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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以及其意识和思维的存放之处，不可能在外于人心的所谓集体社会，因为社会只是个结构、机制和网络，它能立碑但无法思索，因此这些东西只能化整为零地藏放于一个个不同的人心之中——从今天这样的历史结果来看，六年代毋庸是人自我反省、再一次启蒙并重新认识世界的一个特殊过程，它因此有更大一部分如此私密，如此个人，如此难以从人的生命记忆给单独分离出来。 动用到身体，如特洛伊远征归来的战士，会在身体留下伤疤，据说这是勋章，可以动辄展示给陌生人看并吹嘘一整晚，证明你真的赶上那生死一役；动用了心智和情感，想当然耳也一定在心智和情感的某一处留下伤疤，但不同的是它不在表皮可见之处，没办法在酒馆酣醉之际神气地亮出来，说不清更证明不了你做过什么，它隐隐作痛，因此非常非常寂寞。 事实上你做过什么呢？你活过一个年代，嗅闻过空气中的奇特气味，瞥见过这个世界曾以另一种形貌展现开来，而这一切，正如那个年代吟游诗人的歌，已随风而逝了。 是不是这样，下回如果布洛克还有机会再来台湾，我们得记得要好好拷问他一番，在二年世纪交界的某一天，他为什么夜深梦起年轻的时光？他为什么没头没脑地忽然跟我们详述他出走爱尔兰的这段往事？
《谭纳的两只老虎》——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老师朱西宁先生先前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心力鼓励人书写，已达浪费且有伤自身小说书写的地步。对文学志业，他们那一代的确信念比我们坚定虔诚多了，也乐观多了，还快乐多了。这当然不是说在真实埋头于书写的实践时刻，他们不会屡屡感觉到艰难、困惑和枯竭，如同今天我们一样，而是最根本之处，他们没像如今我们这么多疑，他们始终相信书写是好事，甚至是高贵的事，推己及人。如果像我们总忍不住怀疑书写是苦役、是疯了才做的事、是某种你不知道哪年哪辈子得罪大神所遭到的诅咒，你当然不好那么恶毒要他人也跟着尝尝不是吗？你能做的只是阻止他、警告他，至少哀伤地回送他风萧萧般孤独走去并希冀他一切都好。 其实不只文学书写而已，比方说对于婚姻恋爱之事亦复如是，所以说这追根究底是某种全面的生命态度生命主张，我们对眼前世界显然有着不同的假设。 在朱西宁老师那长长一纸鼓励、诱拐、协助的书写名单中，包括一位同辈儒将，甚见成果地写成了一部名为《抚河两岸》的长篇小说也顺利出书了，但奇怪这最困难的一步跨过后却从此封笔般再无消无息，原来，日后朱西宁老师莞尔讲过几次，少将夫人读了小说后每日以泪洗面，不是欣喜不是感动，“你老实跟我讲没关系，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们常说只有疯子和小孩才分不清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线，但有没有？我们这样意有所指地一再引述这句话，用来讲流行时尚、讲电视肥皂剧、讲好莱坞、讲电动玩具、讲网络、讲恋爱、讲宗教和命运之数、讲政治等不及备载，这不正正是说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人遍地都是，绝不只限于疯子和小孩而已。因此，这里说疯子意思是心智失常不清，小孩则是心智幼稚不明，我们真正讲的指控的而且不祥察觉到的是，人心智的某种异化弱化现象。这是一句较优雅，带点书卷气息的骂人的话。 老实说，比较接近事情真相的是，人不是脑子普遍清晰也不是时时刻刻保持清晰的，说穿了更不是光靠一个脑子面对周遭万物的。但凡有着某个魅惑之物在眼前，适当的情境、适当的时刻(比方说夜半不寐的独处时分)，我们的双眼很容易就迷蒙起来，跟随着那样宝石火辉般的明迷光线，轻飘飘地旋入一个虚实不分的世界。 小说之为物，说来就是一颗放射性的宝石，是魅惑性的东西，现实和虚拟的渗透、出入、替代以及彼此伪装掩护，原来就是它特许般的技艺本身，而小说的完成，则是一个真事作假、假事作真的世界。也因此，会追问不休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的人，绝不止警觉出爱情婚姻家庭受狐狸精威胁的少将夫人而已。严格来说，置身小说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迟早或程度多少地陷身此境，并不因为理智上你已先知道它的“写实/虚拟”本质而得以完全豁免。所谓我们说的每一种人，指的是不只读者，还包括应该比较道貌岸然的评论者和学术研究者，还有书写者本身，是的，一样同为小说书写者，在面对他人小说时，照样会“人性”地怀疑、追问、猜测其中的虚实成分问题，甚至因为某种同业的地利人和之便而更热切。骗子一样也会被骗，这不是常识吗？而八卦流言总是始自于而且大行于同业间，这不更是常识吗？ 总是碰到女色情狂 “〇〇七”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动不动就上床，伊凡·谭纳尽管理论上不睡觉，却也一样动也不动就上床。事实上，谭纳之所以如此不眠但又不休地勤于上床不懈，正是因为前辈邦德先如此行的缘故。谭纳摆明了是模仿邦德的，或我们正确地说，布洛克这么写谭纳，正是对伊恩·弗莱明笔下邦德“躺床上轻轻松松拯救了世界”的谐拟——谐拟这个专业术语，大体上的意思是一种再多加一分夸大，再顺势往前推的有趣模仿重现，以驱散原来情境的伪装，曝现出其荒谬来，程度大致介于调笑和讽刺之间，或者说，它以特殊的大笑声音，颠覆掉荒谬事物的乔张作致外壳。 