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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好险并未真发生的灾难可以当一则寓言，懂得了它的意思，有关小说真假虚实的ABC也就差不多理解了。 知道怎么样最快得罪一个小说家吗？最见效率的方式之一就是拿出他某一部小说猜测、谈论甚或断言其是虚是实是真是假。这个我们看起来应该不像很失礼的举措，就算你用词虔敬心怀尊崇，没用照样比什么都更像点鞭炮一样在第一时间激怒这个明明上一刻还那么温和那么优雅的人。你指称这里完全是真的、是写实的，你会得罪他；可你指出这里是假的，是纯然想像的，你一样得罪他不误。这里我们只拿格林的反应为实例：“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塞拉利昂。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特派员。我向你们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小孩就是那副样子，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这段话的来历是回应所谓“格林之国”这个说法，而我们知道，这个说法绝大多数时间是赞誉，用来叹服格林他把半个地球、把一个个不同国度化为小说的奇观性能耐，但格林硬是听出了其间有心无心的贬义，就跟多疑的恋爱中女孩从美丽中听出愚笨、从气质中听出长相抱歉一样。这是我个人第二次引述这段话，但这回要请大家看的是格林溢于言表的语气。 之所以一定会得罪，追根究底在于，这样子的真假虚实猜测论断，不仅在一个外行的、不对的层次上，而且硬生生地把小说无可分解、融合为一体的真实虚实给拆开破坏掉，因此注定是谬误的，而且是百分之百全错，不会有猜对一半的几率或程度问题(一如梭哈赌博没“投降输一半”这回事，那是周星驰电影开的玩笑)。小说，作为人独特的创造之物，你要说它是真的，它每一样每一处无不是真的，都是人眼睛所看到的和人心所想到的；你要说它是假的，它也的确全是想像的，它的每一个呈现无不是通过某个人的特殊之眼和心灵所“折射”完成的。也因此所谓的真假虚实，甚至不会是小说书写者的用词，不是他书写时会关心计较的真实问题。内行些的说法起码该是这样的，这是纳博科夫在他名小说《微暗的火》的一段话：“我看到一种绝无仅有的生理现象；谢德(书中的诗人)一边感受世界，一边在转化它，他把这世界纳入体内，将之拆解，再重新组合、储存，以便在某个时刻，创造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奇迹，融合影像和音乐，生成一行诗。我幼年时也曾体验过同样的兴奋：记得那天在舅父的城堡，桌子另一头坐着一个魔术师，那出神入化的演出刚结束。此刻他正静静地品尝他的香草冰。我看着他擦了粉的脸颊，盯着他袖扣上的魔幻花朵——刚才那里跑出了一朵又一朵五颜六色的花，现在则是一朵固定不变的白色康乃馨。他那灵巧如水的手指更令人不可思议，可以随心所欲，把汤匙化成一道阳光，或者把他的盘子往空中一扔，变成一只鸽子。没错，谢德的诗，就像那突然在眼前绽放的魔术：我的华发挚友，亲爱的老魔术师，把一叠卡片放进帽子——忽的，抖出一首诗。” 附带提一下，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刚在台湾出版，总算有机会让台湾的小说读者结束单一一部《洛丽塔》的漫长纳博科夫单食时期了。纳博科夫的其他著作应该会陆续出现，这是个精彩极了又独特到无人可替代的小说家书写者，尽管可能没那么容易读，但好东西都是这样不是吗？对有野心有热望的人而言，是值得放手一搏的。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纳博科夫阅读季节(希望如此)，我们再顺势多追踪他一段话，比较难也比较文学专业点，当然，实在没兴趣的人也大可跳过这段话不管：“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我只能这么界定：现实是信息的逐步积累，是特殊化的东西。比如说百合花或其他任一种自然客体，在自然学者眼里，百合花比在普通人眼里更真实。然而，在植物学家眼里，它还要再真实。假如这个植物学家是位百合花专家，这种真实又要更进一层。也就是说，离真实越来越近。不过，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一往直前，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别抱这种希望。于是我们多少生活在鬼一样的事物里，被它们包围着。……它是神秘事物；拜伦爵士觉得它有多神秘，我也就觉得它有多神秘。” 两种难以撼动的真实 小说书写者被赋予人类世界最宽广的想像和编造特权，但愈是好的、真诚的、程度更上一层楼的小说书写者，会愈多一分体认出真实事物的丰硕、多面向、生根以及其难以替换仿造的力量，一如纳博科夫所讲这是个认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想像和编造是要完成它，而不是要弃绝它替代它，想像和编造可以被体认为如此认识的特殊武器。 小说中有两种真实值得特别指出来，事实上它们也隐藏不了否认不了。一是作为所有基本素材的具体事物，一是小说书写者自身的真实存在。 比方说你要写成一个人，他的血肉肌理他的一切细节，长相、衣着、住的地点和屋子样式、疾病、怪癖、某种意外遭遇撞了车或撞了人什么的，书写者不必一样样累死自己去编造，他只要四处采撷就行，整个现实世界是个什么怪东西都有、简直是无限大的大卖场，而且只要你能在它杂乱无序的堆置中找到你要的，还不必付钱。