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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当然也难免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小小时间麻烦，但大体上，这个系列最异于寻常推理小说的是，它的小说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一致的、同步的，现实人生的时间对小说中的斯卡德是发生作用的，从年纪、体态体能，到他的情感和心思变化，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对死亡这个永恒之谜的感知——对一个小说书写者而言，布洛克这是放弃了小说尤其是类型小说的一大部分任意编造、扭曲、使用时间的特权，这样加诸自己的书写限制，其实是某种迎战，正面向着现实人生，包括自己的人生，以及社会诸多他者的人生。 两道曲线的叠合 因此，熟读斯卡德小说的人，很容易为这组小说的死亡连出一道相似的曲线来，大致上这是个山形的曲线，中央的峰顶部分是最残酷最暴烈的，大体上由《八百万种死法》开始陡然攀升，到《屠宰场之舞》《行过死荫之地》和《到坟场的车票》三书到达顶峰，到差不多《恶魔预知死亡》一书开始柔和下来——我记得脸谱出版公司彼时的推理线主编，编到那部开货车、用钢琴弦杀人分尸、“你上了货车就不再是人，只是一堆器官”的《行过死荫之地》一书时，曾懊恼地请辞或要求调线，原因是她“快吐出来了”。 这个曲线起伏，很奇怪反而是敏感聪慧的小说书写同业骆以军搞不清楚满心疑惑(是否也证明他还年轻，还不真的知道死亡，尽管他自己小说中亦满纸的死亡意象？)，骇异于如今的斯卡德竟变得如此平和、如此“中产阶级”、甚至要自问自答他是不是老去了呢？ 乍看可以这么讲，但年轻、还野心勃勃一头栽在小说技艺世界并迷醉于表演的骆以军想不想知道更多呢？要不要也跳开当下的自我，试着用别的路径去逼近去感知死亡呢？要不要换一种理解小说的方式，小说岂只是华丽的个人专业技艺演出这一项而已，它同时是人所创造的一种最繁复的语言，包含了无尽他者的平等存在，因此可以是某种更谦虚更让书写者泯去自我的“代言”、它同时可以只是一种素朴的人生观，尤其是老年的小说，容许它不再像年轻岁月那么“爱现”，容许它慨然地砍去那些枝枝叶叶，只想尽力说出自己真正要问的最终生命难题，因此更是单纯的“言志”，不自恋不夸张不在乎人家喝不喝彩的干干净净言志呢？ 伊朗的阿飒儿在她《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书中一再讲，小说是“民主”的，这话远比她在阿富汗艰困处境中所解释的，要深沉要普遍也更一语中的。 斯卡德曲线的奥秘之一，我们之前提过，可以把它叠合于它所在大纽约市现实的死亡曲线之上，你会看到它们两者大致呈现亦步亦趋的有趣吻合，那个行过死荫的残酷峰顶，正是纽约最危险最罪恶(也是所谓最华丽)的索多玛蛾摩拉时代，我一位旅居纽约的老友日前犹回忆，她所认得活过那段岁月的纽约人，还真找不出两个没被抢过、伤害过、直接被枪指脑袋过的；而《恶魔预知死亡》之后的缓坡，则同步于朱利安尼市长大治后的纽约改头换面新死亡景观，九年代后，纽约已缓缓不再是世纪首号罪恶大城了，即使在硬碰硬的客观统计数据上，它都让位于西岸的洛杉矶，也因此，昔日想干脆把纽约封闭成大型监狱，让它自作自受自生自灭的电影《纽约大逃亡》拍了续集，这回是《洛杉矶大逃亡》了。 也就是说，斯卡德曲线，同时是现实时间的一道曲线，它忠诚地记录了纽约的死亡史实。而在纽约治安好转的时间点上，小说书写者面对了两种抉择，一是像该死的福尔摩斯般草菅人命地感叹，难不成那些罪犯都丧失想像力、都丧失活动力了吗？书写者不愿从遍在的、严酷的死亡世界出来，便只有停下自己脚步，不去理会现实时间轰轰然地向前，从此自我陶醉在已不存在的昔日丰饶岁月里，再三涂抹甚至自行编造；一是你继续跟着纽约走，尽管它不再那么刺激那么好写了，所以我们才说这是迎战。纽约分歧为二路，斯卡德曲线显示了布洛克选择正面迎向现实人生的死亡旅踪较稀之径，我个人感觉这是勇敢的，甚至很想说是比较高贵的，如果我们能够赋予价值评估的话，如果书写者的心灵是可窥探可讨论的话。只因为它有较高的“失败”风险，更容易让那些已习惯于华丽、刺激、遍在死亡的长期读者所质疑甚至抛弃，骆以军不过是此类典型中的一个而已。 但这一次，我们试着让此斯卡德曲线转而向内，不是大纽约市的现实时间，而是斯卡德甚或是他背后藏镜人布洛克的现实生命时间，我们尝试着叠合这两者，看看它又会碰撞出什么新的，告诉我们什么？ 还有一道隐藏在身体内的曲线 简单回忆一下。斯卡德人生的第一个巨大死亡缺口，我们晓得，是他那次流弹误杀、那个无辜小女孩之死，这带来立即而且暴烈的改变，从工作到家庭到过日子的方式(比方说酗酒、到教堂点蜡烛、丢十分之一收入到奉献箱子云云)。说真的，作为一个读者，在这个阶段我个人有一定程度的提心吊胆但没敢讲出来，因为这是小说书写的最典型心理学陷阱，多少聪明而且技艺超拔的小说名家在这种地方全应声摔下去，然后，某一套乏味而且粗糙的心理学软件包式假说(尤其是弗洛伊德那一套)便夺了书写者的位置和工作，从小说的情节到角色人物的性格及其反应，开始扭曲、僵直、并且既可预期又无道理地狂乱疯癫起来，远的不提，就讲冷硬派的开山祖师、当过私家侦探的实战派书写者汉密特，也不能幸免写过《丹恩诅咒》这样夹生的作品来，事后老汉密特令人欣慰地如此嘲笑自己：“这是一部神经兮兮的东西。” 