许·汉密特《红色收获》书里那个自称是“我”的无名私家侦探社探员一般，不论好人死歹人死皆如草芥。现在，我们试着进一步把这一个一个马修·斯卡德的死亡给串起来，珠链子也似的，尽可能保留它们各自的惟一性，只是多用一道时间的纵轴为线联系起来，看看这样又会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景观、彼此辉映出什么照人的光芒、并告诉我们什么事。 福克纳的南方家族小说这么做过，还有其他一些小说也如此，但终归来说，这是推理小说独有的基本书写样式，那就是——推理小说总是以一个(或一组)中心人物为世界的轴心，系列的一直延伸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已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知道了，系列里的每一部小说看似连续却又其实是个个独立的完整的，你不见得非从最源头的第一本读起不可，事实上我们也常因个人兴致选择或生命偶然机缘从半途读进来。小说中某处，我们也许会看到它回忆起之前的哪一桩命案、哪一个故人或仅仅是哪一句讲过听过的话，但你知之甚详也可以，乍听乍闻也可以，你的阅读依然可以长江大河般哗啦哗啦毫无阻拦地奔流下去。 没错，这个或松或紧的连续性必然把时间给偷偷带进来，或正确点说，把现实时间给引狼入室到非现实的小说时间来，两种异质的时间这么一撞，我们当然可以满心欢喜地希望(如签完乐透彩券者那样)，这会让终极图像更丰硕、更富繁复的时间层次，甚至如物理学大加速器般撞击出前所未见的好玩新东西出来。没错，希望是存在的，没有希望我们何去何从？只是通常现实的碰撞成果没这么动人，事实上，泰半我们所看到的还蛮滑稽的，需要我们适度的隐忍才能让阅读顺利进行下去。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您看过聪明绝顶但也因而不免缺德的前辈小说家钱锺书的短篇《猫》吗？这篇让人从第一个字笑骂到最后一个字的精彩小说，写一场上流社会的吃饱撑着沙龙，时间落点是中日八年大战的山雨前夕，宾客之中，当然一定有一个自称左翼的、在场只他一个来自广大下层社会的、讲什么话题都以愤怨起头都满嘴难听话的、可又吃得比谁都多(以某种消灭阶级敌人的食物资源等同于削弱阶级敌人战力的理直气壮心思)的“年轻”人，这是自从有了社会主义、尤其自从有了屠格涅夫《父与子》书中那个原型人物巴扎洛夫之后，诸如此类小说必备的堕落版和现形版。这位愤怒左翼青年，生命有一连串的奇遇，什么事都给他碰上了，比方说他在哪里干过三年码头工人，在哪座山里打过三年游击，在哪座城哪个工厂领导过三年罢工或暴动，在哪些国家浪荡过三年等等等等。钱锺书的说法是，生命的经历太多，但年纪太短，装不进去，因此每有人问到详细时间和地点时，总是含糊以对，和所有彼时在场的人全不巧擦身而过。 系列性推理小说的中心人物亦有相同的时间烦恼，装不进去，因此，比方说埃勒里·奎因只好青春永驻，包括他的纽约探长老父和一干帮手警探也跟着活在无寒暑无四季流转、时间大神永远找不到他们的不思议之国中；伟大的波洛探长也得一再从退休、或声言自己最后一案中食言复出，而且，年纪走到这日暮一刻，时间忽然无比温柔地慢下脚步来，生命终点咫尺天涯，摸得着却始终走不到。 这些好笑的时间景观我们通常不计较的，计较不起，一计较下去我们就快没推理书可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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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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