但真正的重点尚不在此，而在于真实的事物一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纹理质感，一截木头、一块石子、一片蔬菜叶子；还有你越认识它越发现的，它和周遭世界其他一切的有机性的、微妙但强韧的、又舒适无比的联系关系或忍不住要说共生关系，形成了它某种嵌合性的、几乎拔它不动的“位置”，简单讲它长那样子那时间杵那里就是对就是合理(正是这样的认识使小说家容易明知故犯地侵人隐私，从而被告变成需要付钱了)。这都是人通过凭空想像和编造做不到的(奇怪有些写小说的人怎么会认为自己可以)，纯粹的人造物通常是某种特殊目的乃至于工具性的，夸大某一个你要的单面向特质，可以更硬、更轻、更光滑、更不腐烂、更飞向宇宙遥远光年之处，但就是不可能如生命之物的面面俱到而且无需证明。 另一个真实，则是不可让渡不待分说的，因为它正是小说书写的根本前提，是第一个，是太初有言，这就是书写者自身的存在和持续存在。终极来说，这甚至无关乎小说书写技艺的选择，书写者可以是谦卑的、隐藏的、不用到任何自我的具体成分，也可以是强势的、心急的、整个人直接跳出来，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便让自己躲在和上帝一样透明但知道一切的冷眼旁观位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则管他的直接冲上火线大发议论甚至和读者吵架。但我们说，这个“我”都在的，即使书写者只情节地重新叙述一个已有已知的故事，他也就已经改变了这个故事，在视角里，在声腔语气中，在节奏的疾缓快慢所显示的焦点微调，在自觉不自觉的具体细节云云。弗吉尼亚·伍尔芙说：“首先他得先相信。”相信它是真的，或相信它是荒唐滑稽的，像布洛克便相信谭纳命带一堆女色情狂是假的，是对可敬“七”的玩笑，因而更肆无忌惮，你相信，然后这个故事的叙述或者转述才得以开始，就在相信的那一瞬间，你已无可避免地进入到故事里头了，《圣经》把这样子的经验称之为因信称义。 所以博尔赫斯这么讲：“我对我的文学信念态度，可以用一句宗教意味的话来说明：我信它，不是因为其为首创，而是因为其为我所相信。老实说，我认为以下这个假设放诸四海皆准，甚至对那些设法否定它的人亦复适用：所有文学作品说到底都是自传性的。”日后，他还讲他这辈子从未在笔下创造过什么人物，他从头到尾写的都是自己，“都是同一个老博尔赫斯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里的遭遇”。 有点对博尔赫斯和他的睿智话语不好意思，但我们应该也可以这么讲——谭纳和这些各国各族的女色情狂，其实也都是同一个老布洛克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里的上床。 受苦的女性 注意到没有？博尔赫斯讲自己“同一个老博尔赫斯”时用的是单数，而纳博科夫的“我在作品中演化几个自我”的自我却是复数。 单数或复数，原无关宏旨，当然只是语义学的问题而已，其最根本的意思殊无不同。但它们确实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东西，指向了往下不同的思维路径，这里，纳博科夫的复数性自我恰好能帮助我们回答那个有关“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的怨妇问题。 读者和妻子面对同一部小说的虚实猜测，其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闲着也是闲着的八卦，后者则明白且立即地攸关了身家幸福。感情中，婚姻里，我们经常得做某些过度承诺，因为不如此我们首先就通不过比方教堂神父宣告婚姻成立之前的仪式性询问(“你是否答应终身爱她？在困难中在病痛中不离不弃她？……”像不像警察抓小偷时的“米兰达警告”——“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我们更常忍不住做某些明知不可能的要求并坚持兑现，比方说情侣间夫妻间不可有任何秘密一切透明云云。然而，所谓的秘密有很多种或说很多层次如好吃的可颂面包那样，第一层当然是知道但不说出来(又可粗分为恶意欺瞒和不好意思承认两层)，再来是没机会想起并说起，再来是如本雅明所说不知如何叙述自己，最深一层是自己也不知道，它只会在某种不一样或不可能的时间空间遭遇中才被发现被演化出来，因此它是秘密，但其实也是人的潜质和可能性。 要命的是，小说，某个层面来说，进行的正是这个深层的探勘演化工作，这之于人类全体当然是高贵而且勇敢的，惟“公鹅的好菜并不等于母鹅的好菜”，对书写者本人那位可怜的妻子而言，这却经常是个致命的噩耗，她看到的不是珍稀的成果，而是不敢置信的秘密，是另一个全然陌生的丈夫，包括他原来(可以)这么看待异性，看待感情和婚姻，看待生活和生命本身一切一切，尽管这些都没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这是否只意味着缺乏适当的机会？是预告了不可测的可怕未来？况且，有些事不是真正去做才构成犯罪，在森严的感情律法、婚姻律法中，犯意通常比犯行只重不轻不是吗？因为犯行可能生于偶然或一时昏了头，但犯意却是根生的，处心积虑的，所以更可恶不是吗？ 因此，不只是“那个女人到底是谁”这一个问题而已，这毋宁只是其中最浅层面的或最迫切的或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或仅仅只是能具体问得出来的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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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烟花漫天,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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