因此，现代主义大师纳博科夫一讲到弗洛伊德就满口精彩的讥诮，文学理论大师巴赫金则写了一大串文章正面排炮轰击，我个人觉得甚有道理而且还非常快意，也许其他时候弗洛伊德没糟到这种地步，但在文学的书写共和国里，这却是个极坏的入侵者和专制统治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倒不是说，人的某些巨大心理创伤不会让人失常发疯甚至自杀云云，而是不会这么像巫术，不会在创伤的因和行为的果之间联系得如此单调、如此性急还如此幼稚(列维施特劳斯讲，巫术不是没因果，毋宁是太性急太不顾一切的因果主义者)。在这里，我们看到斯卡德没掉入这可厌的巫毒心理学陷阱之中，他的死亡意识被此偶然创伤“提前”引爆，但意义仍暧昧难明难解难言，它像身体中藏放磁石般为斯卡德吸来各式各样的死亡，不只要求破案，而且还要求解释，更让他因此成为一个死亡的收集者。 之所以讲“提前”，是因为我个人相信而且在其他文章(比方说谈阅读的《跨过人生的折返点》一文)中再再谈过，人的死亡意识高峰，通常得到四十岁左右或稍后才真正到来，之前人太年轻、身体太好仿佛并不存在，欠缺感受死亡的生理性机制，死亡于焉只能是个抽象概念，靠脑子和它打交道，顶多掺点情感，成为某种大而化之的情调之事。一直要到人跨过自己生命的折返点了，身体开始往回走、往下坡走，开始松弛、瓦解、衰败并好像缓缓腐烂还冒出怪气味，这才真真正正是死神造访你、现身你面前的时刻，而且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走开，绕着你缠着你还冷飕飕地盯着你挣扎入睡。 也就是说，这四十岁左右，才是人最怕死的时候，之前你怕的其实不真是死亡本身，死亡只是个跟班，甚至还是个工具或假借的符号，你怕失去的其实是比方爱情、人生前途、生命意义、他人的理解同情或其他一些更奇奇怪怪的东西而已。年轻人很少素朴地单纯地怕死，无从怕起。 小女孩的谋杀早于斯卡德辞职成为无照酗酒的私家侦探，也就是说远在第一本书的《父之罪》一切一切之前，但斯卡德曲线却要迟至十年之后《八百万种死法》才陡然一变(从书本身的格局、触感、厚度乃至深度，到书写者布洛克自己写作时间的有意思延迟和节奏变化这样全面性的)，而在《行过死荫之地》狂暴死亡三书正式攻顶成功——冷酷点说，小女孩之死原来只是个聪明的书写设计，却在十年时间中缓缓吸取意义最终如花绽放。 换句话说，斯卡德曲线，很明显也叠合于斯卡德个人年龄和身体的那道私密曲线，叠合于布洛克本人的私密曲线，因此，说“提前引爆”可能还不是顶正确的说法，因为其没改变这道曲线的模样和走向，它只整体性地抬高这曲线，让它在坐标上往上平移而已。 叠合于大纽约市真实时间曲线，让斯卡德小说取得普遍的、联系于广大他者的坚实基础，而不是顾影自怜的喃喃自语，叠合于斯卡德自身、乃至于布洛克自身的真实时间曲线，则赋予了斯卡德小说质地真实的感受细节，死亡不再是身外物，是不相干的纯粹吓人用的东西，他者之死一个个融入镶嵌到“我”的身体内部里来。 然而，人身体内这道私密死亡曲线，在高峰过后，它接下来怎么走呢？我个人以为(借助他人的经验和我的猜想)，它仍会缓缓下坡、平和下来，一方面我们不大可能一直停在和死亡如此紧张、剑拔弩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好像和死神密友般相处一段时日，我们会慢慢习惯乃至于接受它的骇人长相和如影随形，把它的遍在视为某种无奈的事实，一如我们会逐渐习惯自己身体的持续衰败，找到和它相处的方法一般。 不知道是否是人生理心理的美好设计或甚至上帝的悲悯，人不会愈年老、愈接近死亡时愈怕死，尽管我们并未能在死亡的哲学课程中提出什么睿智的解答，终我们一生死亡仍是个谜、是个永恒难题，我们仍会被它击败并且带走。但通常我们不至于走得像个肝胆俱裂的俘虏，我们比较常走得像一对老友出发远行，旅伴长相确实并不怡人，就像伍迪·艾伦的老电影《爱与死》最后一幕，拿着镰刀的狞恶死神低头走前面，伍迪·艾伦则不失兴高采烈地依然话讲个不停，画面上是一派美丽的山色湖光。 斯卡德是怎么解决小女孩之死的死亡难题的呢？没有，他只是单纯地“过来”了而已，形态上毋宁更接近遗忘地缓缓消化于时间中，事实上，连书写人布洛克都没意识到这问题的自然消失，在一次访谈中他坦诚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何时以及何以如此，“也许是斯卡德自己走出来了吧！”这真好不是吗？还有，昔日癌症开刀的夜行动物丹尼男孩，曾拟写了一纸死亡名单，记录他所有知道名姓却先他一步而死的人，这很明显是试图驯服死亡的做法，然而，在这本《繁花将尽》书中，丹尼男孩也抛开了这张愈写愈长的名单，仍带着美眉、准备出现固定酒吧、听着歌、喝他宛如外科手术刀般精准锐利的冷冻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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