要稍稍为邦德或说伊恩·弗莱明说两句话的是，其实原来小说中的英国情报局特工邦德，尽管天赋异禀性欲过人，基本上仍是会帮女士拉椅子、会在女士离席时起身站立的英式绅士，他的上床次数其实没那么高频率，也没壮阳药品广告般强调其时间和次数，更不至于二话不说第一时间就来。伊凡·谭纳的谐拟对象事实上比较接近联美公司电影银幕上的肖恩·康纳利，片头卡司表出来前通常就先奉送一段大家交个朋友。 但伊凡·谭纳成为詹姆斯·邦德镜像的最有趣背反之处是，雄纠纠气昂昂的邦德当然是性爱的主控者发动者(这种事让女士主动不是很不礼貌吗？)，而总不免有点畏缩有点好色无胆的谭纳却总是“被迫”的，至少是盛情难却的(也是另一种不礼貌，如果拒绝的话)。像马其顿革命失利后留下儿子那一段，其中有超越小我的革命薪火承传至公大事，还外加一点劳军成分，而其他的，包括爱尔兰和此番加拿大闹独立的法语区，则多少是回报主人殷勤乃至于冒生命危险款待用的。 如此，我们遂从这样一枚镜子里看到一个更奇异的背反景观——不是那种从敌方间谍、敌后游击队头子和农庄主人、到被挟持被监禁的科学家云云皆有只生女儿的一胎化现象，这尽管想起来不寻常，但却是通则；而是谭纳小说架构在此通则之上，荒唐到要挨骂地创造出一种角色来，那就是女色情狂，美艳性感怕热不多穿衣服一如邦德女郎，但添加了雌豹雌狮般的掠食攻击本能，总乍见面就把顺势而为的谭纳给扑倒在地。 不敌扑倒女性的布洛克自己 跟典型那种迷战争、迷冒险、迷所有胜负游戏、迷到非洲大陆萨伐旅(也就是穿着恶心露两截大白毛腿的卡其短裤，开枪打狮子、打犀牛、打羚羊云云)的所谓雄性硬汉子一样，伊恩·弗莱明单调乏味而且倒退回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观点路人皆知，不待女性主义者跳出来揭露挞伐(其实已揭过挞过不是一天两天了)，小说的成绩自己就会报复他处罚他。对于伊恩·弗莱明这样一个其实有着细腻观察和书写能耐的说故事好手，女性成为他小说最差最弱的一处隙缝，用中文表达只需要六个字就可以讲完：“高颧骨厚嘴唇”；但如果我们也仿此认定这就是劳伦斯·布洛克的女性观点可就大错特错了，小说的虚虚实实不可以这么笨这么懒这么眼里不容一粒砂子来看，用纳博科夫的话来回答是(跟其他所有小说家一样，纳博科夫同样得面对一堆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的无止无休猜测，包括他笔下那个有点怪癖有点滑稽和坚持的俄国流亡教授普宁是否他本人的化身)，“人们往往低估了我的想像力和我在作品中演化几个自我的能力”。 今天，尤其对台湾的读者而言，由于奇怪的时间错置，这个错误的猜测不容易发生了，原因是我们读到了而且先读到了他较见本心较言志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我们看过了他怎么写伊莲·马岱，看过他怎么写癌症死在恶魔预知死亡残酷季节的女雕刻家珍，看到了他怎么写任一个即使只是一闪而逝的女性角色。 还有，有部分人还亲眼见到过他的妻子琳恩，布洛克访台时她全程都在，美丽、聪明、体贴，但看来她远比她那个容易耽溺于胡思乱想的过度敏感(因此也就不免脆弱多汁)的丈夫坚强而且明亮，是重要时刻掌权做出决定的人，如门多萨如此描述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德斯和加勒比海的女性，“她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机智地把握着现实，在权力之后形成了一股真正的权威力量”。 这里，事情的虚虚实实真相很显然打了个弯转了个折，有点吊诡但非常有趣——谭纳和邦德的结果一样的上床行径之所以成为左右背反的镜像，极可能不只是玩笑性的变形而已，或至少说，这样一个对着弗莱明和邦德而来的谐拟玩笑，反而是源生于、建立于、还受制于布洛克完全不同的女性观点上头，亦即虚构的玩笑既取灵感复又受制于某些难以撼动的真实之上。他无法任意改动伊凡·谭纳的女性态度，不能让他只把女性当日用品消耗品，但事情总要有人做一如地藏王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此，只好摆明了开玩笑地由他负责扮演被扑倒的日用品消耗品了不是吗？真事作假假事作真，真的看起来像假的，假的却又跟真的一样。 然而，某些女性主义者不会因此领情的，骂还是得照骂，一如永远也有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坚持只要是性爱享乐管他怎样该欢迎的还是得照欢迎一样，这事更加神秘难解一如她们吵女性化妆究竟是因天杀的男性还是为自身的欢悦而容，我们安静地等待她们自己做成了结论再说。这里，我们意图稍加分辨的不过是没那么重要的小说虚实真假问题而已。 纳博科夫如是说 说起布洛克的妻子琳恩，在停留台北那段期间，有一桩令人提心吊胆的事，因为从一些读者呼之欲出的极热切极善意眼神中看到了危乎危哉，那就是很怕从其中一个口中冒出来诸如“请问伊莲·马岱是不是就是你太太琳恩”之类的大哉问——你当然晓得这是满心善意的，如小说家袁琼琼宣称想娶前妓女伊莲·马岱这样的女子为妻，但真这么问出来还是毁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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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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